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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正修评论文章:中国境内近期接连发生水坝灾害。而重庆彭水县于 7 月 17 日上午发生大规模山体崩塌,已造成至少 8 人死亡、34 人失联,并有多名伤者送医救治。当地已紧急撤走超过 1100 名居民,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根据报道,山体长约 60 米、高约 30 米、厚约 10 米,崩塌体积约 1.8 万立方米。最近出版新书《习近平在害怕什么?》(商业社) 的日本评论家白川司指出:“中国最大的弱点就是三峡大坝。如果这座大坝崩溃,那么数亿人的生活,以及支撑中国经济的无数产业据点都将在瞬间被摧毁。”
2026 年 7 月,中国各地遭遇猛烈的暴风雨。南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因为台风 10 号带来的破纪录豪雨,横州市的六蓝水坝决堤。 官方公布,坝体有两处、总长约 50 米的区段崩落,大量泥水吞没了下游村庄。六蓝水坝建于1958 年,总蓄水量约 9552 万立方米,属于中型水坝,至今已使用 66 年。 南宁市将洪水紧急应对等级提升至最高的“一级”,全市约 4.8 万人紧急撤离。中部湖北省因伴随龙卷风的恶劣天气造成 11 人死亡,西北部甘肃省则因土石流夺走 21 条人命。 (资料来源:人民网日本语版 2026/7/7、CNN 2026/7/8、Reuters 2026/7/8)
■“国家的骄傲”三峡大坝的不祥预言
老化水坝因豪雨不堪负荷而崩溃的惨况,只是中国这个国家宿命般脆弱性的缩影。而这种脆弱性最极端的集中体现,就是中国所谓的“国家骄傲”——三峡大坝。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曾留学美国,取得康乃尔大学硕士、伊利诺大学工学博士。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河川与水利的研究。 1950 年代,他反对三门峡大坝的建设计划,遭毛泽东点名批判,并被迫从事长达22年的强制劳动,但他始终不改变其信念。 1990 年代初,三峡大坝建设计划正式推进时,黄万里从地质、环境、生态角度多次提出反对意见。1993 年,他致函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预言三峡大坝将带来 12 项毁灭性后果。

重庆彭水县汉葭街道星期五(7月17日)上午9时许突发山体垮塌,致下方多栋居民楼被埋,截至当晚,共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现场还有34人失联。
■12 项预言中已有 11 项成真
以下是黄万里提出的“预言”:1、堤防崩坏,2、航运受阻,3、移民安置问题,4、土壤污染问题,5、水质恶化,6、发电不足,7、气候异常,8、地震频繁,9、血吸虫病(寄生虫病)蔓延,10、生态系恶化,11、上游严重洪水,12、最终不得不炸毁大坝。
但是,黄的警告遭到漠视。反对派的言论被抹消,论文与公开发言也受到阻碍。1992 年 4 月,全国人大表决三峡大坝建设案时,虽然以多数赞成通过,但反对、弃权与未投票合计接近三成,这在全人大的历史上属于异常低的支持率。这正显示,即使政权再怎么铺排,仍有许多人无法消除疑虑。
黄万里于2001年以90 岁高龄辞世,但直到临终前仍不断呼吁:“三峡大坝绝对不能建。”如今,他所预言的 12项灾难中,已有11项成为现实。
■崖崩、地滑、水坝决堤接连发生
三峡大坝的首要风险在于其结构本身的脆弱性。 三峡大坝全长2335米,高185 米,蓄水量达393亿立方米,是世界最大级的水力发电设施,堪称超规格的巨型工程。
但是,2003 年尚未完工时开始进行试验性的蓄水,周边便频繁出现崖崩与地滑。同年,大坝混凝土表面竟发现多达80处大型裂缝。到2008年底,确认的崩塌地点达132处,总长33公里,崩落土石量约2 亿立方米。后续详细调查更发现地基变形等之异常多达 5386 处。
