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酒局”到红楼：性与权力关系

杭州“酒局”事件爆出后，很多人吃惊的不是某些人的恶，对于人性之恶，大家还是有想象力的。而是在当时场景下，他们明明可以寻找更加顺从的性——不是说这样就对，是从理性利己的角度，实在没有必要施行这种会给自己带来风险的暴力。

这可能已无关欲望，而是一场权力宣示，让一个不肯顺从的人顺从，那种征服的快感，也许大于肉体满足。就像福柯所言，性在本质上是权力运作的核心场域。或者说，性不单是一种本能，它还是极其复杂的权力关系的体现。

比如说在《红楼梦》里，关于同性性行为的描述随处可见。宝玉秦钟之流不必说，戏子蒋玉涵不愿意侍候忠顺王爷，跑掉了，这位王爷公然让人跑到荣国府来讨人。 

这个描述很有现实基础，张岱的《自为墓志铭》里就说自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 在明清时期，蓄养娈童或男宠，被视为比蓄养姬妾更能彰显身份和品位的“高级”行为。 

不能把他们归纳为同性恋，他们可能都谈不上“恋”，只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女性的顺从在当时已经是制度性的、不证自明的，是“物”的存在。

而男性被设定为“物主”，是所有者、行动者、有意志的人。当一个男人试图占有另一个男人时，他僭越的不是性别禁忌，而是一个更根本的边界：物主与物主之间的平等边界，快感来自于“能另一个物主屈从，让本不该低头的人低头”。

而《红楼梦》中柳湘莲对于薛蟠的愤怒，也正基于此，在他眼中，薛蟠对他不只是简单的骚扰，还是权力上的僭越。

当时贾府旧仆赖嬷嬷的孙子被选上了州官，赖家大宴宾客，不但贾母带了一众子孙来了，还来了不少世家子弟，柳湘莲也在其中。

他属于已经落魄了的那一类，父母早丧，家境想来已经不太行，但这正好解放了他。他“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还喜欢串戏，串的都是生旦风月戏文，加上他生得美，就被那个霸道粗鲁的薛蟠，认作“优伶一类”，类似于蒋玉涵，就是可以上手的意思了。

他霸道无脑惯了，借酒盖脸，没羞没臊地上前勾搭。柳湘莲假意应承，将他诓到荒郊野外，一通老拳，直打得他脸上开了果子铺。

薛蟠被打得晕头转向，很不理解，说：“原是两家情愿，你不依，只好说，为什么哄出我来打我？”柳湘莲更生气了，说：“我把你瞎了眼的，你认认柳大爷是谁！你不说哀求，你还伤我！我打死你也无益，只给你个利害罢。”

薛蟠挨打也不屈，用宝钗的话说，他这人就是欠揍。但是他的不理解是有道理的。当时也算是光天化日，柳湘莲也不是冯渊，他要是不愿意，可以翻脸走人，最多托贾珍这些人点下薛蟠：那个柳湘莲可不是个好惹的。没必要下这样的狠手，毕竟要付出远走天涯的代价。

是因为洁身自好吗？也不是。前面不是说了吗，他素来也是眠花卧柳的。又跟宝玉、秦钟等人情意深厚，啥情况没见过——当年秦钟宝玉闹学堂，就是因为秦钟勾搭小男生，引发其他男生的醋意。这帮人混在一起，当是物以类聚。

图右为杭州市滨江区副区长郁廷栋

归根结底，是柳湘莲感觉到薛蟠对于他男性权力的僭越，薛蟠把他当成了男版的“粉头”，居然喊他“小柳儿”。薛蟠说“两家情愿”，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人家柳湘莲是图你蠢得像猪，还是图你混身恶臭？情欲这件事，一旦不是你情我愿，就带着某种胁迫性质。 

柳湘莲纵然也曾“眠花宿柳”，但这个词本身就是把女性放在客体位置，是他“眠花”，他“宿柳”，而不是让“花”和“柳”来睡他。假如他有同性之性，大抵是这个模式，最多是大家对等，比如《红楼梦》里也写到宝玉和秦钟的隐秘之事，带有某种游戏性质，并不会损害男性尊严。

柳湘莲这个人，极度重视他的男性尊严。他“睡”了别人不算脏，被别人“睡”了才算脏。他暴揍薛蟠，是一种捍卫“主体性”的极端方式，让对方知道，我柳湘莲，不是你能“睡”的人。 

但问题是，他这么害怕被当成“物”，正是因为在他内心，“物”是低贱的、不值得被尊重的。他对“物主”身份的捍卫，恰恰是加固了“物”的卑贱地位。我们看他打薛蟠会觉得很爽，但也正是这个缘故，他天然地会嫌弃在他眼里不如石狮子干净的尤三姐。

尤三姐看中他，也不是因为恋爱脑，而是把他当成了同盟和救赎者。

她在年少无知时被贾珍他们玩弄，觉悟后不能忍受这处境。即便她反客为主，戏耍贾珍贾琏之流，“竟是她嫖了男人，并非男人淫了她”，也知道是自欺欺人，没有获胜的快乐，只有厉鬼复仇的凄厉，她不能真正改变她被物化被污化的处境。 

