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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正修評論文章:中國境內近期接連發生水壩災害。而重慶彭水縣於 7 月 17 日上午發生大規模山體崩塌,已造成至少 8 人死亡、34 人失聯,並有多名傷者送醫救治。當地已緊急撤走超過 1100 名居民,救援工作仍在持續進行。
根據報道,山體長約 60 米、高約 30 米、厚約 10 米,崩塌體積約 1.8 萬立方米。最近出版新書《習近平在害怕什麼?》(商業社) 的日本評論家白川司指出:“中國最大的弱點就是三峽大壩。如果這座大壩崩潰,那麼數億人的生活,以及支撐中國經濟的無數產業據點都將在瞬間被摧毀。”
2026 年 7 月,中國各地遭遇猛烈的暴風雨。南部廣西壯族自治區因為颱風 10 號帶來的破紀錄豪雨,橫州市的六藍水壩決堤。 官方公布,壩體有兩處、總長約 50 米的區段崩落,大量泥水吞沒了下游村莊。六藍水壩建於1958 年,總蓄水量約 9552 萬立方米,屬於中型水壩,至今已使用 66 年。 南寧市將洪水緊急應對等級提升至最高的“一級”,全市約 4.8 萬人緊急撤離。中部湖北省因伴隨龍捲風的惡劣天氣造成 11 人死亡,西北部甘肅省則因土石流奪走 21 條人命。 (資料來源:人民網日本語版 2026/7/7、CNN 2026/7/8、Reuters 2026/7/8)
■“國家的驕傲”三峽大壩的不祥預言
老化水壩因豪雨不堪負荷而崩潰的慘況,只是中國這個國家宿命般脆弱性的縮影。而這種脆弱性最極端的集中體現,就是中國所謂的“國家驕傲”——三峽大壩。
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曾留學美國,取得康乃爾大學碩士、伊利諾大學工學博士。他一生致力於中國河川與水利的研究。 1950 年代,他反對三門峽大壩的建設計劃,遭毛澤東點名批判,並被迫從事長達22年的強制勞動,但他始終不改變其信念。 1990 年代初,三峽大壩建設計劃正式推進時,黃萬里從地質、環境、生態角度多次提出反對意見。1993 年,他致函江澤民等國家領導人,預言三峽大壩將帶來 12 項毀滅性後果。

重慶彭水縣漢葭街道星期五(7月17日)上午9時許突發山體垮塌,致下方多棟居民樓被埋,截至當晚,共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現場還有34人失聯。
■12 項預言中已有 11 項成真
以下是黃萬里提出的“預言”:1、堤防崩壞,2、航運受阻,3、移民安置問題,4、土壤污染問題,5、水質惡化,6、發電不足,7、氣候異常,8、地震頻繁,9、血吸蟲病(寄生蟲病)蔓延,10、生態系惡化,11、上游嚴重洪水,12、最終不得不炸毀大壩。
但是,黃的警告遭到漠視。反對派的言論被抹消,論文與公開發言也受到阻礙。1992 年 4 月,全國人大表決三峽大壩建設案時,雖然以多數贊成通過,但反對、棄權與未投票合計接近三成,這在全人大的歷史上屬於異常低的支持率。這正顯示,即使政權再怎麼鋪排,仍有許多人無法消除疑慮。
黃萬里於2001年以90 歲高齡辭世,但直到臨終前仍不斷呼籲:“三峽大壩絕對不能建。”如今,他所預言的 12項災難中,已有11項成為現實。
■崖崩、地滑、水壩決堤接連發生
三峽大壩的首要風險在於其結構本身的脆弱性。 三峽大壩全長2335米,高185 米,蓄水量達393億立方米,是世界最大級的水力發電設施,堪稱超規格的巨型工程。
但是,2003 年尚未完工時開始進行試驗性的蓄水,周邊便頻繁出現崖崩與地滑。同年,大壩混凝土表面竟發現多達80處大型裂縫。到2008年底,確認的崩塌地點達132處,總長33公里,崩落土石量約2 億立方米。後續詳細調查更發現地基變形等之異常多達 5386 處。
