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如何致富的？秘诀在于…

想象一下，如果创业孵化机构Y Combinator拥有并管理旧金山，这座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子。

交通太拥堵？

这对商业发展不利。101号高速公路可能会建成三层甚至四层，整个都市区或许会拥有十几条地铁线路，交通网络更接近马德里或大阪，而不是今天的旧金山湾区捷运系统（BART）。

历史建筑？

这幅想象中的景象，其实只比中国城市政府的实际运作方式稍微夸张了一点。

合肥、杭州等中国省会城市，如今已经成为电动汽车、消费电子、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全球重要商业中心。推动这些产业发展的市长，面临着与风险投资公司合伙人相似的职业激励机制。

如果他们管理的投资组合不断壮大，就可能获得晋升；如果投资失败，就可能丢掉职位。

这些城市的运作方式就像垂直整合的大型企业集团。城市不仅能够从本地龙头企业的成功中获益，还能分享围绕这些龙头企业成长起来的大量其他公司所创造的经济增长。

在西方，中国的成功通常被归功于中央政府愿意挑选重点企业，并自上而下地指导经济发展。许多西方人因此认为，自己的国家也需要采取类似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才能培育出足以与中国企业竞争的行业巨头。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中国约85%的公共支出由中央以下各级政府承担，包括省、市、乡镇和村，其中绝大部分支出发生在城市一级。

西方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政府深度介入经济，这一点并没有错。但真正深度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不是北京，而是中国数以千计的地方政府。

这些地方政府为了争取投资和提高自身地位，相互展开竞争。

正是这些地方经济增长机器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功。西方世界如果想跟上中国的步伐，也必须接受这种模式。

地方企业的崛起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经济开放算起，最初几十年里，“中国制造”意味着为西方企业大规模生产廉价商品。

如今，中国企业在高科技制造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许多品牌已经成为西方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名字。

华为可以说是全球技术最先进的电信设备企业；比亚迪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制造商；大疆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消费级无人机。

另一些企业在西方的知名度没有那么高，但重要性丝毫不逊色。

例如吉利汽车。这家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时生产冰箱零部件，如今已经发展成汽车巨头，拥有沃尔沃、路特斯和极星汽车，并持有阿斯顿·马丁的股份。

还有Vivo，如今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智能手机供应商。

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点：北京没有参与创办其中任何一家,都是在地方政府鼓励下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

华为、比亚迪和大疆都诞生于深圳经济特区。在那里，市政府官员可以制定地方性规定，而不必受到全国统一规则的严格约束。

吉利创业时，中国原则上只允许国家指定的汽车制造商生产汽车，但浙江省政府仍在背后给予支持。

Vivo则是从东莞创办的一家企业中分拆出来的。此前，邻近的中山市不愿意让那家企业的管理人员持有股权。

电池、电子产品以及最近的电动汽车等行业，确实因为被北京列为战略性产业而获得特别支持。

这些领域的企业享受了补贴、税收返还等优惠，电动汽车还获得了购置税减免。

但中央政府虽然愿意扶持特定产业，却并不在意最终是哪些具体企业或地区借助政策支持取得主导地位。

北京设置了奖项，地方官员则为了赢得奖项展开竞争。

位于中国东部内陆的安徽省省会合肥，是这一模式最著名的例子。

2008年，合肥市政府向显示面板制造商京东方投资5亿美元，支持建设新一代液晶显示屏生产线，使中国首次进入显示面板制造技术的前沿。

当时，合肥还只是一座没有多少突出产业优势的城市，甚至没有显示面板产业。京东方也只是

合肥提供了土地、公用设施连接和低成本资本，并与京东方共同设立子公司，持有81%的股权。市政府为这笔投资投入的资金，接近当年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

这笔投资获得了成功。

如今，京东方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显示面板制造商，全球约四分之一的智能手机屏幕由京东方生产。

