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台海战争 北京大修国防动员法

邓聿文评论文章：时隔16年，北京对《国防动员法》进行了大修。我的看法是，这次修法不是刻意针对台湾，但确实为未来可能的台海战争量身定做。 

说它不是刻意针对台湾，是因为16年前制定的这部法律，已经严重滞后于现状，当初北京的立法宗旨是要解决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如何建立一套统一的国防动员法律制度，建立从平转战的基本制度问题。但那时的立法还是粗线条的。 

2015年习近平对解放军进行了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军改，2019年又推进国防动员体制改革。中国立法机构为此在2021暂停了该法的修订。此次重启修法，可以看作填补这些改革造成的法律落差。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它本来就要做的一件事情。 

两岸舆论把对修法的关注焦点放在民用资源的征收征用和国防勤务上，并据此推断北京修法是为著攻打台湾，向台湾发出了一个明确的开战信号，新的国防动员法因而是一部武统台湾法。这种解读就有点过度联想了。2010年的旧法已有这方面的内容，本次修订只是在原有基础上，把“征用”扩展为“征收、征用”。加一个“征收”，性质当然比“征用”更严重，可从法律关系来说，它并不是一个新的权力，故而，不能因为修法后可以征收民船，就认为北京突然开始准备武力攻台，这是不准确的。 

但为什么说此次修法又是为台海战争量身定做的？关键在于，目前两岸局势风高浪急，加之中国的外部环境也不太平，北京要为可能的最坏情形著想。修法是要解决目前这套国防动员体制能否适应一场现代高强度的战争的问题，战争一旦爆发，随著强度和范围增加，整个社会需要迅速转入战时状态。 

因此，这次大修，新加了许多明显具有现代战争色彩的内容，最突出的一点，是在原有兵员、物资和民用资源动员基础上，进一步建立适应现代高强度战争的总体动员体系。新法首次强调“平战快速转换”，增加动员目标责任、能力检验评估和资料保障机制，对动员潜力实行动态更新；将预备役人员储备调整为更广义的后备兵员体系，强化技术和产能储备、军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并把资料、软体、网路安全、新兴领域力量和先进技术纳入动员，目的就是从已掌握的资源，进一步转向能快速调用并持续转化为战争能力。 

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事让北京意识到，现代战争比拼的不只是前线兵力，也包括科技、运输、工业产能和社会支撑长期战争的能力。中国尤其处在中美战略对抗加剧、同西方主要国家关系总体趋紧的外部环境下。未来如若和美国及其盟友发生军事冲突，中国的关键供应链很可能会被美国和西方发动的金融和科技制裁而中断。此时，军工企业能否迅速扩产，大量民用技术和企业能否转入军事用途，北京在国防动员体制上就要未雨绸缪，为一场可能的高强度长期战争准备法律和制度基础，确保整个中国经济可以持续把资源转化成战争能力。这是北京对国防动员法大修的出发点。

那么，这同台海有什么关系？ 

理论上说，国防动员法适用于中国所有的对外战争。然而，现实来看，在中国今天所有可能的战争场景中，究竟哪一种战争需要同时启动后备兵员、民用运输、港口物流、军工产能、战略物资、网路企业、医疗系统、能源供应乃至地方政府和整个社会？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台海战争。 

中印边境的一场局部冲突是不需要如此动员的，与菲律宾的南海军事摩擦也不需要。即使一次短期对台封锁，都未必需要把整个国家机器开到这种程度。真正符合这套制度设计的，是一场大规模台海战争，特别是解放军实施长期封锁甚至登陆作战，美国和日本介入，战争无法在几周内结束的情景。 

当然，中日未来如果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这套动员体系也同样适用。但在可预见的情景中，中日若直接全面开战，或是由台海引起，或是把台海牵连进。纯粹由中日自身因素导致两国全面战争，这种概率不高。 

这几年，两岸的军事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面对台湾越来越强烈的独立冲动，北京的耐心正在经受最严厉的考验。尽管北京对外释放的资讯仍是和平统一，然而，外界也包括两岸，并没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北京能用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事实上，北京口喊和平，但也在为武统做军事准备。解放军的几次围台演训就从展示兵力逐渐转向联合封控、夺取制权、对海对陆打击，甚至演练封锁台湾重要港口和能源通道。北京若要武统，势必也会把美国及其盟友的介入考虑进来，从而，战争一旦开启，规模很可能扩大，时间拉长，届时，北京不得不进行全国国防总动员，让整个国家跟著军队进入战争状态。这大概是北京修订国防动员法设想的情形。 

换言之，如果把中国今天最现实的一场总体战争想定放到这套新制度旁边，两者的轮廓几乎完全重合，那就是台海。虽然此次修法，看似一个字都未提台湾，但多项新增制度，都可以在一场高强度台海战争的需求中找到清晰的对应场景。这当然不表明，习近平已决定什么时候对台动武，但北京的确要确保台海战争一旦爆发，整个国家机器能够快速进入战时轨道。这就是我说的为台海战争量身定做的意思。

台湾应该看清这点，并联合盟邦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