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境管控扩大 海外背景沦为潜在风险

中共近期扩大对退休官员、公民护照及具有海外家庭关联官员的出境与背景审查，引发外界关注。 多位专家指出，这些措施已从传统反腐转向政治忠诚与政权安全审查，反映当局防范官员“跳船”与体制离心，凸显其对政治稳定与权力安全的高度焦虑，权斗风险在上升。

出境管控扩大 同步严查“准裸官”

中国湖南、江苏、甘肃等地近期加强对退休官员的出境管理，限制范围已由过去的局级干部扩大至处级甚至科级人员。 一些关键岗位退休人员的出境方式，也从原本的备案制改为审批制，护照需由原单位统一保管。

多名体制内人士披露，退休官员仍被纳入组织管理体系。 甘肃酒泉一名退休官员表示，当地原本规定处级以上干部退休后三年内出境受限，如今期限有所延长，部分科级退休人员出境也需审批。

湖南一名退休副处级官员对该媒体称，他退休已满三年，但仍须重新申请出境许可，“护照须在出境前两天发还，回国后必须重新上交”。 

与此同时，多位知情人士透露，甘肃、贵州及云南等地普通公民也被要求上交护照“集中保管”，如需出境必须提前报备并说明理由。

除了退休人员与普通民众，针对官员海外关联的政治审查也在同步升级。

《南华早报》2月18日报道称，北京当局近年来将监管范围从传统意义上的“裸官”，扩大至所谓“准裸官”，即子女在海外定居但配偶仍在国内的官员。

知情人士说，这部分官员目前正受到高度监控，且必须按时报备相关信息。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中共组织部去年上半年曾进行全国性调查，深挖核心岗位人员的海外关系。 一些国有企业高管及研究机构负责人，因子女持有外国绿卡或长期居住海外，被调离或免去敏感岗位。

报道说，这种对海外背景的“零容忍”态度，直接导致了大量官员仕途的中断。 即便官员本人没有直接贪腐证据，仅因子女持有海外身分，就可能面临严厉的组织处理。

相关措施不仅针对现职官员，也延伸至退休人员及事业单位员工。 一些地区要求退休人员继续上交护照并申报出境计划，显示跨境流动管控正制度化。

学者：加强政审及出境管制 防范官员“跳船”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表示，中共的整顿已从传统反腐扩展至政治忠诚与政权安全领域。 他表示，过去针对“裸官”的政策主要防范资产外逃，而如今扩大至“准裸官”等措施，核心目的在于防止官员在政治动荡时具备“跳船”能力。

孙国祥分析指出，当局强化管控，是试图将官员及其资产重新绑定于体制之内，降低危机情境下出现系统性离心的风险。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室说，这种现象反映官员的矛盾处境：“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许多官员一方面执行反美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却安排子女在美国等西方社会生活，这种避险行为本身说明体制内部存在信任危机。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绣雯则认为，这类整顿反映当局对权力安全的高度焦虑。

她指出，随着权力集中，当局反而更加依赖政治忠诚审查来确保控制，越是感到不安全，越要强化掌控，显示政治安全已成为干部管理的核心原则。

海外背景从优势转为潜在风险因素

事实上，对官员海外关联的整顿已持续多年。 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报告指出，中共对“裸官”的政策经历三个阶段：早期以登记管理为主，随后限制晋升，近年则进入全面清理阶段。

报告称，在习近平执政初期，具有国际背景的技术官僚仍被视为重要资源。 但近年来，随着政治安全考量增强，海外家庭背景逐渐被视为潜在风险因素。

报告指出，一些具有国际背景的高级官员因家属居住海外被调离或提前离职。 例如，前央行行长易纲及多名副部级官员在未达到退休年龄情况下被免职，被认为与海外家庭背景有关。

与此同时，护照集中管理制度也逐步扩大。 自2014年以来，中共已对处级以上官员实施严格护照管理，近年来进一步延伸至教师、事业单位员工及普通公民，显示管控范围不断扩大。

分析：习不断清洗 中共内部或发生惨烈权斗

专家普遍认为，这一系列措施的核心目标不仅是反腐，更是防范体制内部离心趋势。

孙国祥表示，加强出境及资产流动管理，有助于降低官员及资产外流风险，但也显示政权安全因素在治理中的权重上升。

沈明室认为，一些官员安排家属海外生活，反映对未来环境的不确定性。

王绣雯进一步指出，这种政治安全优先的治理逻辑，可能推动体制向更加封闭和内向的方向发展，形成实质上的锁国状态。

她指出，习近平之所以不断加速清洗，根本动因在于其对自身权位的极度不安全感，同时预示着“后习时代中共内部将会发生惨烈的权力大乱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