随后，合肥市政府将投资收益重新投入其他类似风险投资的项目，而且成功的次数多得令人意外。

2020年，合肥投资汽车制造商蔚来，换取24%的股权。这笔投资实现的内部收益率超过

长鑫存储也是一个例子。合肥市政府直接或间接持有长鑫存储24%的股份。长鑫存储目前在全球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DRAM）市场占有7%的份额，排名仅次于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这类芯片主要为智能手机、个人电脑和数据中心提供短期数据存储功能。

截至2023年的十年间，合肥市政府累计投入约250亿美元公共资金，据报道获得了近90亿美元

其他城市也开始效仿这种风险投资模式，以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税收收入。

芜湖市从英国引进了一条二手福特发动机生产线，从大型国有汽车制造商一汽挖来工程师，并模仿大众汽车的一款设计，建立了本地汽车制造企业。

这家最初拼凑起来的企业最终发展成奇瑞汽车，如今已是中国主要汽车制造商之一。奇瑞生产的Jaecoo 7还成为2026年3月英国最畅销的汽车。

除了就业、出口和税收增长，芜湖市政府还持有奇瑞21%的股份，价值约37亿美元。

福建省宁德市是一座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却诞生了如今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

从宁德时代2011年成立开始，当地领导人就决定支持这家企业的发展，提供土地、基础设施、税收优惠、行政协调，并帮助吸引供应商落户，使这家年轻的电池制造商能够迅速扩大规模。

如今，宁德时代在宁德的生产基地，每年能够生产330吉瓦时的电池，产能相当于2023年全球电动汽车电池需求量的近一半。

增长是最好的政策

中国的市长和省长之所以把各自管理的地方变成类似风险投资组合的经济体，原因在于他们所处的激励制度。

每名干部，也就是管理中国国家机构的中共党员和其他官员，都会在职业生涯中接受上级考核。考核结果记录在一份保密档案中。

地级市党委书记考核县级领导，县级领导考核乡镇负责人，乡镇负责人再考核村级领导，一直延伸到最基层的党员。

干部能否晋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负责的省份或城市的经济表现。这套规则不仅适用于政治领导人，也适用于整个公务员体系。

例如，绍兴市委2008年对城市领导人的考核，总分为100分，其中54分与经济发展有关，包括人均GDP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工业投资和出口等指标。

2000年代，中国那些任内经济增速比前任高出3.3个百分点的官员，获得晋升的可能性要高出40%至50%。

成功可能带来升迁，失败则可能导致提前退休、降职或受到纪律处分。

为了进一步激励官员，中国的干部晋升制度还存在严格的年龄限制，尽管这些限制并没有完全明文规定。

干部通常必须在45岁左右之前，从县级岗位晋升到地级岗位；在55岁左右之前，必须完成下一次晋升，进入省部级；如果到了60岁还没有进入中央政治局，今后几乎就不可能再有机会。

一旦错过某个年龄窗口，就可能终身停留在较低级别。

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地方政府能够留住自己创造的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

198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开始对外开放，地方财政收入每增加100元，省级政府平均能够留下约75元。

许多省级政府与北京达成协议，提前确定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间需要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此后，地方财政收入无论增加还是减少，都直接反映在地方政府自己的账本上。

到1990年，地方政府新增财政收入的平均留成比例已接近90%。

1994年的一系列改革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

改革减少了省市政府能够留存的增值税收入，使地方更加渴望寻找新的财政来源。但地方政府通常仍可以保留国有企业带来的全部增量收益，同时拥有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能力，并能留下几乎所有土地出让收入。

这些制度如何影响官员的行为，可以从今天中国第二号政治人物李强的职业经历中看出来。

李强1959年出生于浙江瑞安的一个普通家庭。瑞安是一座历史悠久但规模不大的城市。

他最初在工厂从事文书工作，1983年进入当地共产党组织。此后的20年里，他在地方政坛逐步发展，担任过浙江省内多个职务。

2002年，李强出任温州市委书记。温州是浙江省一座规模较大的城市，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也一直被视为浙江民间创业和私营经济的重要中心。