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洛收集的学术论文也指出三大隐忧:闸门裂缝、基岩渗水、混凝土钢筋不足。(至于2019 年后网络流传的“卫星照片显示大坝变形”则被认为是Google Earth 影像失真造成的假信息。批评是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上才有意义。)
根据中国水资源机构的报告显示,1954 年至 2003 年间,中国共有3484座水坝决堤,平均每年71座,相当于每5天就有1座。前文提到的六蓝水坝决堤,只是其中一例。
如今,仍有建成66年的老旧水坝因豪雨崩溃,吞没村庄。中国至今仍未克服“维护管理能力不足”的宿疾,却在专家警告之下,仍选择在长江断层带附近兴建这座巨型水坝——三峡大坝。
■上游遭遇“逆流水患”的原因
在黄万里的预言中,最引起专家关注的就是“上游将发生严重洪水”。一般而言,大坝若决堤,下游遭淹没是理所当然的。但黄指出,即使只是建造大坝,上游也会遭遇水患。
原因在于堆砂规模。 三峡大坝上游地质脆弱,峡谷连绵,崖崩与地滑造成大量泥砂流入长江,最终在长达 660 公里的水库中不断累积,使河床逐渐抬升。
最严重的就是位于水库前端的重庆市。这座拥有3000万人口的庞大工业城市,因为河床上升导致水位提高,水患频繁。放眼全球,几乎没有任何大坝的下游紧邻如此庞大的都市。黄的预言因此完全应验。
■最大经济都市——上海的危机
巨型水坝带来的影响也波及生态系统。洄游路径被阻断,水温、水流、水质剧烈改变,长江渔业遭到毁灭性打击。 1954年渔获量约43万吨,如今已降至10万吨以下。2021 年共产党更全面禁渔,约30万渔民失去生计。长江特有的江豚“白𬶨豚”被宣告功能性灭绝,鲟鱼类也几近消失(资料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更严重的是对经济心脏的冲击。由于泥砂无法再流向下游,长江三角洲失去支撑地基的供给,导致中国最大经济都市——上海的海岸线面临侵蚀危机。这座被称为“国家骄傲”的工程,反而正在悄悄削弱中国经济的中枢。
此外,移民问题至今未解。建设三峡大坝迫使超过 127万人被强制搬迁,许多人在安置地并无法获得承诺的农地,甚至遭当地的居民占用,导致“三峡移民”至今仍被困在前途渺茫的异乡。
■如果三峡大坝成为敌方攻击目标…
前面所述的是黄万里所预见的“自我崩坏”面向。然而,三峡大坝还存在著他的预言清单中未提及的另一个巨大风险——被当作军事攻击目标的脆弱性。
美国国防部在2004年的国会报告中明确指出,台湾若能对三峡大坝这类“高价值目标”提出可信的威胁,便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抑制中国的军事威吓。中国外交部强烈反驳,称这是“冷战思维”,但却无法否认其作为战略论点的有效性。事实上,台湾自1990 年代起便讨论过这一选项,淡江大学的战略研究者甚至公开表示“只需两枚飞弹就能摧毁”。
若进行崩坏模拟,其结果极为惊人。三峡大坝一旦被破坏,393 亿立方米的水将瞬间释放。非正式试算显示,洪水波约 1小时内抵达坝下的宜昌市(人口逾400 万),约10小时内抵达武汉(人口逾1000万)。长江下游流域居住人口超过4亿,部分分析者甚至形容其灾害规模可比拟核攻击。
简单来说,三峡大坝若遭摧毁,数亿人的生活以及支撑中国经济的无数产业据点将瞬间瓦解。再加上中国北方长期缺水的困境,我们可以说“一座大坝的崩溃,足以导致整个国家的崩溃”。
■人民解放军的飞弹防御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自身对此风险有著深刻认知。部分中国安全专家甚至将攻击三峡大坝定位为“准核行为”,主张应考虑将其纳入核武器不使用(NFU)政策的例外。这显示中国政府非常清楚这座巨型水坝的脆弱性。
据称,人民解放军已在大坝周边部署飞弹防御系统与防空飞弹网,并设立飞行限制区。这座被称为“国家骄傲”的工程,却因其庞大规模而需要付出巨额成本来防护,反而成为“国家最大的弱点”。
