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13年来如何改变中国的国安观？

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于七月一日正式施行，到媒体人矢板明夫日前在台湾遭到攻击，再到国台办公开批评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谷立言（Raymond F. Greene）是干预台湾事务的“太上皇”，这些看似分散的事件，其实反映了习近平执政十三年来一项更深刻的变化。 那就是，北京希望管理的，已经不只是中国境内的人民与秩序，而是所有涉及中国主权、安全、民族与统一叙事的国际讨论。

过去，国际社会担心中国会透过军事扩张、经济依赖或国际组织改变既有秩序。 然而，近年北京更令人值得注意的作法，是逐步将中国国内的治理逻辑向境外延伸。 它不只是要求其他国家承认中国的利益，也要求外界接受北京对国家安全、政治忠诚、民族认同与言论界线的定义。

这项转变我认为可以从习近平2014年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开始理解。 过去十余年间，中国陆续制定《国家安全法》、《反间谍法》、《香港国安法》，发布惩治所谓“台独顽固分子”的司法意见，如今又施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这些规范看似处理不同议题，背后却有一套共同逻辑，凡是可能影响中共政权安全、民族叙事与国家统一的行为，都要、被纳入安全治理的范围。

如此一来，政治异议不再只是意见不同，而是可能被定义为安全威胁。 对中国人权的批评，不再是国际社会的正常监督，而会被指控为干涉内政。 甚至，其他国家与台湾的正常往来，也被北京重新包装成侵害中国主权。 国台办将谷立言称为“太上皇”，正是这种政治逻辑的展现。 北京不仅在重塑自己的对台政策，还试图规定美国官员在台湾可以说什么、不可以做什么。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特殊性也在于此。 它并不只处理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问题，而是把台湾、港澳、海外侨胞及境外组织纳入同一套中华民族共同体框架。 当中国将其自身的民族叙事转化为外界必须遵守的政治规范，这部法律的影响就不再止于中国境内。

其实北京早已透过具体行动展示这套治理逻辑。 瑞典籍出版人桂民海于2015年10月在泰国住所失踪后被带往中国，后来遭判处十年徒刑，只因为出版批评中国政府的书籍而遭中国跨境抓捕。 这不只是个别的人权案件，更说明北京认为，只要某人的言论或出版活动触及中共认定的政治红线，即使他已取得外国国籍、人在第三国，也不能完全脱离中国权力的追索。

2015年10月，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民海，因为出版批评中国政府的书籍而遭中国跨境抓捕，遭判处十年徒刑。 （取自新华视点）

就在本月（七月）初，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丹麦、瑞典、芬兰与挪威四国。 瑞典外长马尔默·斯泰纳加德（Maria Malmer Stenergard）当面要求中国释放桂民海，王毅却只回应桂民海健康状况良好，没有提出释放承诺，瑞典政府则表示仍将持续交涉。

这场对话暴露了欧洲对中政策的结构性弱点。 瑞典提出关切当然有其意义，但当中国拘押一名瑞典公民多年，却只需以“他很健康”回应，外交往来与经贸合作仍可继续推进，北京自然不会认为自己必须付出更高代价。 欧洲常将“持续对话”视为维护沟通渠道的务实作法，但如果对话缺乏相应的政治、外交或经济成本，就可能从务实外交变成对威权行为的低成本容忍。

瑞典外长马尔默·斯泰纳加德当面要求中国释放桂民海，王毅却只说桂民海健康状况良好，没有承诺释放。 这场对话暴露了欧洲对中政策的结构性弱点。 （TT新闻社）

这并不表示民主国家必须中断所有对中国的接触，而是不能让北京形成一种判断，只要愿意恢复高层访问、提出经贸合作，就足以冲淡任意拘押、跨境施压与人权侵害所造成的问题。 民主国家的关切如果永远停留在会谈纪录与外交声明，中国就没有改变行为的诱因。

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其他国家。 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与史佩弗（Michael Spavor）曾在中加关系恶化之际遭中国长期拘押; 英国曼彻斯特中国领事馆曾发生香港示威者被拖入馆区殴打的事件; 欧美多国也陆续调查中国海外警务据点，以及对海外维吾尔人、港人与异议人士的监控和威吓。 这些事件背景不同，却共同说明北京正尝试把原本用于管理中国社会的安全逻辑，带入到其他国家的公共空间之中。

矢板明夫在台湾遭到攻击，就必须放在这个脉络下理解。 这起事件最值得警惕的，不只是攻击者的个人动机，而是中国官方如何回应。 国台办将攻击者的行为形容为出于“义愤”，等于以政治语言替暴力创造某种道德借口。 当一个政权长期将批评者描述为民族敌人、分裂分子或外部势力，并把对他们的敌意包装成爱国情感，就可能提高部分支持者对政治暴力的容忍，甚至鼓励个人自认有权替国家“执法”。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矢板明夫（右）日前被中国籍男子廖港发（左）暴力殴打。 国台办却将攻击者的行为形容为出于“义愤”，等于以政治语言替暴力创造某种道德借口。 （资料照）

因此，陆委会要求北京说明、谴责政治暴力，并提醒民众重视跨境镇压风险，是负责任的作法。 声援矢板明夫则是要捍卫任何人在台湾都不应因为批评中共、支持台湾或表达政治立场而遭受暴力的基本原则。 这条界线若遭模糊，受威胁的就不只是某一名媒体人，而是台湾民主社会的言论自由。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真正带来的挑战，不只是中国法律能否直接适用于台湾的问题，而是北京正试图让中国的政治分类与安全标准在境外、全球产生效果。 它要让外国政府在谈到台湾时有所顾忌，让企业因担心中国市场而自我审查，让学者、媒体与异议人士承受人身与职业压力，也让民主国家的社会逐渐习惯北京所划定的红线。

面对这样的趋势，台湾与其他民主国家必须建立更明确的共同底线。 跨境施压不能只换来口头关切，政治暴力不能被爱国义愤合理化，任意拘押外国公民更不能在一次高层访问后被淡忘。 唯有让北京明白，将国内威权治理向外延伸会产生实质外交与政治代价，民主国家才可能真正约束这种日益扩张的权力。 否则，今天是桂民海与矢板明夫，明天任何不接受北京观点的人，都会被划入它所重新定义的“安全威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