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收入五年来首降：三个反直觉数据

1月30日，中国财政部公布2025年财政收入数据：全年下降1.7%。这是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出现财政收入负增长。

中国财政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在总体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中央层级下降更为显著，同比下降6.5%。

通常情况下，只要经济保持正增长，中央财政收入基本会随之增加。2025年中国GDP增长5%，但中央财政收入却出现下降，这种背离值得关注。过去10年，除2020年因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停摆外，中央本级收入几乎总是保持正向增长。2025年经济已经回稳，中央财政收入却出现缩水，背后的原因值得关注。

反直觉数据一：受非税收入大跌拖累

导致中央财政收入下降的主因，并非税收——税收实际微增0.8%——而是非税收入下降11.3%。

财政部的解释只有一句话：“主要是2024年一次性安排中央单位上缴专项收益抬高基数。”

这句话背后，是中央政府如何“动用家底”。

2022年至2024年，面对减税降费压力和刚性民生支出，常规税收收入难以支撑。为填补缺口，中央动用了“家底”——主要是央行、中国烟草总公司、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专营机构上缴的利润。

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历史结存利润。根据中国财政部与央行披露的数据，仅2022年，央行就向中央财政上缴结存利润超过1.13万亿元。这笔款项并非当年经营利润，而是央行过去多年累积的结存。到2024年，为进一步支持财政，中央再次安排类似的“一次性”专项收益上缴，中央非税收入9042.4亿元，增长142.3%，使当年非税收入基数被抬高。

简单而言，2024年的帐面数据包含了当年税收，还把累积多年的结存一次性取出。而结存有限，取完即止。2025年缺少类似的结存上缴，因此非税收入显著下降。

但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在报告中指出，虽然财政部强调收入下降主要因2024年“特殊一次性收入”抬高基数，但这一解释无法覆盖全部事实。

陆挺表示，如果仅是“央行上缴利润”等非税收入基数问题，税收收入应保持相对稳定。但数据显示，12月的下滑在税收和非税收入中均有体现，税收下滑直接指向企业盈利和交易活跃度的下降。

换言之，虽然去年专项收益上缴推高了对比基数，但目前税收增长依然有限。财政收入整体下滑是税收增长乏力与非税收入大幅减少共同导致的。

直播电商成爲热门行业，主播的收入水涨船高，也成爲税务稽查的对象（图片仅爲示意，不代表牵扯税务问题）

反直觉数据二：税收总收入微涨，但个税大涨11.5%

把目光聚焦到税收结构时，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反差：全国税收收入仅微增0.8%，但个人所得税却同比增长11.5%。

在2025年的普遍感受中，无论是企业招聘薪资还是年终奖，都透着“寒意”。然而个税数据却跑出两位数增长，远超整体税收增速，也远超同期GDP增速。

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5%，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5.2%。这说明宏观统计上工资仍在增长，但增速可能不及个税的11.5%。

背后的原因之一在于，2024年同期个税收入下降了2.7%（受提高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影响），这个“坑”使得2025年的增长率在数学上显得更高。

更显著的原因则是徵管力度的提升。

2025年被许多高净值人群称为“全球征税元年”。CRS（共同申报准则）全球信息交换网络覆盖超过150个国家/地区，境外金融资产信息自动报送回国，导致大量隐形海外收入被迫“阳光化”并补税。许多美股、港股投资者陆续收到税务局的“风险提示函”，要求自查并补缴过去数年的投资收益所得税。

与此同时，2025年中国互联网平台涉税信息首次完成向税务部门的全量报送，电商、直播带货等领域被全面纳入监管，年底出现一轮补税潮。

比如，2025年12月，北京市税务局披露，知名车评网红陈震通过隐匿收入、转换收入性质及虚假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118.67万元，被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47.48万元。

仅2025年前11个月，国家税务总局就通报查处了1818名明星网红等“双高”人员（高收入、高净值人群），查补税款15.23亿元。

与个税的增长形成对比的是，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国内增值税仅增长3.4%，企业所得税仅微增1%。这直接反映了企业盈利能力的修复尚需时日。

在财政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中国的财税徵管从“粗放”走向“精细”、从“抓大放小”走向“全面覆盖”。

2025年3月6日，在中国东部山东省青岛港，进口铁矿石从船上卸载后被分类堆放。

反直觉数据三：地方收入上涨，但土地财政已崩

第三个反直觉最具迷惑性：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同比增长2.4%，甚至好于中央的负增长。乍看之下，地方财政似乎比中央更为健康。

但这个数字掩盖了一个现实：曾经作为地方政府最大财源的“土地财政”已经崩塌。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先厘清中国财政的“两本帐”。地方政府的钱袋子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主要来源是税收和非税收入；二是“政府性基金收入”，其中的绝对大头就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也就是俗称的“卖地收入”。

2025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仅完成4.15万亿元，同比下降14.7%。若将时间轴拉长，这一数字相比2021年8.7万亿元的历史峰值，已经腰斩。

卖地收入属于“政府性基金预算”，专款专用（主要用于徵地拆迁和基建）；而“一般公共预算”才是常说的财政收入（用于发工资、民生等）。过去卖地收入不仅管基建，还能通过“调入资金”的方式补贴一般公共预算。现在卖地收入腰斩，不仅基建没钱了，能调入一般预算的钱也少了。

过去20年，“土地财政”是支撑地方政府运转的核心引擎：卖地收钱，投入基建，拉动房价，再卖更多的地。这套循环曾让地方政府运转顺畅。但当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这条路走不通，地方财政的根基便开始动摇。

那么，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的增长从何而来？

目前，更细的数据并未公布。但从2025年的地方财政看，在“过紧日子”的同时，“盘活存量资产”风靡一时。

过去一年，更多城市的公共资源被推向市场：不仅是传统的闲置办公楼拍卖，更包括机关食堂经营权、城市路侧停车位特许经营权，甚至部分景区的长期收益权。这些资产处置收入被计入非税收入，填补了缺口。

比如，南京市交通集团的案例入选了国家发改委“第二批盘活存量资产典型案例”。他们将高速公路沿线的服务区、匝道、路沿等“隐形资源”盘活，引入光伏发电和充电桩业务，将闲置资产转化为长期收益。

某种程度上，这是地方财政从“卖增量”向“卖存量”的转型。但存量资产终究有限，这种模式能维持多久，是悬在地方财政头上的长期问题。

2026年财政政策走向

土地财政崩塌后，2026年对财政政策需要做出哪些判断？

陆挺表示，“2026年中国有望推出更大规模的政府支出计划，预计赤字率维持在4%左右的水平，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等规模适度增加。”这意味着，官方赤字率将继续突破传统3%红线，维持在历史高位。

在政策重心上，陆挺强调：“2026年最重要的是想方设法地扩大内需，政策重心应该放在财政政策上，财政政策尤其是要注重稳定房地产市场。”他进一步明确了财政资金的关键用途：“2026年应该做好房地产市场的化债工作……要重塑信用关系，这样才有助于推动信贷需求的恢复。”

总结而言，当地方政府失去卖地收入这一核心财源后，中央必须通过提高赤字率、发行更多国债的方式来“接棒”，不仅要为地产化债买单，更要在养老等基础民生领域承担起更多直接支出责任。这不再是“中央转移支付补贴地方”的传统模式，而是中央直接下场、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为整个财政体系托底的深层次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