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富二代，捐了“半个故宫”

1941年6月的一个清晨，收藏家张伯驹走出位于上海的寓所，坐上汽车前往外滩。不久后，他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消息传出，整个上海滩都开始关注起这位大收藏家的安危。直到八个月之后，历尽艰辛的他才回到家中。

后来，人们得知，张伯驹成了一桩绑架案的人质，绑架策划者是他的同事李祖莱。对方开出300万伪币的天价，逼迫他出售手中的国宝《平复帖》，换取平安。但被绑架的张伯驹并未屈服，他交代家人，即使自己丧失生命，也不能让国宝流入市场，面临流失海外的风险。

如今，这起绑架案也有了新的回响。2026年春天，张伯驹在被绑架期间撰写的小说《过江梦》，经过整理校注，首次以单行本形式重新出版。小说完美地对应了张伯驹的人生经历，也对他身边的民国名人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从张作霖、张学良这样的政治人物，到梅兰芳、余叔岩等梨园名家，均有直接或间接的描写。

2026年版《过江梦》的编者、《张伯驹全集》执行总主编荣宏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江梦》的情节“以文证史”，系统地证实了这位“富二代”人生中的一些传闻。而透过这部小说，后人也能看到，这位生于富贵人家，被后世评价捐出过“半个故宫”的收藏家，那沧桑而又澄澈的灵魂。他不只是一位“民国公子”，还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1947年，张伯驹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还亲自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为各种爱国活动出钱、出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继续用自己的专业为国家服务。他的那些收藏不只是为了自己私藏，而是“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张伯驹 图/中新

《过江梦》与民国公子的“朋友圈”

《过江梦》的发现是一次偶然。2024年6月，长期研究张伯驹史料的荣宏君正在电脑上整理最新发现的张伯驹短文《消夏闲笔》。这篇文章刊登在1944年8月2日出版的西安《正报》第四版《豳风》栏目上。无意间，他将鼠标滑动到了报纸影印版的另一侧，看到了“过江梦”三个字。他突然意识到，这三个字的字体，与20世纪40年代张伯驹的书法风格，几乎一模一样。

细读之下，他发现了一篇名为《过江梦》的小说连载片段，作者署名是“天马居士”。小说男主人公名叫“章孟龙”，女主人公名为“白琴”。荣宏君立刻意识到，章与“张”同音，“孟”是“庶出长子”之意，与张伯驹名字中的“伯”字意思相近，“龙”字也和“驹”字相对。“白琴”则与张伯驹的夫人潘素的原名“潘白琴”吻合。而“天马居士”的“马”，同样对应着张伯驹名字中的“驹”字，以及他的原名“张家骐”中的“骐”字。

继续阅读下去，荣宏君有了更多的发现。文字中描写的“遗老文人，军政当道，金融商家，亲友眷属”齐聚的堂会场面，恰好对应了张伯驹人生中的一个高光时刻。1937年春天，在北京隆福寺的福全馆，张伯驹举办了一场为河南旱灾筹款的京剧堂会，名流云集。当天，他在《空城计》中扮演主角诸葛亮，余叔岩、杨小楼、王凤卿等一众名角为他搭戏，荣耀至极。

这些线索，让荣宏君开始怀疑，《过江梦》可能是张伯驹本人撰写的一部自传体小说。他开始寻找更多的证据。很快，辽海出版社的文献专家马千里、张伯驹的弟子冯统一做了鉴定，认为《过江梦》应该是张伯驹本人的作品。此后，荣宏君开始寻找《过江梦》的完整内容。两个月之后，他终于从1944年的《正报》修复版报纸中，凑齐了十回《过江梦》的绝大部分内容。

小说重见天日，但关于作者究竟是不是张伯驹本人，更直接、详细的证据依然没有出现。直到2025年7月，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的帮助下，荣宏君看到了一份张伯驹在1968年亲自书写的材料。材料中，张伯驹亲笔证实，《过江梦》就是他1941年被绑架时撰写的小说。至此，关于《过江梦》的疑问，才尘埃落定。

