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大佬身后的贵妇、红裙......

他嗅到了危险的气息。

2010年12月24日，一个叫侯军霞的女人被警方控制。

仿佛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水波乍起。

几天后，另一个女人也被控制——丁书苗，人称“高铁一姐”，侯军霞的母亲。

他火速赶往美国沃尔纳特市皮埃尔路688号，那里有他购置的豪宅：占地近三万平方英尺，约2793平方米。

随即，他将这套原属夫妻共有的别墅，全部转移至妻子名下。

2011年2月11日晚，铁道部大院里，刘志军在人群簇拥中被带走。

此时，他也已悄然完成财产切割。

2月28日，其停职审查的官方通报出台。

他是张曙光，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

此后，他整个人今非昔比，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还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

法庭宣判结束，他被法警带走时，那个一袭红裙的情人在走廊奔跑呼喊：“家属要会见！”

而他法律上的妻子，沉默哀戚，正瘫软在门口的墙边。

后来，律师前往看守所。

他让律师传话：“告诉他妻子，属于她的，他不会带走；告诉那个女人，不必担心未来几年的生活，他已有安排……   以后，找个好人家嫁了吧。”

一

妻子，是张曙光命运中的第一个贵人。

张曙光身高一米八，仪表堂堂；

妻子王兴则身材娇小，貌不惊人。

二人曾是校友，毕业后同赴上海铁路局蚌埠分局。

张曙光最初被分到站修车间当工人。

当时蚌埠车辆段的段长很欣赏这个大学生：“专业对口，车辆段所有活他都能干。我最喜欢他不卑不亢的劲儿，不刻意讨好领导，话不多但句句说到点子上。”

作为大学生，张曙光和其他工人一样勤快卖力，很快被提拔为车间副主任，半年后又升任助理段长。

此时王兴正与张曙光热恋。

奇怪的是：“王兴并不在车辆段工作，也没别的工作，每天只是陪着张曙光去食堂吃饭、去车间上班。”

甚至车间开会时，“王兴也在，就坐在张曙光身边听。”

工人虽有微词，领导却无人制止。

更令人意外的是，张曙光调任助理工段长不到两个月，又接到新任命：铁道部车辆局验收室管理工程师。

其领导不解，向分局反映：“怎么才来的人才，这么快就要调走？”

分局回复：“你别管了，我们也管不着。”

这样的调动对铁路基层而言难以想象：他跨越了蚌埠分局和上海铁路局两级单位，直接从车辆段进入铁道部。

后来大家才明白——王兴的父亲是铁道部“老人”，资历深、人脉广。

此后张曙光在铁道部如鱼得水。

昔日领导评价：“他熟悉领导喜好和心理，分寸拿捏得准。”

验收室负责对新造客车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铁道部才会向客车厂拨付车款，职权可观。

张曙光的第一次权力升级，是调往车辆局客车处。

该处是实权部门，主要职能有二：编制年度新造客车计划，在部属机车制造厂间分配指标；审批地方铁路局的客车更新计划。

客车厂负责的系统集成中，许多零部件可由配套供应商提供，这便产生了寻租空间。

若供应商与客车处关系好，便能成为铁道部指定供应商，业内称为“点装”。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张曙光开启了全新的官场规则：“提条件，给好处”。

王兴则远赴美国，在洛杉矶购置独栋住宅。

随着张曙光职位再度上升，他们将洛杉矶房产出售，买下著名的688号豪宅。

同时，王兴摇身一变，成为“马克夫”集便器在中国的独家代理。

该品牌在2003年前一度主导铁路集便器市场。

2004年，中国铁路第五次大提速，提速后的25T型客车均需安装真空集便器。

王兴迅速搭上这班快车，转而代理“蒙诺格”真空集便器，很快占据80%的市场份额。

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已交付的453辆动车，其集便器市场规模已超25亿元。

而2010年新造动车又有上千辆，集便器市场再增约50亿元。

一个小小的集便器，足以让人发家致富。

这一领域不涉行车安全，不易引人注目，可谓是：“既赚钱，又安全”。

二

刘志军升任铁道部部长后，为张曙光打开了第二次升迁之门。

刘志军的前任曾如此评价刘志军：“有强烈的权力欲望，深谙潜规则，有时不讲原则，以权谋私。”

因此前任提醒时任副部长的刘志军：“要注意群众影响。”

