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刻意隐藏的国家安全黑暗面

　    何清涟评论文章：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的当代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热播，该剧以1990年代中期台海危机为背景，讲述了两岸谍报人员横跨二十年的生死较量，因其大尺度地复刻“历史真实”，在两岸掀起讨论热潮。但两地民众的生存逻辑完全不同，对这部片子的理解自然完全不一样，台湾主要视为“文攻”，并引发了对当年刘连昆一案的回顾。大陆的反应复杂得多，但可以肯定该剧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导向主要针对外敌大获成功。

　　大陆观众视觉盲点：国安部的对内职能

　　国家安全在中国，有对外对内双重任务。中国国家安全部门（MSS）的对外职能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英国军情六处（SIS/MI6）、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Mossad，摩萨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前身KGB）等四大情报机构一样，主要负责在全球范围内搜集外国政府、公司和个人的情报，并进行秘密行动等。

       但不同的是，中国国安部还有对内职能，高度聚焦于政治安全、反间谍、反窃密以及防范意识形态渗透，除了反间谍反窃密之外，政治安全基本上隐没在“维稳”这个大话题之下，“防范意识形态渗透”则表现为言论与思想管制。这两类管制是多部门运作，国安介入是最终手段，尽管无处不在，但中国公众的绝大多数不关注这一点，被官方成功地引导至反谍、防外国渗透这方面。曾经发生的刘连昆案，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因此，《交锋》上映后，观众对剧中敢于触及敏感历史（如形似李登辉的人物出现）以及谍战细节给予了高度评价，网络上普遍称其为“近十年最敢拍的谍战剧”。

　　但是，象我这种曾因出版《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而被国安近身监视（与剧中一样，国安住在隔壁，而且毫不隐瞒），对该剧的反应与没有这种经历的民众完全不一样。观众的注意力完全聚焦在反间谍、防窃密上，因为这两点在任何国家都属于国家层级的正当防卫，自然认为国安人员在为保护国家安全而努力，付出的太多，比如日复一日地重复监听这种极为枯燥的工作，完全牺牲了个人生活。几乎很少有观众注意到“政治安全”及“防范意识形态渗透”，在国家安全这个大帽子覆盖下，权重不小于反间谍、防窃密，事实已经成为中共压制一切批评政府（包括批评国家领导人）的声音的主要理由。

       在多项评估全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人权状况的国际权威报告中，中国因言论、写作或新闻报道而遭到监禁的人数长年位居世界第一。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全球年度监狱普查报告指出，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关押记者最多、情况最恶劣的国家（排在世界第一位），约占全球被捕记者总数的15%多。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同样在其报告中将中国定性为“全球最大的记者监狱”。在《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中国的总体新闻自由度得分在受调查的180个国家和地区中长期徘徊在倒数第三（第178名），仅略优于朝鲜和厄立特里亚。但是，中国民众并不注意这些资讯。在大陆民众的认知中，“维稳”（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安”（国家安全）被高度绑定并内化，普通人选择“无视”或接受这种状态，是基于历史记忆、现实利益、生存策略以及话语体系包装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无法与“思想罪”“言论罪”者共情。

　　中国政治安全泛化殷鉴未远

　　我想提醒大陆民众的是不要忘记毛时代这段还带有余温的极权年代。

　　中国此刻，政治安全的泛化变成了凡批评国家领导人，就是危害“国家安全”；防范意识形态渗透则更是无边无际，全看国家领导人的认知与需要。近几年比较有名的案件有曾任北京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2020年3月中国网上流传一篇署名任志强的文章，文中对中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提出严厉批评，并不点名地将最高领导人讽刺为“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任因此被当局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罪名判处其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420万元人民币，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以经济罪为名整政治罪为实。山东招远线民王江峰于2015年至2016年期间，在微信群和QQ群中转发和发表了多条言论，其中使用了“习包子”、“毛贼”等戏谑、讽刺性词汇来指代国家领导人，被当局处刑1年10个月。

　示意图 （MARK RALSTON/AFP via Getty Images）

　　对这种现象，有人解释为大陆民众对体制的边界有着非常清醒的政治直觉。普通人深知，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个人的反抗、质疑不仅无法改变现状，反而会给自己的工作、档案乃至子女的未来（如政审）带来巨大的毁灭性代价。当民众看到满街的摄像头时，他们大脑中首先映射出的是“防贼防强盗”，而非“公权力在监视我的行动”。被驯化的中国老百姓早就给自身构建了一个“岁月静好”的心理安全区：只要不公开发表敏感言论、不组织群体性上访、不参与宗教或政治维权，自己在日常的衣食住行、娱乐消费中，几乎感受不到国安或维稳机关的直接施压。这种高强度的“政治不粘连性”，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阶层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安全的“非政治地带”。对普通人而言，抽象的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在日常生活中并无可变现的价值；而稳定的营商环境、资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则与生存息息相关。因此，大众倾向于将维稳看作是一种为了享受“安全红利”而不得不支付的“隐私和自由税”。他们完全忽视了毛泽东通过长期发动各种花样百出的政治运动，最后才促成了这场连中共自己也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彻底颠覆了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文革”时期最著名的口号是“打倒封资修”。所谓“封”，即封建文化，中国一切传统文化，孔孟之道、各种文化典籍、生活习俗（包括过春节过中秋等传统节目）全归入“封建文化”；“资”即资本主义，代指西方文化，从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法国启蒙运动，直到近现代欧美文学；“修”是修正主义，特指苏俄文化，中共“以苏联为师”时译介了大批苏俄文学，毛泽东在“文革”时全部要打倒并扫进历史垃圾堆，知识份子全列为臭老九，送交贫下中农教育改造，堪称人类史上最大的焚书坑儒运动。

　　目前习近平还未达到毛泽东这种极端状态，但以他的权柄，全看他是否需要。路已经铺成，就看他是否踏足其上。

　　《交锋》这部剧对国家安全的展现是化繁为简，抽掉了最重要的“政治安全”与“防止境外意识形态渗透”，仅仅只展现了防间谍与反窃密这两点，达到了官方所要的正面宣传效应。但从社会学、传播学以及两岸不同制度环境的视角来看，中国大陆民众对“国安宣传”和“日常生活渗透”的反应，并非能用一个简单定性比如“奴性”、“被洗脑”来概括。这种现象背后存在着体制叙事、地缘政治感知、安全感定义以及资讯环境差异等多重复杂因素，远远超过“认知战”（文攻）的范围，这是台湾很难认识清楚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