“中国三十岁以上的人已经清醒”

“出来之后我的睡眠质量好了很多，我在国内经常失眠，各种压力，特别是被警察找啊，每次我手机里收到有警察头像发来的短信，我都吓死掉。”饶星说。

30岁的饶星10月初携家人逃离到荷兰。十多年前他曾是一名武警，转业后自谋开店，在不堪各种税赋的情况下，他选择在一家面包蛋糕连锁店做高管。而当下越来越严酷的经济，让他感受到民生的艰难。

他说，自己从中共的一名“党卫军”，到今年中共阅兵国殇时贴出独裁者下台的抗议标语的经历，显示出“在中国其实三十岁的人已清醒”。

为何逃离中国

饶星表示，他从2019年开始翻墙，系统地认清了中共的真面目。今年8月，他因翻墙与海外抗共组织频繁互动，突然接到中国当地武装部的电话，询问他目前的详细情况。

9月初，中共高调阅兵，引来网上不少人留言嘲讽。饶星说，他因在网上跟人讲中共是假抗日的真相，被人举报，一天晚上警察登门对他严厉警告，并让他删除所有的帖子，这让他意识到他的网络言论已被监控。

在中共十一国殇日前夕，饶星在国内公园广告上、公共厕所贴出“习近平下台”的抗议标语，又在X上发帖说“没有国庆，只有国殇”“中共不等于中国”“独裁者下台”。之后，警察很快又找到了他。

“这一次就比较严重，他们问我为什么写这些东西，我说宪法不是说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吗。我还没说完，他就把我推倒了，用警棍把我的脚打成黑青色。然后拘留了我一个晚上。最后是我老板找关系才把我弄出来。”

饶星说，在当下的政治环境下，他看到身边许多发声的人被带走、被训诫、被判刑。“那段时间我一直处于紧张、担心、害怕和恐惧的状态，担心自己也会面临同样的后果。我感到国内越来越不安全，我必须要赶紧离开。”

饶星表示，早在十几年前服兵役的时候，他就暗下决心将来要离开中国，当时受到部队强制洗脑灌输的迫害，“你如果记得不牢（习思想等），他就会打你惩罚你，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有一个种子就种下去了。”

2025年12月7日，饶星（中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对面国家纪念碑前参加国际人权日集会。（饶星提供）

披露中共军队思想控制内幕

习近平上台的那一年，18岁的饶星从福建来到河南省武警总队南阳支队当兵。“当时很兴奋，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到了新兵连，吃的第一餐我到现在都记得，一大锅煮的羊肉，真的非常好吃。”

饶星说，来到部队的人都想通过转士官留队，然后提干，考军校等，然后逐步晋升，实现自己的“将军梦”，部队那首歌洗脑歌也是这样唱的，但后来发现都是假的。

在部队，转士官、提干、考军校等都是要花钱和要有关系的，饶星说，有钱有关系的人他们的孩子去部队当兵，是他父亲给安排好的。“谁是谁的儿子，这些干部子女，有的军校出来代理排长，可以一直慢慢晋升。即使退伍了，他也可以进入体制内。”

“我们农村人的孩子去当兵，不管在部队里多优秀，其实就是走过场，打仗的时候就是去当炮灰。但他会给你宣传说好男儿要当兵，参军光荣等。”

饶星说，刚入伍的那个时候是洗脑最强的，要背习近平的讲话，包括忠诚卫士的誓词，一直要背。“他们会给你一个手册，然后让你在太阳底下站着背，如果你背不会，就让你一直站在那边背。”或者体罚你吊在单杠上，“几分钟你都受不了了”。

饶星说，上政治课时要你坐得跟木头一样一动不动。有一次他在上课时有点犯困，在跟教官解释原因时，就被教官打了。

“我说训练量很大，吃的也不好，晚上也睡眠不足，要保持跟木头一样，又看那些很枯燥的东西……他都不会让你说完，直接‘咔’一脚就上来了。当时我就哭了，觉得被骗了，根本不是像宣传的那样子。”

饶星说，士兵们经常还被组织去观看经过当局特别制作过的镇压新疆跟西藏民众抗议的洗脑纪录片，“他们的角度都是，我们身边的战友受伤，被那些人用冷兵器砍伤之类的很暴力的画面”。

他认为，更可怕的是，部队里的那些军歌和口号都是为了让你在某一天为了维护当局所谓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去献身而准备的。

“像每天出操的各种口号，饭前唱的一些歌，它的歌词其实有渲染让你去牺牲的那种成分。比如说有一首歌叫‘当那一天真的来临’，里面就是为了胜利我会勇敢地前进。或者说还有一些为了完成任务愿意奉献一切等等。”

饶星还披露，部队里贪腐也很严重，“在新兵连和集训的期间，伙食特别差，平常的六菜一汤全变成顿顿面食。”他说，部队还利用发放政治院校所谓的函授大专证书赚钱，“在军队服役期间，让你学习，提升学历吧，每人三千块钱左右，然后钱交了，只有少数人拿到证书，大部分人就没有结果了，不了了之了。”

