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习近平究竟是如何跨入政界的？

　　韩连潮评论文章：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外媒体对其升官青云之路有诸多报道，但大部分都没有讲到点子上。他本人在2000年接受《中华儿女》杂志专访发表的《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一文中，对自己早年从政做了详细解释。然而，该文不过是为其当年谋求省委书记高位造舆论的产物，通篇用看似真诚的假大空言辞，掩盖了真实的政治动机与运作过程。我想趁其访美之机，再次质疑习近平，彻底破除他所谓“扎根基层、联系群众、不图升官发财”的政治神话，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长期以来，官方宣传将习近平1982年从中央军委耿飚秘书任上下放河北正定，塑造为“响应号召、甘于奉献、自愿放弃京官扎根底层”的道德楷模。习近平本人亦将此举标榜为自己从政的起点，自诩为“当年只有我和刘源去了基层”的孤勇者，宣称自己不为升官发财，只求扎根基层、做事做人。

　　然而，我们首先必须质问他的是：1979年从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时，你为何不去专业对口的基层化工厂联系群众，反而千方百计找关系、走后门留在北京，当了耿飚的秘书？

　　当时，国家执行严格的统包统分政策。清华化工系同届的普通学员基本都服从统一分配，哪里来哪里去，回到地方基层的化工厂矿，在车间三班倒，与剧毒粉尘和反应釜打交道，沦为最底层的倒班工人与技术人员（我的一位朋友正是习近平同届同学，毕业便直接分回湖南株洲化工厂）；而作为一个毫无行伍履历、学习有机合成的工农兵学员，习近平毕业时既未服从统配去化工厂，亦未从事任何工程技术工作，而是直接换上军装进入中央军委办公厅，出任时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耿飚的秘书。倘若他真有“热爱基层、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赤诚，1979年的毕业分配正是最直接、最合理的践行契机。避开艰苦的基层厂矿而直奔京城权力中枢，恰恰证明其早年的职业选择从一开始就是依仗父荫特权，追求安逸地位与升官捷径。

　　同理，习近平1982年离开军委机关下放正定，真实动机也绝非官方吹嘘的“放弃优渥待遇主动吃苦”，而是基于提前获取中央人事提拔内幕所进行的一场精准政治抢跑。

　　1981年前后，面对文革造成的干部青黄不接，党内元老陈云提出选拔培养内部接班人的干部四化方针；随后在胡耀邦的主持下，中央正式出台政策，启动了日后被称为第三梯队的接班机制。该机制的核心硬指标之一，便是坚决克服三门干部（家门—校门—机关门）的弊端，将县级党政一把手主政经历确立为日后火箭式提拔至省部级的硬性门槛。

　　当年身处北京的人都清楚，海里的高干子弟的政治嗅觉与内幕信息远非寻常百姓可比。他们洞悉中央人事的酝酿和政策动向，早早展开了内线布局。习仲勋当时在中央书记处直接参与主持干部人事政策的制定，习家经过精细盘算，深知习近平若继续留在军队，即便按耿飚建议下基层部队，其升迁前景也远不如转战地方：一是军内论资排辈积重难返，二是基层军旅艰苦闭塞，三是党指挥枪的铁律决定了权力终点在中央党政。唯有转入地方、迅速补齐县级一把手这块履历跳板，才能拿到进入省部级快车道的门票，才有机会问鼎最高权力。而正定紧邻河北省会石家庄，京广铁路直达北京，车程仅数小时。它既有名义上的县级基层标签，又完全处于北京政治辐射与家庭庇护的安全半径之内，进退自如；加之彼时河北的干部人事正由总书记胡耀邦直接过问，正定自然成了绝佳落脚点。

　　习近平当年究竟是如何跨省空降正定的，同样大有文章。多方史料证实，其赴正定绝非中组部统一计划调配的正常派出，当年主管青年干部与第三梯队选拔的李锐在相关记载中从未提及。原中组部秘书长何载在2017年的官方访谈中明确回忆，1982年他去石家庄处理肥乡事件期间，经“省委同志提及”，才第一次得知习近平已在正定任职。中组部的核心主管官员在赴冀公干前对此竟毫不知情，彻底坐实了这项调动完全脱离了中组部的正规调配渠道。从组织程序来看，习近平当时不过是个营职（最高副团级）的军委秘书，根本不属于中组部直接管理的干部之列；而在当时极为严苛的户籍与编制壁垒下，军队转业干部跨省直接安置为邻近京畿的县委副书记，普通人断无可能办到。唯有顶级红色权贵，才能通过高层私信、上门拜访与领导特批，将下基层定制为专属的镀金通道。显然，习家是通过私下运作，直接打通了河北省委或石家庄地委的关键领导的关系。

