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内斗加剧 中共突发文猛批这群人

中共中纪委、财政部再次通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典型案例，披露已落马的贵州省委前常委、毕节市委前书记吴胜华新官不理旧账，多次公开称“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有分析表示，在中国经济下行之际，地方债务问题持续激化官场内斗，中央地方博弈升级。

官方再通报地方隐性债务案例 批官员不理旧账

9月11日，中共中纪委办公厅和财政部办公厅通报6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其中的第一起案例涉及吴胜华。

通报称，2022年至2025年，吴胜华担任毕节市委书记期间，对化债工作不抓不管，放纵违规化债等乱象滋生，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债都是前面欠的，凭什么让我还”等言论。其任期内毕节市债务余额不降反增，2024年全市隐性债务化债任务完成率仅为20%，排名贵州省倒数第一。

公开资料显示，吴胜华于1966年10月出生，贵州都匀人，长期在贵州工作。2020年，吴胜华任贵州省副省长，2022年4月任贵州省委常委，同年5月起任贵州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2025年7月24日在任上落马。他是中共十九届、二十届中央候补委员。

陆媒曾报道，吴胜华是首个被通报“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力”的中管干部。

中纪委和财政部通报的另外5个案例，包括四川省宜宾市政府副市长兰宏彬在此前担任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和宜宾三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期间，涉及新增隐性债务共计37.7亿余元（人民币，下同）；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通过公立医院举债实施公益性项目新增隐性债务1亿元，时任渭南市临渭区卫生健康局党工委书记、局长曹杰等被问责；安徽省阜阳市界首市隐性债务化解不实1.4亿元，时任界首市城乡建设发展集团董事长李攀等被问责；

贵州省的债务在中国名列前茅。图为2021年11月18日贵州省毕节市的楼群。(STR/AFP via Getty Images)

江西省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隐性债务化解不实10亿元，时任开发区财政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游曦等被问责；宁夏银川隐性债务化解不实18亿元，时任银川滨河黄河大桥管理公司总经理王荣亚等人被问责。

据公开报道，2022年至今，官方各批次累计已公开通报或曝光相关违规隐性债务和融资问责典型案例超过50起。

地方债问题严重 分析：加剧内斗

中共地方政府历年来产生的巨额债务一直是其财政体系的重大潜在风险。中共政府曾于2024年推出10万亿元的化债方案，以缓解地方政府庞大的债务压力。

中共财政部2026年9月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进一步上升至59.24万亿元。但这只是公开的法定债务，并未包含规模庞大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以及城投平台等企业经营性债务。

对于隐性债务，官方宣称，截至2025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存量隐性债务余额已快速压降至6.5万亿元。相比2023年末官方认定的14.3万亿元隐性债务基数，在两年间大幅减少了7.8万亿元。

但国际机构、外资投行与独立智库对中国地方隐性债务的最新估测，与中共官方数据仍存在高达10倍的巨大差距。

地方融资平台被业界称为中国金融系统的黑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26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城投平台（LGFV）的广义债务总额已膨胀至71.4万亿元，超过中国GDP的一半。

对于中共当局不时抛出官员化债不力的案例，前北京建设银行律师梁少华曾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现在给出这种地方债务罪名，只是想着既能给上面交代，又能给下面交代。中共现在进入一个债务越拖越大、各方开始互相甩锅的时期。“大家都是往后拖，在我的任上不要爆雷，不要出问题，等到下一任再解决，或者施压银行去放一部分款，拿新债还旧债，都是这样操作的，就是把问题往后拖，越拖越大。互相甩锅，包括向前任甩锅，是中共官场的一个常态。”

华裔学者李恒青则表示，其实中央找人背锅也是有选择性的。比如过去天津在滨海新区盖起一大片高楼大厦，号称要建东方的曼哈顿，最后变成鬼城，留下500亿的债务，操盘手是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但习近平不会动何立峰。

流亡海外的中共前体制内官员杜文曾透露，他在监狱时，曾与一群落马中共高官讨论中共崩溃的爆发点，其中一名官员说，将来压垮共产党的一定是地方债。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地方债务问题正在加剧中共内斗。中共整个化债过程实际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使化债沦为政治闹剧，债务能压垮恒大，当然也可能压垮中共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