二人自此渐行渐远。

前任卸任时，在候选人名单中未提刘志军，并在考核组下来时明确提出不同意见。

2003年3月，刘志军执掌铁道部，随即对前任提拔的人员进行调整，转而从此前“不得志”的名单中选人提拔。

张曙光，赫然在列。

2003年4月，张曙光从沈阳铁路局调任北京铁路局副局长；

不到半年，升任铁道部装备部副部长兼高速办副主任；

2004年，再调任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兼副总工程师。

其升迁速度打破了铁道部惯例，

一年多时间，三易其职，一路高歌。

张曙光与刘志军虽早在1997年相识，但真正进入刘志军视野是在1998年。

当时张曙光进入客车处，刘志军任副部长主管运输，因负责提速试验常需客车处人员现场配合。

刘志军以“工作拼命”著称，常“半夜12点叫人开会，开到凌晨3点”。

客车处处长年近退休，不堪频繁熬夜，便派张曙光去应付刘志军。

张曙光由此进入刘志军视线。

1998年10月，原处长退休，张曙光正式出任车辆局客车处处长。

他能成为刘志军的铁杆亲信，关键在于能完美贯彻刘志军的意志：“刘志军爱熬夜，张曙光就陪到深夜；刘志军提出问题，他总能拿出办法；刘志军喜好女色，张曙光便为其安排。”

二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在人际交往上，很会来事。”

正因如此，张曙光迅速获得提拔。

这背后既有贵人提携，也有其个人拼搏。

下属如此评价他：“常与下面通宵开会研究问题”“很有能力，思维敏捷，讲话富有感染力，听汇报能迅速抓住重点”。

更重要的是他懂技术：“领导下来检查时，下面最怕的不是刘志军，而是张曙光。因为他懂行，一眼就能看出问题。”

他下去检查工作，“眼光一扫，工作人员立马低头”。

正如张曙光后来在庭审中所言：“我作为官员犯罪，不是好官；但作为中国工程师，我问心无愧。”

他还总结主政运输局七年的成绩：“成功引进国外200多项技术，从零起步，九大关键技术、4.5万个零部件三年内全部国产化；不到十年，就建立起中国自己的高铁体系，从线路到列车，从接触网到电气化都是自主技术。”

作为工程师，张曙光确有能力且拼命。

“和谐号”投入运营后，他曾在驾驶室一路站到长春，六个多小时后又连夜赶往上海。

手下人说：“最怕跟张局长跑车，他不吃不睡都行，站十几个小时也不累，但我们哪受得了？”

2004年，张曙光迎来人生巅峰，成为中国高铁总设计师。

为制定符合国情的发展路径，他带队考察德、日、法等七国23家高铁企业，带回176本技术资料，最终提出 “三步走”战略：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

刘志军是“以最快速度发展高铁客运专线网”的战略制定者，张曙光则是战略执行者。

在铁路内部人士看来：“短短五年实现铁路运营里程翻番，跃居世界前列，创造了令全球惊叹的‘中国速度’，国内外皆无先例。”

张曙光是工程师，但更是一名官员。

尤其在运输局局长任上，随着高铁发展，运输局的权力不断膨胀。

该局成立于2000年铁道部改革，由车辆局、电务局、工务局、机务局、运输局五部门合并而成，全面掌握车辆制造标准、采购计划，对客车厂及配套厂商拥有绝对管理权。

成千上万亿资金的项目审批权集于一身。

在运输局、客车厂、配套供应商的三级关系中，运输局可谓 “一言九鼎” 。

这也决定了张曙光说话的分量——无论南车北车，在招标采购中皆须揣摩其态度。

权力背后，利益输送随之而来。

既然收受利益，张曙光如何回报？

方法很简单：

“连招呼都不用打，只需带上供货方与机车生产方一起吃饭。”

生产方立即明白此人“不一般”，于是“招标能关照就关照，付款也十分及时”。

庭审披露，张曙光参评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仅一位商人便送来 “赞助”800万元。

这位空调配套商人获得的回报是：根据铁道部运输局2005年至2010年新造客车主要配件装车数量表，其公司为新造客车提供空调的比例，从2005年的29.14%一路攀升至2010年的60%左右。

手握重权的张曙光，其利益链条不断蔓延。

而这条链条的背后，还站着他的妻子。

三

2004年铁道部动车组招标，让张曙光声名鹊起。

那场招标谈判异常艰苦，直到开标前夜，各方仍未达成协议。

深夜时分，张曙光亲自出面斡旋。

这场谈判后来作为经典案例，被写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科书。

招标前，铁道部先放出“诱饵”：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四纵四横”客运专线蓝图，此次招标的140列动车组仅是“开胃菜”，且铁道部资金雄厚，“掌握的高铁资金比其他所有国家总和还多”。