当习近平考虑以武力并吞台湾时,这项脆弱性是否会浮现在他的脑海呢?如果没有的话,那他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便是不合格的。
■轻易崩溃的“百年大计”
三峡大坝曾被冠以“能防百年一遇之大洪水”的保证。然而现实却相反,水患反而更加频繁。
2020年夏季,长江流域遭遇破纪录豪雨。上游洪峰流量创下运行以来最大值,8月20日更以每秒约7万5000立方米的流入量刷新史上最高纪录。当局以史上最大规模的放水操作家以因应,但这些放水却在下游引发新的水患,甚至在中国国内也引起批评 (资料来源:Newsweek〈中国三峡大坝迎来史上最大水量流入,现况如何?〉2020/8/24)。
结构上,三峡大坝只能调控上游流量,对汉江等下游大支流的水量却无能为力。
2022 年的情况却反转,长江流域遭遇破纪录干旱。四川省水力发电量大幅减少,特斯拉、丰田等主要汽车制造商工厂停工,半导体供应链也受到波及。洪水与干旱交替袭击,显示设计理念的前提已经崩溃。
原本号称“百年大计”的巨型水坝,竟在短短数年变化中就无法应对。
■投入1.7兆日圆的“对症疗法”
2026 年6月8日,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三峡大坝新水运通道建设专案的开工典礼,总投资额约741人民币(1兆7758亿日圆)。计划在三峡闸门北侧新建一条约 6680 米的闸门,规模庞大 (资料来源:JETRO〈三峡大坝新水运通道专案开工〉2026/6/15)
为何要投入如此的巨资呢?因为三峡大坝的通航能力早已无法应付超过原本设想的货运量,导致慢性壅塞。换言之,一项巨型基础建设所造成的问题,又要靠另一项巨型工程来掩盖,陷入“自行车操业(其意为:脚踏车必须持续踩踏才能保持平衡,停下就会倒)”的恶性循环。
中国政府的体制特征是“无法承认错误,只能不断重复对症疗法”。“南水北调”这项终极的对症疗法催生了三峡大坝,而三峡大坝又引发新的巨型工程。这种连锁反应,正是新专案在公布后立即开工所证明的中国病理。
批评声音被封锁,成功故事被不断宣传,但问题则持续被往后拖延。
■黄万里留下的“最后预言”将如何发展?
中国各地老旧水坝接连决堤,迫使当局不得不启动最高等级的紧急应对,这一现实显示:黄万里所描绘的未来正逐渐逼近。
在他所提出的 12 项预言中,至今仍未成真的只剩下一项——“最终不得不炸毁大坝”。
三峡大坝或许还没等到外敌飞弹的攻击,就会因为堆砂、老化与设计理念的破绽,最终迫使中国自己动手拆除。
这座曾被视为“国家骄傲”的巨型工程,如今却成为左右国家存亡的“最大弱点”。这正是中国这个无法承认错误的体制所背负的结构性矛盾,最鲜明而有力的象征。
■中国工程之政策模型
其实,中国的大型工程往往强调“技术可行性”与“政治意志”,但在规划过程中,社会科学层面的调查与评估(例如移民安置、社会影响、文化资产保护、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改变)往往不足。那么为什么会缺乏社会科学调查呢?其原因可分述如下:
1、政治导向:工程常被视为“国家形象工程”或“政绩工程”,重点放在展示国力,而非全面性评估。
决策集中:重大工程由中央拍板,地方或民间的意见难以进入决策流程。
3、社会影响低估:移民安置、社区文化、长期经济结构改变等议题,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畴,但在工程规划中常被视为“附属问题”。
4、批评空间有限:学者或媒体若提出负面评估,可能遭到压制,导致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难以公开讨论。
例如南水北调工程是跨流域调水,涉及地方水资源分配与社会公平,但相关社会影响研究相对薄弱即是典型的例子。
作者:张正修/曾任考试委员、开南大学法律系系主任、淡江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学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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