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落难时慈眉善目，一朝得志即青面獠牙

颜纯钩评论文章：朱镕基去世后，网上有不少他往日谈香港的视频流传，一个是他在公开讲话中说的：“我就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的手里搞坏了，我们岂不成民族罪人？”

另一个是，他在一次礼宾府的讲话中，用普通话背诵香港流行曲“狮子山下”的歌词：“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聚，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两次讲话至今听来，都令香港人觉得很贴心。第一句言外之意是，中共是对历史负责任的，也对民族未来有期待，中共必定会搞好香港。第二句言外之意是，他知道香港人与中共在思想上有隔阂，但只要“抛弃区分求共对”，就可以“理想一起去追”。

这句话听在香港人耳朵里，真是最大一颗定心丸。那时全世界的理解都是，中共会在经济改革后继续作出政治改革，改革到最后，中国大陆在体制上与香港都趋于一致了，那时香港当然不需要再变。

其实，我们都太一厢情愿了。早在1979年3月30日，在北京举行的“理论工作务实会”上，老邓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中国改革开放最后的红线早就划定在那里，可惜我们对中共的老谋深算缺乏足够的了解。

为什么当年中共对香港那么好？很简单，那时他们有求于香港人。中国正在崩溃边缘，再不改革就要垮台，但要改革，又没有一点起码的底气。中共需要香港的资金、香港的技术与人才、香港的巿场管理经验，也需要通过香港搭通世界贸易的通道。

那时的中共，对香港简直好话说尽，又在邻近香港的深圳划出经济特区，又给广东的经济发展最大限度的自由。那时中共根本顾不上香港是港英殖民地，香港人满脑子自由、人权、法治和民主的价值观，只要资金与技术人才能来，管理经验输入，借道香港搭通国际线，什么都好说，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中共的慈眉善目收买了香港人，香港人果然最先踩进中国黑不见底的深水区，从那里摸索往前走，把深圳无中生有搞起来，很快向广东幅射，再向大陆东南先进地区扩张，再普及全中国。后来，台湾资本见香港捷足先登，也急忙回大陆投资，这样才把中共的改革开放搞起来。

但中国经济起来了，香港的价值就下去了，香港失去矜贵身份，中共对香港的承诺就抛到脑后，中英联合声明成了废纸，基本法高高挂起，等到香港人开始不满，中共的脸色就变了。直选是吊在天花板上一块肉，志在让我们流口水，民主没到，自由已经嫌太多，法治要规管，人权更属多馀。几经抗议，几经镇压，终于发展到反送中政治浪潮。

反送中是中共搞出来一台大戏，在香港人多年抗争的形势下，搞一条“送中条例”，在当时根本没什么必要性，只是借题发挥，但中共志在借“移交逃犯”条例来警告香港人，以后犯了事很大机会要送交大陆审理。

这是一种温水煮蛙的手法，就是一点点的威胁不断追加，直至把香港人都训练成七百万顺民。但香港人长期压抑的精神苦闷，却借这一次小动作而大发作，这是中共未曾料到的。到那时，中共就露出一付青面獠牙的恶相出来，不但指使香港警察大开杀戒，习近平甚至准备调深圳武警入香港行暴力镇压，来一次香港式的六四事件。

如果不是川普反对，香港人已经血溅英皇道了，中共到那时，早已忘记曾经对香港人说过什么，曾经如何的慈眉善目，与香港人几成莫逆之交了。

我说过江泽民是机会主义者，朱镕基是实用主义者，二者之分别很有限，而共同点却是都没有道德底线。中共本就没有道德底线，所以在食碗面反碗底这件事上，两人没有什么分别。

放习近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也一样会慈眉善目，放朱镕基在今日，他也一样会青面獠牙，不同的只是，朱镕基相当聪明，习近平却相当笨。中共干部中，论政治上冷酷，人人都差不多，因为都是党性训练出来的，论处事的机智敏捷，高瞻远瞩，却各人的素养不同。

放朱镕基在今日，中共的事情不会败坏成这样，也不会败坏得这么快，始终朱镕基善于审时度势，统观大局，脑袋好用，不会给自己挖坑。而习近平既没有政治智慧，又鲁莽冲动，他把容易的事办砸了，又把难办的事办成灾难。这是没办法的事，是中共一代不如一代，命中注定如此。

最关键的问题不是谁在中共最高层执政，而在于中共整个意识形态与组织架构，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上生成出来。中国只有抛弃中国旧文化，与世界价值系统接轨，才能起死回生，否则永远都是一种死亡轮回，历朝历代都没什么本质差别，差只差在命长命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