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中国人 都可以是中共间谍？

这两天在社群上看到一个新闻，有个叫季超群的中国人在美国被逮捕，因为他是中共间谍。

2013年大学毕业的季超群，在求职阶段被国安部接触招募，随即被派往美国，以留学生身份渗透学术圈。 2016年，他申请加入美国陆军，在表格上谎称七年内从未与外国政府接触。 他会曝光，是因为他的上线，江苏省国安厅副处长徐延军，被美方设局引诱至比利时后逮捕。 这件事情创下史上首次中共现役情报官员，遭引渡美国的纪录。 徐延军判20年，季超群判8年。

没有人看得出来。 没有人怀疑过他，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个憨厚的普通男生。

很巧的，就在前几天(3月4日)，英国伦敦都会区警察局依据《2023年国家安全法》，逮捕三名涉嫌替中国情报机关工作的男子，警方也同步搜索六个地点，遍及伦敦、威尔斯与苏格兰东基尔布莱德。

其中一名被捕男子，据报正是现任工党苏格兰籍国会议员乔安妮里德(Joani Reid)的丈夫大卫泰勒(David Taylor)。 补充说明一下，工党就是英国目前的执政党，首相斯塔默(Keir Starmer)的政党。

大卫泰勒的身份是公关游说公司 Earthcott Ltd (雅考特有限公司)的董事，同时担任亚洲之家智库(Asia House)的董事。 光是看他配偶的身份以及头衔，你就可以知道大卫泰勒是一个活跃在英国政商之间，能够接触议员、影响政策讨论、又与亚洲事务有直接往来，拥有庞大的人脉网络的关键中间人。 这样的人，对北京的情报机关而言，价值难以估量。

里德议员在丈夫被捕后表示：“我从未看到任何让我怀疑丈夫触法的迹象。”她强调自己也从未就中国相关议题，在国会发言或提问。 尽管如此，工党仍宣布在进行内部调查期间，暂停她的党鞭资格。 而另外两名被捕的男子，据报都是前工党顾问。 三人被捕后均已获准交保，限制出境至2026年5月，等待进一步调查。

这三人的身份，以及他们所能接触的人、事、信息，意味着中共的渗透已不再仅止于学术或技术偷窃，而是直接将手伸进了英国政治(执政党)的核心之中。

就在同一天，伦敦老贝利法院(Old Bailey)刚好开庭审理另一起中国间谍案。

两名被告分别是袁松彪以及衞志梁，两人均持有英中双重国籍。 袁松彪曾担任伦敦香港经贸办(HKETO)行政主管，案发前曾任香港警察总督察; 卫志梁则是英国边境部队职员、伦敦市警察特别警察，同时在伦敦经营一间私人保全公司。

两人被控在2023年12月至2024年5月间，对流亡英国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展开影子警务(shadow policing)行动，收集个人资料、实施监控、甚至入侵民宅。 检察官指出，他们的监控名单上包括流亡英国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以及多名出席英国国会涉华活动的英国议员，如跨国议会联盟中国委员会(IPAC)主席伊恩邓肯史密斯(Sir Iain Duncan Smith)。 袁松彪甚至曾指示监控人员，追踪一名遭香港当局通缉的女性活动人士的住所。 不过在法庭上，两人均否认所有指控，目前审判仍在进行中。

英国与中共间谍之间的缠斗，可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因为今年初，我在查找法国的中国间谍窃取星链资料案的时候，看到英国还有一起内容也是非常惊人的共谍案。

前议会研究员克里斯多佛卡什(Christopher Cash)，与教师克里斯多佛贝里(Christopher Berry)，被控在2021年12月至2023年2月间，将英国国会内部的政治敏感情报，泄漏给一名代号为Alex(亚历克斯)的中国情报官员。 而这位 Alex，背后连线的就是习近平的核心幕僚长、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蔡奇。

中共《国家情报法》第七条：“任何中国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国家情报工作。”(美联社)

根据法庭文件，贝里向Alex泄露的情报包括：

1. 英国保守党党魁选举的内幕动向

2. 时任外交大臣克莱弗利(Sir James Cleverly)对新疆制裁的私下态度

3. 英国国会外交官员密会台湾国防代表、讨论台湾一旦遭中共攻击如何应对的策略细节!

这些报告被贝里冠以《台湾-国会互动》、《新疆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等标题，逐份递交。 蔡奇据称对收到的情报“表示满意”，并于2022年7月在杭州亲自接见了贝里。 最值得一提的是，卡什在一次通讯中对贝里说：“你现在已经进入间谍的领域了(You're in spy territory now)。”

即使如此，两人始终否认任何关于间谍身份的指控。 但是这一案的审判，在2025年9月宣告破局。

破局的原因不是证据不足，而是在于当时的英国政府在政治定性上有所顾忌，拒绝正式将中国定义为敌对国家。 这导致检方若沿用陈旧的1911年版《官方机密法》起诉，将面临极高的法律门槛与举证困难。

英国起诉署长对此公开表达强烈不满，而英国议长的评语更直接：“这等于为外国间谍敞开了大门。”

显然，今天，确实有人开门走进来了。

回头想想中共《国家情报法》第七条：“任何中国公民，都有义务配合国家情报工作。”

这个条文的规定对中国人来说是没有选择性质的，没有想不想要不要，有义务配合的意思就是必须、绝对、配合。 中国公民不论身在何处、从事何种职业，根据这条法律都可以被要求成为情报来源。 工程师、警察、军人⋯⋯职衔越响亮，能接触的情报越珍贵，对中共越有利用价值。

季超群案是这样。 袁松彪案是这样。 在法国星链案里，涉嫌协助窃取资料的两名中国公民也是这样。

赖政府在2025年开始有所行动，要求公务员、军人、公立学校教师签署切结书，声明未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身分证或户籍; 并规定持有中国身分者，若未主动申报，将丧失台湾国籍。 陆委会也在讨论建立公务员赴中国旅游的通报机制，高阶公务员申请赴中更须事先获得内政部批准。

但现行法律大多还是在一个有规定、难落实的状态，不只是门槛分散、罚则不一、申报机制流于形式这些表面上的问题。 更根本的困境是，台湾社会对中国因素的警觉，仍存在明显的政治分歧。 一旦涉及具体限制措施，往往在政治动员下，被扭曲成“歧视”或“猎巫”，让认真的讨论难以为继。

当世界上有许多民主国家，都在付出代价后，开始要用更严厉的手法来打击中共间谍(比方英国的《2023 国家安全法》)，台湾准备要踏出的下一步，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