旅居德國的水利專家王維洛收集的學術論文也指出三大隱憂:閘門裂縫、基岩滲水、混凝土鋼筋不足。(至於2019 年後網絡流傳的“衛星照片顯示大壩變形”則被認為是Google Earth 影像失真造成的假信息。批評是必須建立在事實基礎上才有意義。)
根據中國水資源機構的報告顯示,1954 年至 2003 年間,中國共有3484座水壩決堤,平均每年71座,相當於每5天就有1座。前文提到的六藍水壩決堤,只是其中一例。
如今,仍有建成66年的老舊水壩因豪雨崩潰,吞沒村莊。中國至今仍未克服“維護管理能力不足”的宿疾,卻在專家警告之下,仍選擇在長江斷層帶附近興建這座巨型水壩——三峽大壩。
■上游遭遇“逆流水患”的原因
在黃萬里的預言中,最引起專家關注的就是“上游將發生嚴重洪水”。一般而言,大壩若決堤,下游遭淹沒是理所當然的。但黃指出,即使只是建造大壩,上游也會遭遇水患。
原因在於堆砂規模。 三峽大壩上游地質脆弱,峽谷連綿,崖崩與地滑造成大量泥砂流入長江,最終在長達 660 公里的水庫中不斷累積,使河床逐漸抬升。
最嚴重的就是位於水庫前端的重慶市。這座擁有3000萬人口的龐大工業城市,因為河床上升導致水位提高,水患頻繁。放眼全球,幾乎沒有任何大壩的下游緊鄰如此龐大的都市。黃的預言因此完全應驗。
■最大經濟都市——上海的危機
巨型水壩帶來的影響也波及生態系統。洄游路徑被阻斷,水溫、水流、水質劇烈改變,長江漁業遭到毀滅性打擊。 1954年漁獲量約43萬噸,如今已降至10萬噸以下。2021 年共產黨更全面禁漁,約30萬漁民失去生計。長江特有的江豚“白𬶨豚”被宣告功能性滅絕,鱘魚類也幾近消失(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更嚴重的是對經濟心臟的衝擊。由於泥砂無法再流向下游,長江三角洲失去支撐地基的供給,導致中國最大經濟都市——上海的海岸線面臨侵蝕危機。這座被稱為“國家驕傲”的工程,反而正在悄悄削弱中國經濟的中樞。
此外,移民問題至今未解。建設三峽大壩迫使超過 127萬人被強制搬遷,許多人在安置地並無法獲得承諾的農地,甚至遭當地的居民占用,導致“三峽移民”至今仍被困在前途渺茫的異鄉。
■如果三峽大壩成為敵方攻擊目標…
前面所述的是黃萬里所預見的“自我崩壞”面向。然而,三峽大壩還存在著他的預言清單中未提及的另一個巨大風險——被當作軍事攻擊目標的脆弱性。
美國國防部在2004年的國會報告中明確指出,台灣若能對三峽大壩這類“高價值目標”提出可信的威脅,便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抑制中國的軍事威嚇。中國外交部強烈反駁,稱這是“冷戰思維”,但卻無法否認其作為戰略論點的有效性。事實上,台灣自1990 年代起便討論過這一選項,淡江大學的戰略研究者甚至公開表示“只需兩枚飛彈就能摧毀”。
若進行崩壞模擬,其結果極為驚人。三峽大壩一旦被破壞,393 億立方米的水將瞬間釋放。非正式試算顯示,洪水波約 1小時內抵達壩下的宜昌市(人口逾400 萬),約10小時內抵達武漢(人口逾1000萬)。長江下游流域居住人口超過4億,部分分析者甚至形容其災害規模可比擬核攻擊。
簡單來說,三峽大壩若遭摧毀,數億人的生活以及支撐中國經濟的無數產業據點將瞬間瓦解。再加上中國北方長期缺水的困境,我們可以說“一座大壩的崩潰,足以導致整個國家的崩潰”。
■人民解放軍的飛彈防禦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自身對此風險有著深刻認知。部分中國安全專家甚至將攻擊三峽大壩定位為“准核行為”,主張應考慮將其納入核武器不使用(NFU)政策的例外。這顯示中國政府非常清楚這座巨型水壩的脆弱性。
據稱,人民解放軍已在大壩周邊部署飛彈防禦系統與防空飛彈網,並設立飛行限制區。這座被稱為“國家驕傲”的工程,卻因其龐大規模而需要付出巨額成本來防護,反而成為“國家最大的弱點”。