柳湘莲暴打薛蟠，让她看到强有力的反抗，指望他的“干净”能把她带离污浊之地。

但柳湘莲执着的是“物主”的干净，不是“人”的干净，他不接受一个已经被染指的“物”。他对尤三姐的抗拒，和他对薛蟠的抗拒形式虽不同，底层逻辑是一样的：接受一个不“清白”的女人，做“出了名的剩忘八”，他就会成为被男性世界嘲笑的人，失去他的男性权力。

当情感里渗入权力关系，形成两个人的认知错位，这场悲剧从一开始就被注定了。

可以跟柳湘莲作为对照的是贾琏，他恰恰是一个“去权力化”的人。

贾琏这些年在读者中口碑持续提升，虽然他也不是啥好人，对王熙凤不忠，对尤二姐始乱终弃，但怎么说呢，一个人好不好，全靠同行衬托，在书中男性中，他算是比较像样的一个。 

比如说，他虽然好色，却真讲究一个你情我愿，贾母说他“脏的臭的都往屋里拉”，这当然不太好，但从另一个角度说，总比强迫洁身自好者要强。他是出于纯粹的肉欲，而不是对他人精神上的凌越。

贾琏这个人意志力薄弱，日常奉行“有酒喝有戏看”就行的及时行乐主义，但他身上，却有一种权力的松弛。他非但不会强调彰显自身的权力，还会表现出对于权力的反感。

他父亲贾赦看中石呆子的扇子，让贾琏想办法弄来。贾琏是怎么做的呢，是“好容易烦了多少情，见了这个人，说之再三，把二爷请到他家里坐着，拿出这扇子略瞧了一瞧”。

这是一个常规路线，他没有动用权势压人，而是托人情，找关系，“说之再三”。他亲自上门，把位置放得很低，一种平等的、甚至带点谦恭的姿态。

石呆子不愿意卖给他，他也就算了，觉得这事儿实在没办法，想不到有其他路子可走。 

但贾雨村就有办法：“讹他（石呆子）拖欠了官银，拿他到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作了官价送了来。”

贾赦得到扇子还不算，质问贾琏怎么做不到。贾琏说了一句特别拉好感的话：“为这点子小事，弄得人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他觉得不值得动用这么大的权力，而贾赦贾雨村之流觉得值得，因为他们不把底层当人看。

再有，那回穷亲戚贾芸想请贾琏帮忙谋个差事，他也并没有拿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言语诚实亲切。倒是宝玉跟贾芸说：“你看上去倒像我儿子。”贾琏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岁呢，就替你作儿子了？” 

宝玉那句话很轻狂，意思是：“我看你顺眼，我赏你当我儿子。” 宝玉虽说怜香惜玉，也有平等心，但阶层底色仍时时浮现，一个不高兴打人撵人都是有的。 

贾琏却几乎是本能地感觉到不对，他指出贾芸比宝玉大几岁，宝玉不能这么自说自话地拿人家开玩笑。虽然贾芸甘心认爹，贾琏一笑了之，但在这场三个人的对话里，贾琏最像正常人。 

他看香菱生得“好生整齐模样”，心生怜惜，跟王熙凤感叹：“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她。”王熙凤显然也知道他真心惋惜，并无他念，虽然半真半假地嗔他“眼馋肚饱”，不过是一种闺房情趣，末了还是跟他夸赞香菱“温柔安静”，和他一样替香菱感到可惜。 

所以他不会强人所难，和女性（可能也包括男性）交往过程中，贾琏遵循着交换原则，每次都给钱给物，换得对方应允。而不会像他父亲那样威逼利诱，这么说吧，他始终尊重对方的自主性。 

努斯鲍姆认为物化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否认自主性”：把对方当作没有独立意志的物体。贾琏虽然没有给予对方真正的尊重，但他承认了“交换”需要对方同意，这是“承认自主性”的最低形式。

但就算是这样，贾琏作为一个男性，他在当时天然地拥有某些特权，也会不自觉地利用这些特权。 

比如他起初和王熙凤不算不恩爱，仍然到外面偷腥。娶尤二姐，明明是出于私欲，打出的旗号却是为了子嗣延续。在他身处的系统中，一个男人不需要刻意地利用权力，权力就能为他所用，让和他有关的女性屈从。想要不成为施害者，你需要对手中的权力有着充分的警惕和节制。 

就像司马光，他妻子没有生育，上司的老婆给他买了个妾——要说上司老婆也真多事，合理怀疑是嫉妒人家夫妻感情好，司马光看都不看。他夫人怀疑他是有所顾忌，跟小妾说：“等我出去，你打扮齐整了到他书院里。”小妾按她说的做了。司马光看见，惊讶道：“夫人不在家，你怎么能到这里？”赶紧给撵走了。司马光最后也没有孩子，过继兄弟的孩子作为子嗣。 

不过，贾琏虽不及司马光，也还知道权力的边界，尽量避让。杭州“酒局”上那些人未必不知道权力的边界，但践踏这边界正是他们的快乐之源。

他们的欲望是扩张性的，不是“我想要”，而是“我能要”，“我就是要”，越是不易得不该得，就越让他们兴奋。“欲令智昏”的“欲”对于他们不只是“肉欲”，更是“权欲”。在他们的世界里，拒绝是不应该存在的，是一个需要被碾碎的BUG，而不是应当被尊重的意志边界。

杭州“酒局”这个事，体现的不只是色胆包天，更是人面对失控的权力时的自我膨胀，性只是权力最容易显形的地方，在那个密室里，他们把权力当成了真理，又把权力当成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