随即，招标公告对投标企业作出严格限定：必须是中国企业，且须有成熟技术的国外企业支持，并明确三条原则：关键技术必须转让、价格必须最低、必须使用中国品牌。

接着，铁道部指定两家“战略买家”——南车集团四方机车和北车长春客车。

这意味着国外企业要进入中国市场，只能从二者择一合作，使中方在谈判中占据绝对战略优势。

更关键的一招，是设置 “技术转让实施评价” 考核环节：考核对象是国内企业，裁判是铁道部动车组联合办公室，规则是“不考核外方教得如何，只考察中方学得如何”，若中方学不好，铁道部便不付款。

这迫使外方不仅倾囊相授，还得担心遇到“笨学生”拿不到钱，最终只好拿出压箱底技术。

此外，铁道部还制定了分阶段学习方法：“第一步他们干我们看；第二步我们干他们看；第三步我们自己干，有疑再咨询”。

国内企业将学习过程总结为 “僵化—固化—优化”三阶段，从严格复制到原样固化，再到自主优化，最终实现从“徒弟”到“竞争对手”乃至超越的跨越。

2004年6月17日，招标规则正式发布。

竞标的四家外企（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本川崎重工、加拿大庞巴迪）为争夺中国市场，在围猎中国企业的同时，也陷入自相残杀，技术转让门槛越压越低。

谈判过程中，铁道部将各方代表“关”在一起连续谈判，翻译都被累倒。

川崎代表曾强硬表示无法接受条件，起身欲离场。

中方代表当场摔杯警告：“如果今天从这个门走出去，就永远不要回来。”

川崎代表最终退回谈判桌。

而西门子自恃其ICE3车型最受青睐，在原型车价格（3.5亿元/列）和技术转让费（3.9亿欧元）上漫天要价，并设置诸多转让障碍。

开标前夜，双方仍僵持不下。

张曙光深夜出面，直言不讳：“我对德国技术十分欣赏，但你们的出价不像伙伴，倒像趁火打劫。中方要求每列车价降至2.5亿元以下，技术转让费降至1.5亿欧元以下，否则免谈。”

德方首席代表坚持“不可能”。

张曙光给出最后通牒：“中国人一向与人为善，我不希望贵公司出局。何去何从，给你们五分钟商量。”

五分钟后，德方依旧寸步不让。

张曙光微笑道：“各位可以订回程机票了。”

随即拂袖而去。

次日开标，日、法、加三方各有所获，西门子彻底出局。

消息传至德国，西门子股价应声暴跌，公司总裁将谈判团队全部开除后，亦引咎辞职。

次年，铁道部启动时速300公里动车组采购，改用竞争性谈判。

此时西门子已学乖：原型车单价降至2.5亿元，技术转让费仅8000万欧元——相比此前报价，已是腰斩不止。

这场谈判后被称作 “二桃杀三士” 。

彼时铁道部部长为刘志军，张曙光作为谈判操盘手，坚决执行部署，做到了 “不亢不卑，出招接招、见招拆招” 。

而张曙光能重返铁道部并步步高升，正因刘志军上任部长后对其重用——此前他曾因地方厂长反映“感觉不太好”，被外放至沈阳铁路局局长助理之位。

四

终究，那个女人还是浮出了水面。

作为张曙光的情人，她收获颇丰：

有人出资30万为她购置宝马X3；

有人出港币30万买下“迪威特”手表；

有人掏50万送她“瑞驰迈迪”腕表；

还有人安排她挂职宣传总监，月薪1.6万。

而张曙光本人，也曾拿出280万，为她买下蓝靛厂南路玫瑰御园的一套房产。

张曙光庭审那天，这位情人一袭长裙坐在旁听席，宛若出席一场盛大婚礼。

而此时，张曙光的妻子愁容满面——她早已携女儿移居海外，或许，这已是她能给予丈夫最后的体面。

正如多年前一位高官夫人对媒体所言：“我们住的政府大院像个寡妇村，平日几乎不见男人回家。”

这些夫人们曾聚在一起议论丈夫，发现 “最长的一位，已八个月没回家睡过觉”。

夫妻之间，心照不宣。

作为高官夫人，她们既不能举报丈夫的情人，又难以离婚。

于是，移居海外成了彼此最体面的选择。

号称“中国高铁技术第一人”的张曙光，一边用权力为妻子铺就衣食无忧的生活，另一边在维京群岛注册的离岸公司 East Asia Group Trading 股东名单上，赫然写着两个名字：一个是张曙光，另一个，正是他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