李强的策略是鼓励更多民营企业创办，吸引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并消除土地和劳动力市场的瓶颈。

上任第一年，温州GDP增长14.8%。第二年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增幅达到14.1%。

随后，李强被任命为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办公厅主任。

2013年，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李强升任浙江省省长。

李强将自己的施政理念描述为减少政府干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激发群众创业创新的活力”。

他表示，浙江必须用市场竞争的“无形之手”，取代政府干预的“闲不住的手”。

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取消省级政府8000项法定权力，其中包括700多项审批要求。

在浙江取得成绩后，李强又被调往江苏主持工作，随后进入上海。

在上海，他再次把释放民间资本活力作为重点。

他推动建立了新的股票交易市场科创板。科创板推出不到一年，就成为中国主要证券交易市场之一。

在他的任期内，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继续扩张。

他还宣布了一系列改善营商环境的改革，重点是减少行政许可要求，延续了此前在温州的做法。

2022年，在干部体系中逐级晋升39年后，李强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机构，也就是由七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他在常委会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昔日上司习近平。

中国整个官僚体系都是按照类似方式运作和配置人员的，从最小的村庄一直延伸到首都北京。

因此，在中国担任地方政府官员，与在西方担任同类职务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中国公务员更像企业董事，而不只是行政管理人员。他们通过投资提高自己负责地区的经济表现，也借此改善个人职业前景。

地方政府如何打造产业集群

竞争是中国工业成功的驱动力。

中国不是由单一机构为全国制定所有经济决策，再逐级向下传达，而是有数以百计的地方政府分别作出决定。

一旦某种发展策略被证明有效，全国各地就会加大投入，进一步推广。

在这方面，中国与美国资本主义颇有相似之处。

美国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风险投资机构，各自都像一个相互竞争的中央计划者，为美国经济中的一小部分领域分配资本。

但中国把这种模式推进得更远。

在美国资本主义体系中，每个参与者都代表自己的利益，却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代表整个经济体系的共同利益。因此，协调问题往往很难解决。

中国这种竞争性的市政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运转，是因为地方政府实际上扮演着土地所有者的角色。

随着经济增长推高土地价值、增加税收，地方政府能够获得增长带来的间接收益，因此有动力提供公共产品，让本地区所有企业从中受益。

西方地方政府同样拥有中国城市使用的许多政策工具，但缺少相应的激励机制。

西方城市面临着政治管理权力分散的问题。例如，旧金山湾区由101个不同的市级政府管理。另一些地方则受到限制或重新分配房地产税收入的法规约束。

即使一些西方城市拥有足以媲美中国产业集群的经济资源，城市本身的运作却依然陷入功能失调。

相比之下，中国地方政府能够保留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领导干部的职业前途又与经济增长挂钩。

他们既掌握了发展产业集群的工具，也拥有尽可能扩大集群规模的动力。

有时，这意味着通过税收返还、专门建设基础设施和低息银行贷款，直接吸引能够带动其他企业落户的核心企业。

为了吸引特斯拉落户上海，李强领导下的上海市政府提供了2.89亿美元补助，协调中国银行提供22亿美元低息贷款，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将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10个百分点，并对工厂占用的86公顷土地给予50%的价格折扣。

支持力度如此之大，以至于据报道，一名中国部长曾抱怨：“上海的领导人真是不可思议，几乎把整个投资都送了出去，特斯拉连一分钱都不用花。”

除了资金，李强还向特斯拉保证建设速度。

2018年5月，特斯拉在上海设立子公司；7月与上海市政府签署协议；10月签订所需土地的合同；2019年1月开始施工，同年12月便开始生产汽车。

即使按照马斯克自己的标准，上海的办事效率也快得惊人。

特斯拉改造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的现有工厂，花费的时间几乎是上海建厂的两倍。建设柏林超级工厂所需的时间，则接近上海工厂的三倍。

