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如此堕落？精英被专制权力驯化成奴才

　　艾地声Edysen评论文章：中共数十年专制统治留下的最深重后果之一，不只是对人的肉体与自由的压制，更是对社会精英精神人格的长期改造。权力控制资源、地位与前途，以奖惩不断筛选和驯化，终于使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从独立思考者变成权力的依附者乃至辩护者。更可悲的是，长期身处其中，他们往往已经把服从当理性，把依附当成熟，把自我审查当专业，被驯化而不自知，做了奴才却仍以为自己是精英。

　　北大教授张丹丹那句广为流传的“灵活就业是一种福利”，之所以令人刺耳，不只是因为它把就业困境包装成福利，更因为这种话出自中国最顶尖大学的教授之口。

　　当然，一句话是否被截取、原始语境究竟如何，可以另行核实。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讨论一个远比张丹丹本人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越来越擅长替权力解释人民的苦难？这不是某个教授的个人堕落，而是中共几十年专制统治下已经相当普遍的精英驯化现象。

　　理解中国精英阶层，不能只看学历、职称和社会地位，必须看他们的资源从哪里来。在现代自由社会，知识分子的独立首先来自资源来源的多元化。大学、媒体、企业、基金会、行业协会和公民社会彼此分立，知识分子不必依附单一权力中心生存。

　　中共体制恰恰相反。大学不是独立的大学，而是党国组织体系的一部分。党委领导，行政分级，资源配置高度官僚化。职称、课题、经费、人才计划、荣誉、社会身份乃至公共发言机会，都与这套体系存在直接或间接联系。

　　这就形成了一条非常清晰的利益链：权力控制资源，资源决定地位，地位塑造行为。所以中共甚至不需要天天命令教授说什么，一个聪明人进入这个系统，很快就会知道什么不能研究，什么不能说，什么观点有风险，什么表态有前途。久而久之，外部审查变成自我审查，这才是最成功的驯化。

　　二、知识分子从批判者变成了权力翻译官

　　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本来应该是发现问题、揭示真相、批判权力。但在专制体制中，相当一部分知识精英的功能发生了倒置。失业严重，可以重新命名为“灵活就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可以解释为“就业观念需要转变”；收入下降，可以归结为“消费信心不足”；经济恶化，可以包装成“结构调整阵痛”；公共权力制造的问题，最后总能被转换成个人需要承担的责任。

　　这就是今天中国某些所谓专家最荒诞的地方：他们研究的不是权力为什么制造问题，而是人民为什么不能适应问题。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公共管理不再只是认识社会的工具，也可能成为替权力加工现实的修辞技术。宣传干部只能说形势一片大好，教授却可以写论文证明为什么形势一片大好。后者有时比前者更有用。

　　三、几十年专制统治，已经制造出庞大的依附型精英

　　如果只是几个教授如此，可以归结为人格问题。问题在于，这种现象早已不限于大学。教授懂得迎合政治正确，企业家懂得向权力表忠，媒体人懂得自我审查，文艺工作者懂得把握尺度，律师懂得哪些案件不能碰，社会组织懂得哪些问题不能做。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生存智慧：离权力越近，资源越多；越懂得服从，风险越低。

　　几十年的制度筛选之后，中国当然仍有保持良知和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也始终有人为此付出代价。但从整体社会结构看，精英阶层中的依附型人格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普遍现象。这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喜欢奴性，相反，这是长期制度选择的结果。一个制度持续几十年奖励服从、惩罚独立，它最终筛选出来的当然不会主要是公共知识分子，而会越来越多是精致的体制适应者。

　　四、最悲哀的是，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奴才

　　专制统治最初制造的是恐惧，成熟以后制造的是犬儒。真正高明的奴役，并不需要一个人每天意识到自己正在服从。很多精英甚至真诚地相信自己是独立思考的。他们已经学会把妥协称为理性，把沉默称为成熟，把投机称为现实主义，把替权力辩护称为专业主义。

　　这也是为什么受教育程度越高，并不必然意味着越独立。知识可以帮助人认识真相，也可以帮助人替自己的屈服寻找更加精致的理由。普通人说一句违心话，自己往往知道那是假话；知识精英却可能写出一万字论文，最后成功说服自己那是真理。这是比赤裸裸的奴颜婢膝更深的精神异化。

　　五、北大的堕落尤其具有象征意义

　　北大之所以令人感慨，是因为它曾经代表中国知识界另一种可能。大学真正珍贵的从来不是排行榜、论文数量和教授头衔，而是一个社会能否在那里保存一点不受权力支配的思想。

　　蔡元培时代所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真正重要的不是一句校训式口号，而是一种大学与权力之间的距离。今天的问题正是这种距离不断消失。当大学行政化、官僚化、党国化之后，教授很容易成为另一种公务员。区别只是公务员负责执行政策，某些教授负责解释政策。这便出现中国社会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景象：知识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却越来越少；大学越来越漂亮，大学精神却越来越贫乏。

　　所以，《北大教授为何如此堕落？》真正追问的并不仅仅是某一个北大教授，我们更应该追问的是：为什么几十年中共专制统治之后，中国相当一部分最聪明、受教育程度最高、拥有最多社会资源的人，最终被驯化成了权力最熟练的辩护者？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因为专制不仅统治人的身体，更通过控制资源、职位、荣誉和机会塑造人的行为；不仅消灭反对者，也筛选顺从者；不仅要求人闭嘴，最终还要让人学会主动替它说话。几十年下来，它制造的不只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还制造了一个与权力高度依附的精英阶层。

　　一个社会真正的悲剧，不是没有精英，而是精英失去了独立人格；不是没有知识，而是知识成为权力的奴仆。这才是“北大教授为何如此堕落”背后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