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汉服是“杂种”的北大教授孔庆东，究竟怕什么

一件衣裳，刺痛了北大教授的眼，也照出了一代“老左派”，面对文化复兴时的失措。

2026年的春节刚过，当河南卫视等春晚节目中孩子们身着汉服，衣袂飘飘地演绎《问月》时，许多人为之惊艳，认为这是传统文化回归的高光时刻。

然而，北大教授孔庆东却坐不住了，他在社交媒体上火力全开，不仅称“汉服根本不存在”，更将穿汉服的孩子们和支持者骂作“皇汉杂种”、“人渣中的渣”、“衣冠禽兽” 。

那个曾经在网络江湖上“大战公知”、以“左派旗手”自居的孔和尚，为何对一件衣服如此咬牙切齿？这不仅仅是个人素质问题，更是老左派在面对新兴文化民族主义时，因话语权旁落，而产生的心理崩塌。

一、“汉服不存在论”

孔庆东最核心的观点是：“皇汉们天天鼓吹根本不存在的汉服” 。作为一个北大中文系教授，他当真不知道汉服是否存在吗？显然不是。

只要稍有历史常识，便知《左传》有言：“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从殷墟出土的玉人，到长沙马王堆的素纱襌衣，再到孔府世代珍藏的衣冠，这些不仅是丝织品，更是华夏文明的肌肤。

孔庆东自诩孔子第73代孙，连祖宗穿过的衣裳都要否认，岂不是在刨自家的祖坟？

老左派思维有一个致命逻辑漏洞：他们在政治上主张“进步”，在经济上怀念“公有”，但在文化上，却陷入了一种“虚无”。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民族传统都是后来建构的，唯有他们心中的那套“革命叙事”才是真实的。为了否定当下民间自发的汉服运动，他们不惜将几千年的服章文明一笔勾销。

只不过，时代变了，这套说法已经骗不了年轻人。

二、孔庆东其人

细看孔庆东的言论，最丑恶的并非其观点，而是其措辞。“杂种”、“畜牲”、“粪土”——这些词汇从一个北大教授口中喷涌而出，对准的仅仅是一群热爱传统文化的孩子和年轻人 。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十几年前的孔庆东，在网络上是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的？当时，他以“嬉笑怒骂”的姿态批判社会不公，虽然粗鄙，但很多人将其解读为“真性情”。

他在中国海洋大学演讲时曾为自己辩护，称自己之所以骂得狠，是因为“国家如果向右倾斜，我就努力把他向左拉” 。

那时的他，骂的是他认为的“权贵”和“买办”，骂的是“外交软弱” 。那时他满口脏话，似乎披上了一层“为民请命”的外衣。而今天，他骂的是谁？是年轻人，是希望找回民族审美自信的普通人。

这种攻击对象的转移，暴露了他“革命叙事”的空洞化。当真正的“斗争对象”已经模糊，当社会不再需要那种戾气十足的“骂战”来寻找认同感时，孔庆东们发现，自己的话语权正在流失。

于是，他们将怒火撒向了最无害也最美丽的汉服。这种话语暴力，本质上是老左派在失去文化定义权后的无能狂怒。

三、解释权转移

孔庆东曾说过：“人的身体是很无能、废物和丑陋的。动物的身体才是美的，所以动物不穿衣服。我们现在穿的衣服都不是正宗的衣服，都是干活的衣服，是工作服” 。

这段话意味深长。在老左派的审美体系中，服饰被异化为“工作服”，人的审美被简化为“劳动工具”。他们推崇的是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是剥离了个人情感与民族特色的“功能性着装”。而汉服的复兴，恰恰是对这种“去审美化、去民族化”思潮的反拨。

汉服运动的兴起，并非源于庙堂之上的号召，而是民间自发的觉醒。这是年轻人用脚投票，选择了一种不同于西装革履、也不同于“工作服”的生活方式。这种文化活力，是鲜活的、草根的、不可控的。

孔庆东真正恐惧的，不是一件衣裳，而是这种“不可控”。他怕的是，当年轻人不再需要通过他那套充满斗争色彩的话语体系来寻找民族认同，而是通过审美、通过衣冠、通过礼仪来重建文化自信时，他这个“老左派旗手”也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胡锡进对此事的“和稀泥”，称“没太搞明白” ，恰恰说明这些老一代舆论场上的熟面孔，已经看不懂这个时代的文化逻辑了。他们习惯于在“左”与“右”的政治光谱里打转，却无法理解：穿一件交领右衽的衣服，既不“左”也不“右”，只是回归“中”与“华”，回归正常的审美。

四、结语

孔庆东骂汉服，骂了几天，热搜上了几次，骂词用了无数。但结果呢？大街小巷穿汉服的年轻人更多了，洛阳、西安的古城墙上，衣香鬓影依旧。

《周易》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衣冠之治，是华夏文明独有的政治智慧。它代表的不是分裂，而是包容；不是倒退，而是对文明根脉的回望。

孔庆东或许还会继续骂下去，用他那些“三妈的”式的粗鄙词汇，继续给他的粉丝们投喂情绪毒药 。但历史会记住，在这个马年春天，有一个自称孔子后人的教授，曾对着华夏衣冠吐出了最恶毒的词汇。

他以为他在捍卫某种“正确”，殊不知，他只是在为自己那代人的文化自卑，做最后一次悲壮的、丑陋的挣扎。

而华夏衣冠，正如它的历史一样，即便被践踏、被污名、被说成“不存在”，也终将在春风中重生，穿在那些他认为“不配”拥有美的年轻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