马斯克本人也认为，上海市政府的支持是实现如此建设速度的关键。

有时，地方政府还会像合肥那样，直接投资核心企业。

这种方式不仅帮助企业成长，也让地方财政能够直接获得股权投资回报。

中国各省市大量使用现金补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的现金补贴总额相当于GDP的2%，而美国约为0.3%，欧盟约为0.5%。

直接提供优惠和投资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如果城市没有做好充分准备，无法利用这些投资形成更大的产业体系，投资本身就不会产生理想的回报。

中国城市恰恰做好了这种准备。

地方政府把大量土地规划为工业用地，以优惠价格出租，围绕核心企业建立规模更大的产业集群。

随后，地方政府再把土地出售给房地产开发商，由开发商为吸引来的工人和创业者提供住房和

上海附近的昆山市曾经非常贫穷，因为是所在地区六个行政区中发展最落后的一个，被称为“小六子”。

20世纪80年代中期，昆山领导人没有得到北京批准，便秘密开始建设工业园区。

在整个90年代和2000年代，昆山官员以近乎令人发笑的热情招揽台湾电子企业。

他们建设台湾学校，鼓励开设台湾餐厅，播放40个台湾电视频道，还以极低价格提供工业用地。

当北京反对台湾学校使用的教科书时，昆山官员又向中央政府争取妥协方案，最终通过遮盖台湾旗帜等敏感标志，解决了争议。

楠梓电子和富士康是最早进入昆山的台湾企业之一，生产电连接器、印刷电路板等看似不起眼、却不可或缺的基础零部件。

1994年，宏碁电脑外设业务也加入其中，在邻近的苏州市设立生产基地，制造键盘和显示器，并带来了14家主要供应商。

当地逐渐形成了中国规模最大的模具技术人员群体，并培养出更多相关人才。

到2000年代末期，全球一半的笔记本电脑都在昆山生产。

这种产业集群建设模式随后在中国各地得到复制，使一些城市在特定产品的全球产量中占据极高份额。

贵州省正安县生产的吉他约占全球总产量的七分之一。

湖南省邵东市制造全球70%的一次性打火机。

江苏省丹阳市聚集了1600家企业，生产全球一半的眼镜镜片。

从轻工业到重工业，在数量惊人的专业制造领域，中国都有一个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产业中心。

1998年至2007年，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中，近四分之三来自新进入市场的企业，而不是现有企业的扩张。

到2023年底，中国共有410万家制造业企业，数量接近美国的20倍。其中96%是民营企业，合计雇用约1.05亿人，就业人数约为美国的八倍。

产业集群让新兴企业能够快速反复改进产品，并在几乎所有能够想象到的行业中缩短开发和交付周期。

这是中国能够不断吸引新产业、从简单制造走向先进制造的最重要原因。

拓竹科技只用了22个月就推出第一款3D打印机，并在五年内实现15亿美元收入，占据全球平价

上海激光雷达制造商禾赛科技进入市场时，这项技术的价格还极其昂贵，一套自动驾驶出租车的传感器系统甚至比许多整辆汽车都贵。

十年后，禾赛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激光雷达供应商，仅2025年就出货超过160万台。

美国最知名的竞争对手之一Luminar，则在2025年12月申请破产。

地方政府既有动力、也有能力培育产业集群，这可能是解释过去30年中国城市不断取得成功，而美国那些最具经济实力的明星城市却停滞不前的最重要因素。

为增长机器提供燃料

中国的地方经济增长机器需要大量投资资本作为燃料。

北京通过创造庞大的国内储蓄，为这些地方政府提供资本。

中国政府限制普通居民每年向境外转移超过5万美元，同时限制可供居民选择的投资渠道，使他们难以把储蓄投入其他资产。

这保证了中国居民的大量储蓄留在国内银行体系。

2025年9月，中国家庭银行存款达到165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4万亿美元，相当于全国GDP的

政府还限制银行向储户支付的利率，使银行获得了规模庞大、人为压低成本的资金，再以略高的利率贷给企业。

截至2025年初，中国银行典型的活期存款利率只有0.15%。

自1999年以来，按照消费者价格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利率，在近一半的年份里都是负数。