翻开这本《过江梦》，人们会发现，它看似虚构，却处处映射着现实。书中讲述了富家子弟“章孟龙”从1935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前后的经历。其中，他与“白琴”的一见钟情，他们结合时家人好友的反对、阻挠，他在“堂会”唱主角时的得意与风光，与师友畅游京郊大觉寺、西湖、黄山的畅快，都严丝合缝地对应着张伯驹本人的经历。

此外，从这部小说中，读者也能够瞥见这位民国公子独特的“朋友圈”。除了爱情，故事中着墨最多的，还是男主角“章孟龙”与梨园人士的交往。小说中，提议为“章孟龙”的生日举办堂会，还要与他合唱的“徐老板”，正是张伯驹的师友、“余派”大师余叔岩的化身。除此之外，小说中提到的“杨蕙芬”，就是现实中的京剧大师梅兰芳。他也是张伯驹的好友。

在真实的历史中，除了以收藏闻名，张伯驹还被誉为“天下第一票友”，和多位京剧大师保持着往来。其中，扮演老生的名角余叔岩和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甚至在三十多岁时追随余叔岩，开始学戏。他十几年来雷打不动，几乎每晚到余家学习演唱，最终学会了四十多出“余派”戏曲。他还据余叔岩口传的内容，整理成《京剧音韵》一书，系统阐述了京剧中的咬字、归韵等知识，促进了“余派”唱腔的传承。由于这样的态度，余叔岩也将张伯驹视作知己，还曾感叹“我的玩意儿传给他不冤”。

而张伯驹与梅兰芳的交往，更像是一种惺惺相惜的“君子之交”。1931年，张伯驹与梅兰芳、齐如山、傅惜华等人共同组织“北平国剧学会”。此后，他们曾多次在学会旗下，为京剧的发展同场献艺。1932年，梅兰芳还曾亲手绘成佛像一幅，为他庆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伯驹作诗，称赞梅兰芳拒绝在国难时演戏的民族气节。而在梅兰芳眼中，张伯驹也是那种少数真正通晓书画和京剧的“真文人”，值得尊重。

此外，小说中的“愚二爷”，是与张伯驹有书画买卖关系的文友、恭亲王奕的孙子溥儒。“师湘伯”指的则是他收藏之路上的恩师和指路人、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弓经略”“弓少经略”指代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就这样顺着线索寻找，《过江梦》中出现的一百多个人物，绝大多数都能找到现实对应。为了便于理解，《过江梦》的编者荣宏君也将对这些人物的考证过程，附在了书中。

《过江梦》 （张伯驹著，荣宏君编）

被收藏拯救的“富二代”

张伯驹的外孙女楼朋竹谈起，她曾在张伯驹身边生活，知道他每日写诗，却从没听他提起过自己的小说。小时候，楼朋竹也曾跟随张伯驹请来的老师学习古琴、昆曲、日语。日后，她在张伯驹和其妻子潘素的指点下拜师学艺，成为古代书画修复工作专家。有趣的是，在她和张伯驹的相处中，她感觉，这位热爱传统文化的老人没有任何古板的思想，甚至有点“重女轻男”，对她的成长格外关注。

这种传统又现代的风格，和他的出身有些关系。1898年2月，张伯驹出生在河南项城一个权势显赫的家庭。张伯驹的伯父张镇芳和袁世凯是老乡，也是姻亲关系。在袁世凯担任“大总统”时，张镇芳担任署理直隶总督等职务，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因为张镇芳的亲生子女早亡，家业无人继承，于是，张伯驹就被过继给了张镇芳。

在这样的家庭中，张伯驹本该走上一条传统的人生道路。嗣父张镇芳对他全力培养，希望他能专注“仕途经济”的发展。他上过私塾，读过新学，从小就展现出诗情和文笔，也曾计划着做官或从军。1917年，19岁的张伯驹进入袁世凯创办的陆军混成模范团。此后，他还在曹锟、张作霖等人手下任过职。但他发现，自己不习惯官场的虚伪，也不喜欢军队管理的粗暴，时常感到不适。

