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它是中国最危险的职位？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近日遭到清洗。有分析指出，这并非单一个案，而是共产威权体制的结构性逻辑使然：当权力高度集中于最高领袖时，军方高层既是统治不可或缺的执行者，也同时被视为潜在威胁，必须不断透过整肃和清洗来确保他们的“绝对忠诚”。从斯大林、毛泽东到习近平，历代领导人大多以“勾结外国势力”等名义铲除将领，形成“职位越高、风险越大”的政治生态。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1月30日刊登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Miles Yu）的评论指出，上周末，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上将遭到戏剧性清洗，他是中国最高阶的现役将领，而这再度证明1件事：共产独裁体制要求高阶军事领导人对领袖保持绝对忠诚，但是“绝对忠诚”永远无法被绝对验证，因此对它的追求，最终必然滋生偏执和猜疑。 

这并非偶发事件，也不是个别领导人的病态性格，而是共产统治本身的结构逻辑。从斯大林到毛泽东，从金正恩到习近平，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要求完全服从，而对完全服从的要求，则不可避免地带来无止尽的清洗。 

每个共产政权的核心，都是1位垄断党、国家、军队以及安全机器全部权力的最高领袖。这种权力集中难以容忍真正的集体领导存在，但每位最高领袖仍不得不依赖那些掌握庞大实权的下属，来执行统治。

这种依赖制造出1个致命矛盾：越接近权力核心的人，既最不可或缺，也最具威胁性。

结果可以预见。最高领袖会对潜藏的异议、双重忠诚，尤其是“与外国势力的勾结”产生执念式怀疑。排外式的偏执成为维系政权最致命的武器，只要指控政敌“与敌对外部势力勾结”，便能在维持体制道德神话的同时铲除对手。领袖永远不会犯错，错的永远是“到处都是的叛徒”。 

斯大林将叛徒逻辑发挥到极致

1937年，苏联红军最杰出的指挥官图哈切夫斯基元帅（Marshal Mikhail Tukhachevsky）被指控与纳粹德国勾结、企图推翻斯大林。罪名完全捏造，但这并不重要。他在军中的威望、现代化改革理念和接近权力核心的地位，已让他变得不可容忍。 

最终，图哈切夫斯基被处决，大批红军高层也一并遭到清洗。在“大清洗”期间，斯大林特别锁定所谓的“托洛茨基分子”（Trotskyites），那些具有国际联系、容易被描绘成外国代理人的人物。苏联5位元帅中，有3人被杀。只有两人幸存，原因很简单：他们军事能力平庸、政治上无害。

中共也走上相同剧本

自1949年建政以来，中国的军事清洗1波接1波，背后反映的都是同样的恐惧：掌握枪杆子的军官，有1天可能把枪口转向自己。 

毛泽东时期，元帅遭清洗并非因为无能，而是因为“不够意识形态忠诚”。彭德怀因为批评灾难性的大跃进，在1959年被打成与苏联勾结。林彪则被指控与苏联策划政变，1971年在神秘空难中身亡，彻底粉碎高层安全感的最后幻想。 

毛泽东的偏执并非毫无理性。1964年的“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给他留下深刻阴影。当时，苏联国防部长暗示中国元帅贺龙可以效法苏联推翻赫鲁雪夫那样“换掉毛泽东”。自此，毛泽东深信外国支持的政变并非理论，而是现实威胁。贺龙最终遭到清洗并被迫害致死。

即使是毛泽东最亲近的合作伙伴刘少奇也未能幸免。毛泽东将他打成“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酷刑中死亡。在这种体制里，绝对忠诚没有任何保护作用，越接近权力，反而越危险。  

习近平时期超过110名高官落马 

习近平上台后，清洗行动更加猛烈。自2012年以来，已有超过110名解放军高阶军官落马，是文革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整肃。起初，习近平打著“反腐”旗号，现在则直指最高指挥层，尤其是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副主席可能是中国最危险的职位之一，既最接近最高领袖，又掌控军队的最大实权。自1949年以来，已有9名副主席被清洗，多数被指控与外国势力勾结。 

在习近平时代，郭伯雄、徐才厚率先落马。2023年起出现前所未有的清洗潮：火箭军司令、装备采购高层、战区指挥官，甚至习近平的亲信也未能幸免。2025年，何卫东和苗华遭到撤换。如今，连习近平的长期盟友、同属“红二代”的张又侠也遭到清洗，更具象征意义。 

在反腐和清理亲信都用尽后，习近平似乎准备动用共产政权最古老的罪名：与外国勾结的叛国罪。外传张又挟可能被指控向美国泄露核机密。多么“方便”的指控。目的很清楚：习近平必须让体制相信，这场清洗不是个人斗争，不是权力算计，而是对抗外敌、拯救国家的正义行动。

这正是共产体制清洗的偏执逻辑：职位越高，越容易被贴上叛徒的标签。在这样的制度里，生存靠的不是能力、诚信或贡献，而是“不要引起最高领袖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