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何终止外籍个人股息红利免税

作者王赫：9月1日，中共财政部、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自此，实行32年之久的外籍个人股息红利免税政策被取消。可问题是，中共近年一直在喊“稳外资”（据商务部数据，2023年起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持续下降，今年1至7月份同比下跌6.2%），政策层面从2024年的“扩大制造业准入”、到2025年的“放宽金融、医疗等服务业试点”、再到2026年攻坚“数据跨境、跨国资金池和国民待遇落实”，为什么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之呢？显然，内幕复杂。本文试说三点。

其一，估测该项税收高达数百亿

该项税的名义税基庞大，高达数千亿元乃至万亿人民币，主要有三部分。（1）上市及拟上市公司的外籍个人股东：包含在A股、港股（H股）、海外上市中国企业中，持有原始股或股权激励的外籍高管与个人投资者。（2）外资中小企业主与创业者：在华经营的港澳台、欧美中小企业主，直接以个人股东身份持股。（3）“假外资”高净值人群（最大肥肉）：过去十几年，大量中国本土创业者、民营企业老板透过移民、获取外国护照或绿卡，随后将国内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借此免税分红并转移资产。

不过，面对高达20%的法定税率，这些人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合规筹划。第一层：双边税收协定（TaxTreaty）的“降税分流”。因为中国与全球110多个国家/地区签署了双边税收协定，外籍个人可以透过合规的架构调整（例如将个人持股转为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法人持股），将20%的名义税率大幅降低至5%或10%的预提所得税。第二层：利润再投资的“纳税递延”。如果外籍个人股东选择不把利润分红到个人口袋，而是将这笔利润直接留在中国境内企业内进行利润再投资，根据目前的涉外财税优惠，这部分资金可以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此外，部分中小外资企业主或“假外资”富豪，也可能放弃常规分红路径，采取非正常的财务手段（诸如虚增成本与地下渠道）来转移利润。

即便如此，各方财税专家与券商的粗略测算，该项税收每年预计在200亿至500亿元人民币之间。个人所得税是中央与地方共享税，这笔钱对于中央国库，以及外资集中、假外资密集的广东、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等经济大省的财政，也是不算小的稳定收入。

虽然，这项发布当天“即时生效”的新规，极大损害了政策的透明度与可预测性，会推动一些外资加速撤离；但是，当局笃定那些深度绑定中国市场与产业链的大型跨国企业（其背后多为法人股东，适用双边协定限制税率如5%），并不会因为这个针对个人的新规而大规模出走。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中共在“当下就要拿到真金白银补财政缺口”与“维护长期外资信心”之间，选择了前者。这反映出当前宏观财政压力的迫切性，已经压过了对外资撤离口头上的担忧。

其二，外籍个人股息红利征税“精准捕鱼” 中共有三个特定目的

中共财政陷入困境，税收收入不时负增长，税务机关就在琢磨“跨境补血”，目前祭出两大重拳，一个是居民个人境外收入征税（2026年1-5月累计补缴税款约130亿元），另一个就是终止外籍个人股息红利免税。

相对高度依赖境外金融机构配合与CRS数据的居民个人境外收入征税，外籍个人股息红利征税的核查与执行难度极低，企业直接在境内代扣代缴，不缴不能结汇；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三个特殊功能。

（1）精准卡死“假外资”的制度漏洞，网住这些中国本土富豪留存在国内的巨大历史利润（至少几千亿）。过去十几年，最让决策层头痛的是中国富豪“办张外国绿卡/护照→把国内公司变外资→无税分红到境外”的连环套利。本项新规发布即实施，直接把这条沿用了32年的合法资产转移通道连根切断，

（2）倒逼外企利润留在国内循环。根据近年财税学者与外汇管理部门的综合测算，外资企业在华的历史留存利润（未分配利润），已达数千亿美元（折合人民币高达数万亿元）。仅江苏一省在2021年底的外企留存利润就高达7000多亿元。近年中国经济大盘动摇、美联储高利率的吸引、国际政治的复杂变化，这笔利润的很大部分加速向境外利润分配与撤资，中共千方百计试图封堵，包括大幅提高“外商利润再投资”的财政奖励额度，极力想把这1万亿以上的资金转化为支持中国高端制造业（如AI、半导体、新能源）增资扩产的“存量活水”。面对本项新规，外籍股东若不想平白损失20%，就只能选择不分红、转为再投资（境内增资、新建工厂或股权收购）。这在宏观上也起到了强行留资、延缓外汇储备流失的特殊战略效果。

（3）争夺国际税收管辖权。欧美主要经济体多实行“全球所得税制”。根据国际税法，外籍个人在大陆拿到的分红，就算中国给予免税，他们回到母国（如美国、英国、日本）申报时，依然要补缴母国的个税。中共盘算：既然这笔税外籍个人横竖都要交，中国免税等于是把税收拱手送给了外国政府；现在中国开征20%，外籍个人回国后可以申请“外国税收抵免”，实际总税负不一定增加，但这笔实实在在的税收留在了中共国库。

其三，中共涉外税制的调整轨迹

1978年“改革开放”，中共涉外税制起步。当时，外汇极度短缺、技术落后、法制空白，中共用极具吸引力的税收优惠开门迎客，外资享受“超国民待遇”。例如，1991年整合出台《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实行15%或24%的低税率，并广泛适用“二免三减半”（前两年免税、后三年减半）等特惠政策，而当时内资企业税率高达33%甚至更高。

1994年中共进行了建政以来规模最大的财税体制改革（分税制），其中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流转税实现内外资统一；以及为配合当时方兴未艾的吸引外资和B股/H股上市潮，正式规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008年起，企业层面的内外资并轨，内外资企业统一适用25%税率，取消了外资专享的区域性和常规性减免税优惠。2010年起，外资企业开始与内资统一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外资在商品与服务税层面的常规优惠全部取消。

2018年起，个人层面开始并轨。2019年全新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上路，引入“反避税条款”，重点防范外籍身份的空壳避税。2021-2023年，外籍个人“八项津贴”免税政策引发争议，官方两次延期至2027年底，显示出既想收紧、又怕外资高管大规模撤离的矛盾心理。2026年9月，本项新规出台。

从上述回溯中，我们可以发现：（1）过去缺钱，涉外税收优惠是看“你是不是外资/外籍”；现在缺高科技，涉外税收优惠是看“你做什么产业”，只有从事芯片、高新技术、绿色环保等才能享受15%甚至更低的优惠税率。中共为追求产业转型升级可谓不择手段。（2）财政压力加速了本轮“涉外税制”调整。2008年的两税合一是在中国经济最繁荣、外汇储备高涨时推行的，当时充满底气。包含本项新规在内的2018年以来新一轮“涉外税制”调整，则是在中美“不是冷战胜似冷战”、中共地方土地财政崩溃、税收结构性短缺的背景下出台的，充分体现了中共财政面临的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