在袁世凯下台、去世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张伯驹的嗣父张镇芳失去了政治地位。1921年起，他进军商界，担任盐业银行的董事长，专注积攒财富，直至去世。这样的家庭，让张伯驹拥有了海量财富的继承权，也让他失去了个人自由。作为嫡长子的他7岁定亲，19岁结婚，因为原配不能生育，他又娶了两房太太，一直到第三房太太生了儿子，“传宗接代”的任务才算顺利完成。

时间推移，张伯驹也日益感到封建家庭对他的压抑。他曾自述，自己不抽烟不喝酒，爱好就是诗词歌赋，书法绘画。但家中的其他人几乎都沉迷大烟，最多的时候，身边有“十数杆烟枪”。而他的几房妻子教育程度有限，让他非常苦闷。

后来，张伯驹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上海等地独自活动，逃避家庭。他认清了自己，放弃军界生涯，转入盐业银行任职，也开始发展自己的兴趣。1929年，他在北京琉璃厂闲逛时，“淘”到了平生第一件珍贵的书画作品：康熙皇帝亲笔题写的“丛碧山房”匾额。从这件藏品开始，他将收藏字画视为人生重要的兴趣。为了纪念这件事，他还将自己在北京弓弦胡同居住的四合院“似园”改名为“丛碧山房”。

收藏、书画和京剧让张伯驹找到了自我，也让他找到了真正的爱情。1935年，在朋友的引见下，张伯驹与潘素在上海结识。潘素出身晚清文人家庭，从小学习音律、书画，却因为家庭变故成为上海的知名艺伎。她有美貌、才学和灵气，和志趣相投的张伯驹一见钟情。后来，张伯驹在朋友的帮助下，将潘素从风月场中救出，并与她结婚。此后，这对灵魂伴侣一直相伴。在张伯驹的帮助下，潘素的才能也得到了施展，成为著名的书画家。

很快，由兴趣入门收藏的张伯驹就意识到，有些事比兴趣更为要紧。20世纪初，清政府倒台，一些皇室后代在逃难时，从宫中带出了大批珍贵文物。到了20世纪30年代，时局更加纷乱，这些后代坐吃山空，开始变卖文物，这些文物进入市场后，又被海外博物馆和藏家买走。张伯驹入局收藏市场时，问题已经越发严重。他意识到，他应该抢先把一些珍贵的字画收藏在手中，让它们免于流落海外。

一次与珍贵书画的擦肩而过，带给他深深的遗憾。1936年，恭亲王奕的长孙溥伟去世，为了办丧事，溥伟的弟弟溥儒将唐代韩幹的《照夜白图》卖给了古董商叶叔重，而叶叔重正是国际文物贩子卢芹斋在中国的代理人。最终，这幅国宝流落至海外。张伯驹一开始对此事并不知情，得知后，他还拍电报给当时华北的最高军政首脑宋哲元，请对方阻止国宝外流，结果失败。

此后，张伯驹便开始担心溥儒手中的另一件国宝：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他曾联系溥儒求购《平复帖》，但对方当时并不缺钱，开出天价拒绝了他。巧合的是，1937年年底，溥儒的母亲去世，他只好出售《平复帖》筹办丧事。于是，在1938年初，张伯驹顺利以4万大洋买下了《平复帖》，并坚决拒绝了日本人的求购。日后，他在文章中发出感慨：“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夙愿，亦吾生之一大事。”

如张伯驹所言，他天性“散淡”，不重视财富，也不习惯旧式家庭的堕落。或许，散尽家财收藏文物，在他看来是自己的那些财富最好的归宿。早在1932年，张伯驹就在著作《丛碧书画录》的序言中写道：“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2018年4月2日，“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上的李白草书《上阳台帖》。摄影/本刊记者 杜洋

捐出“半个故宫”

中年之后的张伯驹，命运一直被这些书画、收藏牵引。1941年，他被绑架一事发生之后，张伯驹意识到在乱世怀揣国宝的危险，开始计划躲避祸乱。1942年，他带着家人旅居西安，与人合开公司维生。前往西安的旅途中，他还交代潘素，将《平复帖》缝在衣服里保管。也是在这一时期，他的《过江梦》发表在了西安的报纸上。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全家人才回到北京。

