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年了 北京万圣书园坚守独立书店本色

在中国书价“失控”的环境下，大量民营实体书店因经营困难选择关门。即使是北京文化界的地标万圣书园，浓厚的人文学术气息和创办人带著传奇的理想主义色彩，也不能使其免于市场残酷的考验。

“没有什么书是网上买不到的。”万圣书园创办人刘苏里告诉记者。

全世界的书店经营可能都不容易，但中国的书店更艰难，原因就在于书籍控价出问题。许多新书在网上用5折就能买到，而书店进书成本就要6折，哪怕是逛书店的人，也可能在看到想买的书后，一边动动手指、在手机就完成下单。书店还要请店员、付租金，这笔帐怎么算都不合。

采访刘苏里是在一个周间的下午，书店里有一些年轻读者驻足在书架旁，甚至还有外籍年轻读者在书架前交谈。这里位于北京五道口，周围有北京大学、北京清华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众多学校，留学生、外国人也多。

曾有段时间，刘苏里在几个主要的网络平台研究读者们对万圣的评价，想知道是什么让他们愿意来万圣买书、愿意不去计较与网络价格的价差。

他总结读者对万圣最主要的感受是“安静、安宁”。

来到书店的读者也呼应了当今中国年轻人的形象。刘苏里观察到他们的生存状态：“卷（竞争），每天不得不面对的焦虑、担忧，精神困顿”，而万圣可以给年轻人躁动的心一下子安静下来，同时又能看到在其他书店很少出现的书。“有这么一个地方，让他们得到精神满足而不只是知识。”

刘苏里称这种逛书店的行为是一种“仪式”，因为是仪式就不怕舟车劳顿前来，而仪式的完成就是要买几本书。“网上35元（人民币），我这边要65元，多出来的钱像『门票』，读者是愿意买单的。”

说到现在万圣书园的经营状况，刘苏里说，“就是维系”。

不能小看“维系”二字的分量。据行业自媒体统计，全中国在2025年上半年就有1200家书店关闭。还存活的书店，许多靠著贩售文创商品、高级文具、经营咖啡店、办收费活动或实施收费会员制来创造收入与吸引来客，万圣则是极少数靠著卖书还能生存的书店，书籍销售占全店收入约97%。

中国的网络购书风气很早就开始，近年透过小红书博主（部落客）和抖音直播卖书更是成为销售主力，但部分也引来“卖书像卖菜”、“低价甩卖破坏行情”等批评。

万圣依然故我，维持老派而纯粹的书店本色，社群帐号只用来发布活动信息，并不当作行销管道。刘苏里的经营哲学是“努力把一间独立书店做到极致”。

“做到极致”还意味著，在中国审查制度和政治要求下，努力维持学人办店的水准和尊严。

在中国各大连锁书店里，必定有一整台位置醒目的书架留给当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相关著作。在万圣书园，类似“习近平在浙江”、“习近平在福建”等书摆放在其他中共重要人物传记与文集旁，在整体丰富藏书中，更像是作为党史的学术分类，而不是刻意的政治表态。

同时，书店中也有不少像“1966-1976的地下文学”这样看起来有点“敏感”，实则合法出版的读物。如果不是长期浸淫在中国的出版与图书界，选书人不会知道还有哪些好书和管道可以引进；如果不是身处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店主也不会培养出智慧和勇气来处理各种当局可能丢出的难题。

刘苏里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他是“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骨干，“六四”后被捕进入秦城监狱，1991年获释，被校方开除。酷爱读书的他，为了生计也为了理想，在1993年创办万圣书园。长期以来，他本人与这家书店也是当局关注的对象。

回顾33年走过的书店之路，刘苏里说：“中国社会确实大，纵深确实长，总有那么一群人，才能使万圣体面的活著。”之所以放眼中国而不只局限于北京市，是因为万圣书园来自非北京人士的销售占了4成，外国人则占2.5成，剩下约3.5成才是北京人的贡献。

至于未来会如何，他很平静的说：“如果有一天，这个社会支撑不了（逛书店）这件事，如果人们对得到安宁都没有信仰了、都疲劳了，就自然消亡。只要还有（这种需求），相信万圣能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