（资料照片）

　　这绝非孤立猜测。1982年初从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的刘源，按政策本应统配留京任中学教师，但他同样选择下基层。刘源在后来的公开访谈中坦白承认，当年能去河南七里营公社，全靠母亲王光美出面找北京市委领导走后门、特批才得以成行。反观习近平，对当年如何进入正定的过程历来讳莫如深，竭力掩盖其借助家庭特权走后门的事实，将赤裸裸的特权运作粉饰为个人“义无反顾“的崇高抉择。

　　在2000年《中华儿女》的专访中，习近平声称：“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我们俩是不谋而合。” 这一断言在历史事实面前根本站不住脚。在中央急需培养第三梯队的政策风向驱动下，同期获取高层内部信息、心怀迅速升官大计的红二代精英大批涌入基层一线：陈元（陈云之子）下到北京市西城区，马凯下到北京市宣武区，陆德（陆定一之子）从中科院高能所下到河南信阳地区计委，薄熙来（薄一波之子）下放辽宁金县。习近平刻意抹去这批同期红二代的投机共性，独占主动下基层的话语诠释权，目的就是将一场依靠特权信息差与顶层人脉进行的集体卡位占座，神圣化为不可复制的个人领袖道德图腾。

　　作为习仲勋在西北局时期的老部下，何载得知习近平在正定后便前往探视，并在1982至1984年间接连三次越级向胡耀邦上书，极力以“栋梁之才”等最高评语举荐习近平，甚至在信中无意透露了其“刚下去时又有争议”；其间，何载更安排习近平专程赴中组部汇报，为其抬轿造势。这一系列动作，精致展现了习仲勋的西北局官僚网络如何全力为老首长之子进行体制内背书运作。

　　事实证明，这批红二代的“抢跑”迅速变现：习近平次年即擢升县委正书记；刘源起初虽只是公社第十七把手，一年后便升任新乡县副县长，36岁更是跃居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然而，习近平的火箭升迁在河北遭遇了省委第一书记高扬的强力阻击。由于习仲勋私下打招呼遭高扬在省委常委会上公开挑明，习家只得再度动用派系力量，借项南关系促成习近平跨省调升，在福建完成了关键的政治脱困。何载当年声称是“中央决定”调习近平赴改革前沿锻炼，甚至以中组部领导身份亲自找其谈话、送其登机——若非仗恃深厚门阀背景，一个普通的县级干部何曾有过这般由中央大员亲自护航的待遇？

　　《李锐口述往事》对习近平调往福建有明确记录：

　　“习近平原来在河北正定当县委书记，我到正定去看过他，和他谈过。那时候组织部想提拔他。这个事情习仲勋非常关心，专门找了高扬，高扬那时候是省委第一书记，让他照顾一下。没想到高扬的牛脾气比我还厉害，不买账，还在省委常委会上把习仲勋关照他儿子的事提了出来，这当然使得习近平很难再在河北呆下去。后来组织部知道了，何载那时候是秘书长，和习仲勋又都是陕西人，就由他出面找了项南，把习近平调到福建去了。项南安排他在厦门市当了副市长，然后从那里一步步地发展起来。”

　　李锐与何载未曾深谈的是习家深层的私下运作。当时习仲勋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位高权重。我听说其西北局亲信内圈为化解习近平在河北的政治困境，曾数度在习家聚会，出谋划策，权衡利弊，最终拍板南下福建。这一抉择的关键，不仅在于项南主政福建，更因项南之父项与年早年正是习仲勋在陕北苏区的老部下。此后，习近平正是借助这套庞大的红色血统庇护网，一路在贾庆林、江泽民、曾庆红等政治巨头的接力提携下，最终问鼎权力巅峰。

　　总而言之，从1979年凭父荫逃避基层厂矿一线直入权力中枢，到1982年嗅得干部政策机先托关系空降正定，再到河北受挫后调动旧部网络跨省转场厦门，习近平的仕途绝非一部“甘守清贫、扎根黄土”的公仆奋斗史，而是一部典型的红墙权贵利用顶层信息差、规避公平竞争、借道基层实现权力最大化的政治套利史。

　　在党国体制内，利用门第特权钻营跑官升官固然算不上独门秘笈，多数红二代亦遵循同一轨迹；但唯独习近平能够在步步弄权之后抹平痕迹，将政治精算粉饰为赤子情怀，反被世人视作敦厚老实——这才是其在权谋之道上远胜同类的高明与伪善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