这些政策产生的最终效果，是数以亿计储户的财富被强制转移给中国企业。

结果，中国企业的债务水平非常高。

2016年，中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达到142%的峰值，如今仍维持在约138%。

但企业的融资成本，包括债务利息支出，占工业企业营业额的比例还不到1%。

相比之下，美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约为72%，几乎只有中国的一半，但2024年的利息支出却相当于销售收入的5.3%。

这种模式也产生了一个不幸的副作用。

一些创业者能够获得资金支持，去尝试成功机会极低、甚至近乎异想天开的商业计划。

中国有一家从房地产开发商分拆出来的汽车制造企业，虽然从未生产过一辆汽车，市值却一度超过福特汽车。

整个中国汽车产业也面临严重的企业过多和产能过剩问题。

上海盖世汽车研究院估计，2024年中国汽车产业每年能够生产5550万辆汽车，但实际产能利用率只有50%。

西方汽车工厂的产能利用率通常达到80%或更高。

即使强大如比亚迪，利润率也已经下降到仅有4%。

资本效率比率衡量的是，一个国家投入资本存量后能够创造多少经济产出，也就是每投入一美元资本，能够产生多少美元GDP。

美国每投入一美元资本所创造的经济产出，几乎是中国的两倍。

如果考虑到美国已经是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而中国仍是快速增长、努力追赶的经济体，这一结果恰恰与人们通常的预期相反。

北京的第二项任务，就是在确保低成本资本供应之后，控制这种由自身政策激发出来的过度投资热情。

2000年代和2010年代，中国地方政府大量投资钢铁和煤炭生产。

粗钢产量从2006年的4.19亿吨激增至2015年的8.04亿吨后，中央政府开始推动削减过剩产能。

中央采取的措施包括关闭依靠不断展期债务维持经营的企业、禁止净增产能、严格执行淘汰低成本高污染中频炉的规定，以及向地方政府下达压减过剩产能的指标。

煤炭行业经历了类似的中央主导整顿，房地产行业也是如此。

中央政府的第三项任务，是维持这场地方竞争的规则，防止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经济增长而走得太远，损害全国经济的整体利益。

中国拥有庞大的统一市场。如果省市政府设置障碍，阻止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流动，就会把这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市场分割成34个较小的市场。

2010年代末期，北京开始打击这种地方保护主义倾向。

当时，一些地方政府试图阻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修改政府采购技术要求，把其他省份的投标企业排除在外。

中国政府至今仍在整治这种行为。

2025年7月1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最高级别的经济决策机构会议，专门讨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他在讲话中把这项工作视为“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前提。

2022年以来，中国能源政策也开始扭转地方政府控制电力市场数十年的局面。

到2027年，大多数省份都必须建立实时电力市场，取代过去事先约定的固定电价制度，使全国范围内的能源使用更加高效。

与所有强大的激励制度一样，中国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也会带来一些扭曲的结果。

2013年以前，地方官员面临的GDP增长考核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虚报经济数据成了常见现象。

2013年，干部考核体系进行了调整，更加重视难以造假的经济活动指标。

一项研究发现，与刚刚超过晋升年龄上限的市长相比，仍然有机会升迁的年轻市长，报告的经济增速要高出3.4个百分点。

但其他经济指标并不支持这种更高的增长数字，包括夜间灯光亮度、用电量、新企业进入市场的数量，以及生产率。

企业通过向官员送礼、提供好处，换取政府合同和土地交易机会。

不过，由于整个制度的激励方向偏向经济增长，这类腐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通过利益输送促成交易、加快项目推进，而不是单纯消耗经济资源、导致整体利益受损的负和腐败。

与20世纪的美国类似，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裕和发达，中央政府也在不断加大反腐败力度。