當習近平考慮以武力併吞台灣時,這項脆弱性是否會浮現在他的腦海呢?如果沒有的話,那他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便是不合格的。
■輕易崩潰的“百年大計”
三峽大壩曾被冠以“能防百年一遇之大洪水”的保證。然而現實卻相反,水患反而更加頻繁。
2020年夏季,長江流域遭遇破紀錄豪雨。上游洪峰流量創下運行以來最大值,8月20日更以每秒約7萬5000立方米的流入量刷新史上最高紀錄。當局以史上最大規模的放水操作家以因應,但這些放水卻在下游引發新的水患,甚至在中國國內也引起批評 (資料來源:Newsweek〈中國三峽大壩迎來史上最大水量流入,現況如何?〉2020/8/24)。
結構上,三峽大壩只能調控上游流量,對漢江等下游大支流的水量卻無能為力。
2022 年的情況卻反轉,長江流域遭遇破紀錄乾旱。四川省水力發電量大幅減少,特斯拉、豐田等主要汽車製造商工廠停工,半導體供應鏈也受到波及。洪水與乾旱交替襲擊,顯示設計理念的前提已經崩潰。
原本號稱“百年大計”的巨型水壩,竟在短短數年變化中就無法應對。
■投入1.7兆日圓的“對症療法”
2026 年6月8日,湖北省宜昌市舉行三峽大壩新水運通道建設專案的開工典禮,總投資額約741人民幣(1兆7758億日圓)。計劃在三峽閘門北側新建一條約 6680 米的閘門,規模龐大 (資料來源:JETRO〈三峽大壩新水運通道專案開工〉2026/6/15)
為何要投入如此的巨資呢?因為三峽大壩的通航能力早已無法應付超過原本設想的貨運量,導致慢性壅塞。換言之,一項巨型基礎建設所造成的問題,又要靠另一項巨型工程來掩蓋,陷入“自行車操業(其意為:腳踏車必須持續踩踏才能保持平衡,停下就會倒)”的惡性循環。
中國政府的體制特徵是“無法承認錯誤,只能不斷重複對症療法”。“南水北調”這項終極的對症療法催生了三峽大壩,而三峽大壩又引發新的巨型工程。這種連鎖反應,正是新專案在公布後立即開工所證明的中國病理。
批評聲音被封鎖,成功故事被不斷宣傳,但問題則持續被往後拖延。
■黃萬里留下的“最後預言”將如何發展?
中國各地老舊水壩接連決堤,迫使當局不得不啟動最高等級的緊急應對,這一現實顯示:黃萬里所描繪的未來正逐漸逼近。
在他所提出的 12 項預言中,至今仍未成真的只剩下一項——“最終不得不炸毀大壩”。
三峽大壩或許還沒等到外敵飛彈的攻擊,就會因為堆砂、老化與設計理念的破綻,最終迫使中國自己動手拆除。
這座曾被視為“國家驕傲”的巨型工程,如今卻成為左右國家存亡的“最大弱點”。這正是中國這個無法承認錯誤的體制所背負的結構性矛盾,最鮮明而有力的象徵。
■中國工程之政策模型
其實,中國的大型工程往往強調“技術可行性”與“政治意志”,但在規划過程中,社會科學層面的調查與評估(例如移民安置、社會影響、文化資產保護、地方居民的生活方式改變)往往不足。那麼為什麼會缺乏社會科學調查呢?其原因可分述如下:
1、政治導向:工程常被視為“國家形象工程”或“政績工程”,重點放在展示國力,而非全面性評估。
決策集中:重大工程由中央拍板,地方或民間的意見難以進入決策流程。
3、社會影響低估:移民安置、社區文化、長期經濟結構改變等議題,屬於社會科學研究範疇,但在工程規劃中常被視為“附屬問題”。
4、批評空間有限:學者或媒體若提出負面評估,可能遭到壓制,導致社會科學研究成果難以公開討論。
例如南水北調工程是跨流域調水,涉及地方水資源分配與社會公平,但相關社會影響研究相對薄弱即是典型的例子。
作者:張正修/曾任考試委員、開南大學法律系系主任、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兼任副教授、台北教育大學文教法律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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