饶星说，在他服役的两年里，包括在新兵连100日集训中，因为身体体能训练的压力，或政治洗脑的压力，或被打骂体罚等虐待，有人训练中死掉了，也有人受不了疯了、自杀了，也有人逃跑了，好好的人都不正常了。

“它里面的要求就是，被子一定要叠得方方正正的，那个腰带要扎得非常紧，走路要走直线，拐直角，还有坐姿，站姿，各种姿势，都是加倍的时间训练，常年累月很多人都有腰伤，特别是参加一些特战队集训的，他们都会有腰伤。”

饶星说，部队最怕你思想“出问题”，所以，要经常思想汇报。也不能用手机，部队的电话是打不出去的，只能打自己内部的联系，所以你不知道外面的情况，内部的也不让你说出去。

“有一些黑暗的东西，怕你说出去会很伤军队的脸，有些事情都是比较羞耻的。所以我甚至退伍了一两年，我都不会跟别人提起部队的事情。”

饶星说，洗脑的印记非常深刻，到现在会条件反应式的想起来。“我退伍后都花了好几年才走出（阴影）来，有的时候做梦都好像又回去又要重新当兵了，那种规矩那种生活，我想想都害怕。包括我这段时间重新回忆起很多事情，心情都感觉很压抑。”

饶星说，现在部队对人的控制是更加严厉。“有个刚退役的，他在海军辽宁舰上服役，他说现在对人的控制、审查更加严格。有一点小事情，集体要受罚，要全部人写检查。他家庭条件比较好，他也是属于关系那一类的兵源，他想留队晋升还是有空间的。但他也选择离开，因为他受不了那个环境。”

转业后开店失败 深感民生艰难

2016年，转业后的饶星自己开了一家面包蛋糕店，由于卫生局、食药监、工商局、城管等各种检查和无事找麻烦、各种税赋，加上没有人际关系，以及持续不断地花钱应酬，最后面包蛋糕店难以为继。

关店后，饶星在一家面包蛋糕连锁店当高管，期间他还兼职送外卖、开滴滴，因为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很差了，为糊口，送外卖开滴滴的人也越来越多。

饶星说，送外卖，你想挣高工资，风险是很高的，经常会闯红灯，“接的单要很多，一个单的单价很低，一公里是一块五，时间又给得很短，一单可能只有半个小时到四十五分钟，但有的距离很远，基本上每一个送外卖的人都会翻车，都会被车撞。每个送外卖的人都会受伤。”

饶星指，现在情况更糟糕，当年高房价买房的人都被套牢了。饶星有3个比他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因为结婚，疫情前都在滨海新城同时买了房子，“当时是1万6每平米，现在的价格在八九千，几乎跌了一半。”

“你自己挣的能拿去还房贷。如果你要生病的话，就基本上凉凉了。”他说，现在的年轻人都要靠父母的补贴生活，为尽快提前还贷，父母还要在外面打工。

饶星说，福州以前有很多私企，疫情后，加上外贸没了，现在倒闭很多，“像那个轧钢厂、纺织厂基本上都倒闭了。没倒闭的企业都在裁员，很多店关门，到处都找不到工作，……”

他表示，现在民生艰难，身边有许多人都挺惨的，有的人不结婚了，因为看不到希望，直接躺平。有的人买了房子，后来工作没了，付不出房贷，法院在门上贴个封条，把房子收走了。

“最惨的是买了房子拿不到房子的，这种是很多，房子成了烂尾楼。”他说，“政府跟开发商勾结卖店铺，结果，很多人买完店铺后才发现，店铺只有使用权，年限比商品房还短，业主去福州市政府维权讨说法，但很快就被‘和谐’掉了。”

饶星表示，在中国，普通人的路是百分之百地被堵死了，“就像我儿子，我都能想像到十年二十年后他要面对的事情。”

中国三十岁以上的人已清醒

饶星带着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逃出中国，一路非常艰辛，他说，从内心来讲没有人愿意离开自己的国家，都是被逼的。

来到自由世界，饶星感到这边的人很善良。他还看到路边的鸽子、野鸡，河里的野鸭都不会害怕人，“因为没有人会伤害它们，如果在中国，早就被人抓去吃得毛都不剩了”。

饶星也提到了他当时的内心想法，“其实我刚从那个环境里出来，还有很多以前的一些思想，我当时就是想把它拿回去炖汤，或者说红烧掉。”但他最后没有那么做。他说他领悟到了成语“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和“孟母三迁”的道理。

2025年10月19日，在荷兰海牙中国大使馆前，饶星参加抗议中共大抓捕锡安教会，声援“信仰不是罪”活动。（饶星提供）

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声明后的饶星表示，他会持续在海外为中国人的自由而发声：“我在国内也有抗争过，也有发声过，也被铁拳捶过，现在来到自由的环境，也会持续地发声。”

饶星说，他在国内看到很多人也是清醒的了，“特别30岁到40岁的人清醒的很多，他们很多人翻墙，我身边20岁的人都翻墙，翻墙后，明白了他们活得累，生活不如意的真正原因。但你在抖音上看不到他们的声音，因为被和谐掉了，他们的发声被共产党盖住，删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