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洪“肌无力”了 中共财政危机下的维稳困境

中共每年动辄超万亿元的天价维稳经费，曾支撑起一幅“社会和谐、国泰民安”的盛世假象，如今，随著中共经济下行、财政危机的爆发，各地维稳经费捉襟见肘，维稳开支由优先顺序转为存量博弈。

在基层，“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真经，开始至滑落“办案要算账”的维稳困境。 1月20日，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介绍，2025年中共赤字率为4%左右、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新增政府债务规糢11.86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9万亿元，远超前几年平均水平。 

 但中共的赤字扩张和大规糢举债，多数是用于借新债还旧债和保基本执行，地方政府债务仍居高不下。中共官方承认的显性债务54万亿元，隐性债务12万亿元，地方总债务67万亿元。但国际机构普遍认为中共刻意掩盖了政府真实债务，2025年底中国地方政府真实债务（含广义城投及各类隐性债务），市场最主流的共识大概率落在130–145万亿之间，比较悲观的估计能到150–160万亿。 

 

这个规糢已经远远超过官方承认数字，也构成了目前中国经济问题最大、最难处理、最易引爆的结构性炸弹之一。这一巨大债务不仅挤压了中央和地方的支出空间，还间接导致维稳机制经费保障不足与执行力衰退。 过去，维稳是中共财政支出的刚性选项，现在，财政亏空下的维稳机制不再是财政支出的优先顺序选项，人员工资、退休金支出、医保支出和化债支出成为第一阶梯支出，维稳经费不得不纳入财政赤字挤出效应目标。 

 举个例子说。我们来看一看中共深圳市罗湖区委政法委员会 2025 年预算收支情况。 2025 年中共深圳市罗湖区委政法委员会部门预算收支均为 3,389.60 万元，较 2024 年年初预算收支均减少 549.29 万元，均下降 13.9%。其中，44名在职人员（含行政编、事业编、雇员）工资福利和社保支出1,662.67 万元，人均37.78万元占比49.1%，19名退休人员经费683.78万元，人均每年36万元。一个小小区政法委，在编和退休人员的年人均工资支出竟然高达近40万元，简直是在喝纳税人的血。 

 深圳市罗湖区委政法委2025年用于实际迫害善良百姓的维稳经费，所谓的项目支出921.91 万元，根据财政部门过紧日子的要求，一般性项目经费预算有所压减。其中“反邪教事务”356万元，预算数比去年减少了30万元，用于购买 20名反邪教社工，创建无邪教示范街道、社区1个；全年开展40场反邪教宣传活动；维稳事务 211.00 万元，比去年减少68万元，主要用于处置敏感时期和重大群体性矛盾纠纷维稳工作；政法事务164.71万元，较去年减少约33万元，主要用于开展基层公益普法、组织开展法治宣传，订阅法学杂志刊物等；综治事务 97.00万元，比去年减少37万元，主要用于开展防治理违法犯罪宣传教育活动工作。 

 从经费预算安排上来看，中共实际用于维稳迫害的经费大幅减少。但在其他维稳和综治经费上较2024年减少25%-30%左右。 另外，2025年中共深圳市罗湖区委政法委员会机关执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 99.26 万元，较2024年年初预算减少59.95 万元，下降 37.65%。机关执行主要是一些会务、交通、差旅、办公经费等减少了。 罗湖区政法委2025年预算收支缩水情况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2012及2013年，中国维稳费增幅超过百分之十。疫情期间的2021到2024年，中国维稳费年增率分别为0.7%、4.7%、6.4%、1.44%，增幅较以前大幅减少。 财政危机严重的地区，维稳资金链断裂，很多基层维稳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

2024年8月，福建莆田涵江区一位网格员称，当地政府拖欠全区网格员工资长达半年，并且社保也停了。此外，山东临沂也有网格员和社工反映工资被拖欠数月的情况。欠薪导致基层人员流失率上升，维稳从“预防性镇压”转向“被动向应”。 据报道，中共四中全会前夕，北京、成都、贵州等地多名异议人士、维权人士、独立学者与访民被公安上岗限制行动。多位受访者表示，今年维稳经费紧缩，中共当局未按往年强制“旅游”离开居住地，而改为在家软禁。

2025年联会期间，“八九学运”领袖季风被要求在“两会”召开期间留在贵州，与往年不同的是，当局不安排季风出外旅游与地方政府财政紧绌有关。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犯罪率持续下降，这被宣传为维稳成功的标志。2025年全国刑事案件下降12.8%，创本世纪新低；严重暴力犯罪降4.7%，绑架降40.7%。2024年下降25.7%，2023年严重暴力犯罪起诉人数降至6.1万人，仅为1999年的37%。公安部报告强调，这是“平安中国”建设的成果。 

 然而，这一“下降”可能只是经费短缺下的虚假表象。经济放缓本应推高犯罪（如失业诱发社会事件），但数据反转，表明存在瞒报或操纵数据的可能性。维稳经费紧张导致基层倾向于“低报”案件，在节省资源的同时谎报政绩。众所周知，2025年，大陆各地献忠事件遍地，经济下行导致的社会不满快速积聚，各地因学校霸凌、孩子失踪、特权凌弱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风起云涌，所谓刑事案件下降只是中共官方的数据瘦身，维稳资源陷入紧张和枯竭，中共的维稳资源体系面临从未有过的贫血症。 

 据司法系统内部人士披露，目前基层执法面临著前所未有的经费约束，现在办案要先算账，一个刑事案件从立案、取证、跨区域追捕到最后的司法鉴定，每一环节都是真金白银的支出。过去经费充足，现在外出办案自己还要掏腰包垫食宿交通费，办案经费严重不足，致使很多案件根本不立案，或者快速结案。

一位律师博主在抖音上称，百来号人的基层派出所，真正研究案情的警察不到10%，因为办案出钱出力还不讨好，大部分警察不研究案情，研究人，研究怎么巴结领导往上爬。 长期以来，中共为了政治维稳，投入巨资构建了全方位的科技防范监控网络，包括互联网审查、摄像头监控等大规糢监控行为，其中利用了人工智能、人脸辨识、指纹识别、声纹识别、虹膜识别、大数据分析、DNA检测等技术，截至2022年，中国视频监控摄像头部署量达到 27.6 亿台，人均两个多。这套系统每年的维护费用、电费和数据存储费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

但是近年来，老大哥科技天眼因为资金缺口导致无法及时维修和系统更新。外包的技术公司因为收不到欠款而直接和公检法对簿公堂。 据陆媒报道，天津民企天地伟业，2016年、2018年两度中标滨海新区公安局视频监控系统及运维项目，累计被拖欠本息5000万元，天地伟业状告滨海新区公安局，2024年10月，当地法院曾对公安局负责人发出限制消费令，但2024年11月，法院又接触了“限高令”，并两度裁定公安局“无财产和执行”。

也就是说，天地伟业事实上无法从公安局要回欠款。天津和贵州都是全国财政亏空大户，天津去年还闹出向大悲寺借钱发公务员工资的丑闻。另一方面，民企主动投标帮中共公安完成迫害老百姓的监控工程，回头来拿不到钱，是不是也应该反思一下，充当中共的科技帮凶，最后的结果注定好不了。 

 维稳经费短缺，中共政权赖以维系的暴力机制不得不被动战略收缩，维稳疲软下中共政权面对越来越多的社会不满与民怨，企图用罚款、远洋捕捞、课税等方式补充维稳能量不足，殊不知，掠夺性财政收入只会将社会爆发的临界点前置，政权崩溃的阀门正在一步步地被中共自己亲手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