芝加哥模式

许多西方分析人士强调中国的独特性。

但今天的中国，其实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非常相似。

当时，美国同样依靠地方经济增长机器，推动整个国家迅速发展。

那个时代的美国大都市，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土地开发带来的回报。

不同的是，美国地方政府主要依靠房地产税，而不是土地出售或租赁收入。

当时，房地产税提供了美国地方税收收入的87%。

地方政府资金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来自州政府或联邦政府通过州政府提供的拨款。

换句话说，约70%的地方财政收入在本地筹集，地方政府因此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与今天中国的情况相当接近。

美国也曾拥有自己的李强。

理查德·戴利扩建芝加哥奥黑尔机场，确保芝加哥在航空时代继续保持美国交通枢纽的地位。

罗伯特·摩西和菲奥雷洛·拉瓜迪亚不顾强烈反对，在纽约历史城区大规模拆除建筑，修建横贯纽约市的新道路。

威廉·哈茨菲尔德将亚特兰大机场建设成美国最繁忙的机场，到1957年便实现了这一目标，为亚特兰大日后成为美国物流和企业资本主义中心奠定了基础。

这些领导人控制着地方政府机构，例如纽约的三区桥梁和隧道管理局，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再开发机构。

这些机构依靠通行费和房地产增值带来的收入运作。

市长们可以把经济增长对周边企业产生的间接收益转化为财政资源，再将部分收入投入环境卫生、市政设施、政治支持网络和进一步的经济扩张。

这些投资又能帮助他们赢得连任。

他们努力推动经济增长，是因为这最符合自身利益。

结果相当惊人。

1950年至1970年，美国新建了约50万公里地方道路，以及约5万公里州际高速公路。

1945年至1975年，美国发电量增长了五倍，达到原来的六倍。

拥有完整室内供水和排水设施的住宅数量翻了一番。

没有冲水马桶的住宅比例从24%下降到4%。

1940年至1975年，美国住房总量从3900万套增加到8000万套，超过翻番。

1972年，美国人均新建住房数量是2025年的三倍。

与今天的中国一样，当时美国联邦政府也在为地方经济增长机器提供动力。

联邦政府通过抵押贷款保险、城市更新补贴、《联邦公路法》，以及大规模国防和科研支出，支持地方发展。

联邦政府还提供了美国资本主义运行所依赖的制度基础，包括受到保障的产权、打击欺诈和腐败的政府干预、强大的资本市场，以及对州际贸易的有力保护。

类似的地方经济增长机器也曾推动其他国家的城市发展。

19世纪末，英国曼彻斯特市政府修建了一条约58公里长的运河，将这座内陆城市变成英国第三繁忙的港口。

1995年至2007年的12年间，马德里新增约203公里地铁线路。

为了迎接1972年奥运会，慕尼黑在六年内建成了总长434公里的城市快速铁路网络。

中国真正独特的地方，在于这种地方经济增长机器今天仍然遍布全国。

就像战后的美国一样，中国城市领导人拥有推动经济增长的个人动力。

地方政府也能通过土地使用权出让和持有企业股权，直接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

中国的市长们就像现代版的拉瓜迪亚，有时会过度热衷于投资，但很少畏首畏尾。

按照西方标准，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相当高。

但这种干预受到一套竞争制度的驱动，而这套制度的竞争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今天的美国，更不用说欧洲了。

从乡镇、村庄、城市、农村地区到省份，从地方领导人到各个级别的官员，再到数以百万计的私营企业，都在为了晋升或利润展开竞争。

西方今天仍有少数城市保留着这种经济增长机器，例如休斯敦和纳什维尔。它们的运作方式，与过去的旧金山和芝加哥相似。

但西方大多数城市的增长机器已经失灵。就在这些城市失去增长动力的时候，中国却建立起了数十个新的增长中心。

中国经济奇迹给西方带来的启示，并不是西方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经济模式。

西方真正需要的，是找回自己过去的经济模式。

本文刊发在《Works in Progress》，作者罗宾·里瓦顿是科技企业创始人，著有《为什么中国将主导21世纪》，本·索思伍德是《Works in Progress》编辑，加美财经编译。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