惧怕什么？中共新规盯上“姓氏宗亲”

　　中共民政部发布新规，禁止社会团体设立地域性、姓氏宗亲等四类分支机构，并要求符合条件的分支成立中共党组织。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此举意在压缩民间自治空间；也有分析认为，当局虽企图扩大管控，但基层执行力已严重衰退，长远恐加速社会疏离与消极不合作。

　　新规到底改了什么？

　　中共当局近日通过官方媒体公布了这项社团管理新规定，具体内容涉及分支机构的设立条件、名称限制与党建要求。

　　新规第4条要求，符合成立党组织条件的，应当成立党组织；不符合成立党组织条件的，应当按要求开展党的工作。新规定同时废止2001年7月30日发布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登记办法》。

　　中共民政部规定，民间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是社会团体组成部分，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法律责任由设立机构的社会团体承担。

　　与二十年前的旧规相比，此次修订最引人关注的变化，在于新增了明确的政治要求，提到坚持中共的全面领导等。

　　中共为何盯上“姓氏宗亲”？

　　湖北律师郑文杰表示，中共新规大部分条文主要是围绕社会团体业务管理进行细化。“有几个条款，特别是第四条，它透露出赤裸裸的、进一步严厉管控民间机构的企图。”

　　郑文杰认为，这部分虽然条文数量不多，却最能体现当局真实意图，“它暴露出中共企图严厉地对社会进行全方位、无死角、充斥着毛细血管那种控制，这个野心非常令人可恶。”

　　台湾民主基金会前副执行长颜建发分析：“现在中共越来越强调党管一切，强化对社会的控制，背后反映出中共对民间自发组织缺乏信心，担心这些组织会成为反对力量的来源。但这种管控目标很难实现。”

　　他指出，社会中原本就存在三种最自然的人际连结，包括“血缘、地缘和业缘”。

　　“以宗亲为主的血缘团体，会自然形成网络；地域性的同乡组织，无论是湖南、浙江，或更小范围的地方，也都是天然形成的组织型态；职业团体也是一样，这些都是很自然存在的。”颜建发说。

　　律师：中共各级官僚体系普遍消极 基层执行力严重衰退

　　尽管当局要求分支机构普遍建立党组织，但受访者认为，这类安排未必能达到实际管控效果。

　　郑文杰认为，早在数年前，当局便已要求律师事务所、商业机构、民营企业及外资企业建立党支部，但即使建立党组织，也难以真正发挥官方期待的控制功能。

　　他指出，目前中共整个基层行政体系运转已明显失灵，“它野心很大，但能力很小”。他说，从中央到基层，各级官僚体系普遍存在消极应付现象。

　　北京律师张宗宪认为，中共全面控制社会并非始于今日，而是贯穿其整个执政历史。中共在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仍处于武装割据时期时，就已经着手摧毁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自治性质的组织。

　　张宗宪举例说，中共夺权时曾提出“权力归农会”等口号，但政权建立之后，“农会基本上连影子都看不到了。”至于城市工会，他认为也早已失去独立性。

2017年2月11日，福建省连城县宣和乡培田古村的村民游行前在龙头前祭祀一头猪。数百米长的“板凳龙”将沿着田园小路蜿蜒前行，穿过乡村，这是数百年来民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JOHANNES EISELE/AFP via Getty Images)

　　内部观察：中共管得越紧人心越远 消极不合作悄然蔓延

　　多位受访者指出，这种全面收紧的治理思路，长远来看恐将付出代价。

　　颜建发认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是普遍性的冷漠与消极不合作，“不服从、不合作，也是一种反抗”。

　　他表示，任何违背社会自然规律的治理方式，都将付出代价。当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灰色地带”生存，党的治理反而会越来越困难。

　　张宗宪认为，中共面对社会问题，并非透过制度改革化解矛盾，而是不断加强控制，这将进一步削弱社会与经济活力，从而出现某种意想不到的局面。

　　他说，如果国际社会低估中共体制所带来的长期风险，只着眼于经济利益，未来一旦中国大陆发生重大变化，其影响可能超越亚洲，波及全球。

　　张宗宪指出，中国未来数年“可能要过一大关”，相关发展值得国际社会持续关注。

　　郑文杰表示，当局正试图把控制力量延伸至社会每一个角落。不过，他认为，这种全面控制需要庞大的财政和行政成本，“中共现在根本没这个经济能力。”

　　他提到，目前只有中央和省一级行政体系尚能维持基本运作，而中共基层已普遍陷入低效状态。当局不断扩大控制范围，恰恰反映出中共内部焦虑不断上升，其面临苏共末期那种惶恐不安的末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