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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23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与学术诚信监督平台“撤稿观察”联合披露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临床试验死亡事件。消息一出,全网哗然。
一名6岁的中国女童小美(化名),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接受了一项号称“全球首例脑部基因编辑”的实验性治疗后,不幸离世。
而这场悲剧背后的真相,远比想象中更加触目惊心。
一场“不致命”的病,换来一次“致命”的治疗
小美患的是一种极其罕见的遗传病——Snijders Blok-Campeau综合征,由CHD3基因突变导致。这种病的症状是语言、认知和运动发育迟缓,但通常不直接危及生命。全球已知的患者,仅仅237人。
2023年,小美的父母在一个罕见病患者家长微信群中,联系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松江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仇子龙。
仇子龙在基因编辑和神经系统疾病领域颇有名气,发表过多篇顶刊论文、出版过科普书、上过TEDx演讲。2016年,他团队的转基因猴研究还入选了“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绝望中的父母,看到了希望。
为了抓住这个机会,小美父母掏空了多年积蓄,又从亲戚那里借钱,硬生生凑齐了8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82万元。全部自费,参与这项研究者发起的个体化临床研究。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让人脊背发凉。


2025年1月2日,上海新华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了这项人体临床试验。
可是,关键的猕猴毒理报告,直到一个多月后的2月17日才完成。报告显示: 4只接受治疗的猕猴,全部出现了中度至重度肝损伤,其中一只高剂量组的还出现了肾损伤。
原因指向AAV基因治疗中一种已知的严重不良反应,血栓性微血管病,会在人体微血管内形成大量微血栓,严重时可致命。
也就是说,伦理委员会批准人体试验的时候,连猴子身上的安全数据都还没有。等毒理报告出来了,明明亮起了红灯,研究团队依然没有叫停。

2025年3月24日,小美如期接受了治疗。医生从她腰椎穿刺,将数以万亿计携带碱基编辑器的AAV病毒注入脑脊液。项目团队当时宣称,这是 全球首例针对脑部的基因编辑人体给药。
术后仅仅三天,小美开始发烧,肾脏迅速衰竭,血小板降到危险水平。一周之内,她因严重的免疫反应离开了人世。
医院伦理委员会随后认定: 死亡与治疗“肯定相关”,死因正是血栓性微血管病。
一个6岁的孩子,就这样没了。

论文发了,死讯瞒了,致谢删了
如果说治疗失败还可以归咎于医学探索的风险,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彻底暴露了某些人对生命毫无敬畏的真实面目。
小美2025年3月去世,但这一死亡事件从未被公开披露。没有出现在任何一篇论文里,没有出现在任何一次临床试验登记更新中。
2026年2月18日,仇子龙团队联合其他研究者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介绍了一种碱基编辑器在小鼠模型中的研究结果。

这篇论文里,刻意删去了小美一家的遗传数据,删除了原本感谢他们“参与和支持”的致谢,隐瞒了家属自费582万元的信息,仅公开了动物实验的“理想”结果,对灵长类动物出现的肝肾损伤信号隻字未提。
《自然》方面回应说,论文审稿期间并不知道患者死亡事件及家属资助情况。
小美的父母在论文发表后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提交了投诉,要求调查并撤回论文。

2025年9月,上海有关部门对新华医院罚款约3600美元,折合人民币大约2.4万元。理由是医院未能妥善监管这项试验,也没有在相关数据库中将试验注册为商业资助的研究项目。
2.4万元——这是一个6岁生命的价码。
直到2026年7月《科学》杂志曝光此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才在7月26日发布情况说明,宣布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全面调查。据财新网报道,另有相对独立的、更高级别的调查组已经成立。
但这一切,换不回小美的命了。

知情同意书里,没写“会死”两个字
这起事件暴露出的问题,远远不止一个家庭的悲剧。
第一,知情同意严重不到位。 小美的父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但文件里并没有清楚说明治疗可能导致死亡的风险。
知情同意书把“血栓性微血管病”列为一种可能的风险,但注明“及时治疗”即可。父母称,无论是在知情同意书里,还是在医生的沟通中,都从未明确提到这些并发症可能导致死亡。
对于“全球首例”脑部基因编辑人体试验,除了潜在效益,所有已知和未知的风险都应该向家属 充分交代。这是最基本的伦理底线。

第二,伦理审查形同虚设。新华医院伦理委员会在毒理报告完成之前就批准了人体试验。熟悉医学伦理与法律的专家指出,碍于著名学者、专家的权威,国内很多医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查流于形式,根本起不到防火墙的作用。
第三,资金流向令人不安。报道披露,有约13万美元的研究资金进入了研究者的个人账户。小美的父母还多次宴请仇子龙并赠送礼品。在“求人办事”的心态下,家属不仅掏空了家底,还要处处陪小心。

第四,死亡信息被刻意隐瞒长达16个月。《科学》报道指出,如此重大的安全事件本应及早向科研界披露,让其他从事类似研究的团队掌握相关信息,避免重蹈覆辙。然而,研究团队选择了沉默。
更讽刺的是,仇子龙本人曾是2018年100多名联名公开信谴责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 unethical 行为的科学家之一。当年义正词严谴责别人无视伦理的人,自己做起同样的事情来,竟是这般模样。

582万买不来一个机会,只买来一场豪赌
有人可能会问:小美的病并不致命,父母为什么要砸582万去赌一场不成熟的试验?
答案令人心酸。罕见病,全球只有237个患者,没有标准疗法,没有特效药。常规康复训练无法改变疾病的根本进程。看着女儿一天天落后于同龄人,每一天都像在抛弃她的未来。
当一条路走到尽头,任何看起来像路的地方,都值得一试。

报道提到一个细节:一名基因治疗从业者告诉记者,“面谈过仇子龙的家长被我劝下来了”。也就是说,有专业人士评估风险后劝退了其他家长。但小美的父母,选择了相信。
他们赌的不是生死,是女儿一个“正常”的人生。
备孕四年才等来的孩子,这份爱太沉重,沉重到让他们无法承受“什么都不做”带来的余生悔恨。
然而,把绝望父母的信任当成试验的通行证,把582万自筹资金当成推进项目的燃料,把一条6岁的生命当成发表顶刊论文的垫脚石—— 这哪里是医学探索,分明是对生命的亵渎。

敬畏生命,不是一句空话
这起事件引发的震动还在持续。有罕见病家长告诉记者,他们的项目已经被叫停。整个基因治疗行业都感受到了冲击。
但比起行业的阵痛,更值得追问的是:科学探索的边界在哪里?伦理审查的底线在哪里?对生命的敬畏又在哪里?
医学的进步从来都伴随着风险,但风险必须建立在 充分告知、充分评估、充分监管的基础上。不能为了一个“全球首例”的名头,就把一个6岁孩子推上赌桌。

临床转化不能跨越科学认知的缺口,人体试验必须慎之又慎。科学家应真正接受伦理约束,把伦理要求作为科研决策的内在约束,而不是技术突破中被动应付的程序性要求。
582万元,可以买来一次“全球首例”的试验机会,但买不来对一条生命的敬畏。
小美走了。但她的离去,不能只换来一篇论文的发表和2.4万元的罚款。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孩子都不该成为科学野心的代价。
这起事件,必须有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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