虽然手头不再如以往那样宽裕，但关于国家和民族的好事，张伯驹依然愿意做。1947年，张伯驹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还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为各种爱国活动出钱、出力。此外，他也继续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收购珍贵字画。1947年，因为故宫博物院拒绝收购落入市场的展子虔《游春图》，张伯驹决定自己出手。为了这幅画，已经不太宽裕的他出售了弓弦胡同的丛碧山房，又多方筹措，才有了购画的资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驹以兼职的身份，为文化部文物局等机构效力，从事他热爱的文化事业。1952年，他听从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建议，将《游春图》以原始价格出让给故宫。到了1956年初，北京市动员各界名人认购国债，张伯驹也被时代热情感召，表示愿意将字画卖给文物局，所得款项全部购买国债。随后，他和潘素决定，共同把书画无偿捐献。最终，夫妻二人将《平复帖》等八件珍贵的书法文物捐献给国家。同一年，他还将李白的《上阳台帖》转呈毛泽东，后又由毛泽东指示交故宫博物院收藏。为此，文化部拟奖励张伯驹20万元，但被他婉拒，只领取了一张奖状。

如今，这些书画作品大都成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后世常有人形容，张伯驹捐出了“半个故宫”。他捐献的文物数量并不庞大，但从文物质量角度考虑，这个表达丝毫不夸张。因为《平复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名人法帖，诞生于隋朝的展子虔《游春图》是现存最早的文人山水画。书画史上两个“第一”，都是张伯驹捐出的旧藏。此外，他捐出的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唯一一件传世书法《赠张好好诗》等，在书画史上也有极高的地位。

能够捐出如此珍贵的字画，还是基于张伯驹随性、豁达，看重文化价值而非金钱的性格。正如潘素所言，他内心有“热爱新社会的衷情”。在张伯驹研究者荣宏君看来，“捐文物”当然是出自张伯驹本心的选择。“他不是巧言令色的人，也不会美化自己。捐文物，应该受到了时代精神和身边人的影响，但最重要的，还是他这个人的性格使然。”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张伯驹还是没有躲过苦难。1957年，刚刚捐出文物不久的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失去工作，生活没有着落。幸运的是，因为对诗词、围棋的爱好，他与陈毅成为挚友，困难时，陈毅对他伸出援手。1961年，在陈毅的帮助下，张伯驹前往吉林省博物馆（今吉林省博物院）担任副馆长。在吉林，他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整理文物，提供建议，也在吉林捐出了自己的很多藏品。这段时间，他捐出了南宋女画家杨婕妤的《百花图卷》，这是中国现存记载中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也是如今吉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晚年，张伯驹辗转回到北京定居。为了文物，他家财散尽，蜗居在一间小房子里，与兴趣爱好相伴，还是自得其乐。1978年，80岁的他，还曾经写下“惊人一曲空城计，直到高天尺五峰”的诗句，回味名角和他同唱《空城计》的快乐时光。他也持续进行古诗词创作，改革开放后，他延续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的构想，提议创立中国韵文学会，推进古代诗、词、曲、赋在现代的发展。

1982年年初，与张伯驹相熟的画家黄永玉在北京莫斯科餐厅偶遇了他。他看到，张伯驹点了一盆简朴的红菜汤，四片面包，配上一点果酱和黄油。饭后，张伯驹小心地取出毛巾，将抹上果酱、黄油的面包裹起装好，提着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黄永玉感叹，一生尝遍酸甜苦辣的张伯驹，晚年的姿态还是如此优雅。半个月后，他就听说了张伯驹去世的消息。

如今看来，在被囚禁的岁月里写下的《过江梦》，可能是张伯驹对自己人生的领悟。在小说的开头，他写道：“富贵石中火，功名水上沤”“数载光阴，一人经历，其间风云变幻，花月流连，以及世故人情，时闻隐事，却也光怪陆离”。经历了如梦似幻的前半生，后半生，他彻底抛却了如“石中火”一般的富贵名利，走向更加宽广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