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特权”敏感度 蒋万安不如蒋经国

1970年3月9日，蒋经国在日记里记下一件令他惭愧的家事。

三儿子蒋孝勇原本就读高雄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后来以“因公务受伤”为理由办理退学、转学，插班进入台湾大学政治系。从军校退学，再华丽转身进入台大，对当时普通人家的孩子来说，几乎不可想像。

蒋经国自己也知道这件事不好看。他在日记中写道：“勇儿以因公务受伤之理由，办理退学与转学之手续，明知此为欺人自欺之作”，并感叹：“如何使我不自感惭愧耶。”

蒋万安的儿子在学期间，因童军等表现取得市长奖。蒋万安不但是台北市长，同时还挂名台北市童军会荣誉会长。如今，拥有美国国籍的儿子，又入选台北市教育局赴美国际交换学生计划。

面对质疑，蒋万安一再强调“符合资格、符合程序，自己没有介入。”问题就在这里。真正的特权，往往根本不需要本人亲自介入。

权力最大的力量，就是“不必开口”。在中国、俄罗斯、朝鲜等威权社会，政要亲属办事情、做生意，未必需要打电话关说。银行、学校、政府承办人只要看到名字，知道背后站著谁，自然就会有所顾忌。最高级的特权，就是名字本身已经具有关说的效果。

所以蒋万安儿子的问题，不能只用“有没有违规”来回答。尤其赴美交换，他本来就是美国公民，已经拥有绝大多数台湾孩子没有的赴美生活、求学条件，为什么还要和普通家庭的孩子竞争有限的公共资源？

蒋经国（右）的三儿子蒋孝勇（左）原本就读高雄凤山陆军军官学校，后来以“因公务受伤”为理由办理退学、转学，插班进入台湾大学政治系。（取自贴文）

对市长家庭来说，这也许只是一次海外学习；对没有能力送孩子出国的家庭来说，却可能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

五十多年前的蒋经国，至少知道写下“欺人自欺”、“自感惭愧”。今天的蒋万安，却似乎还不明白大家究竟在质疑什么。

民主不只是要程序合法，更需要消除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