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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本该是全球狂欢、戴上面具开玩笑的节日。然而,在当前的中国,戴错面具却可能触犯法律。街头变装狂欢基本消失,警察密集巡逻上街抓鬼。种种如临大敌的举措背后,原因再简单不过:当局害怕民众藉节发声。在今日的中国,虚构的鬼怪并不可怕,真实的“公民表达”才是统治者心中最大的恐惧。
这并非孤立的社会事件,而是整体政治气候剧烈变化的缩影。从刚结束的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到即将迎来的二十一大,中国正从体制运作、街头管控到日常生活细节,全面步入一种“准戒严”的高压状态。
体制常态的打破 秩序异变与“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信号
由于二十届三中全会罕见地延宕了长时间才召开,导致后续中全会的节奏整体向前推挤。原先该在三中讨论的经济议题被延至四中,原先预计讨论“党建”与体制控制的六中议题,则被提前到了五中。按照此一推挤逻辑,二十一大召开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将直接落在六中,传统意义上的“七中全会”极可能不复存在。
这种会期与议题的挪移,传递出极其明确的政治讯号:五中全会的主轴完全锁定在“全面从严治党”与政治整肃,而非外界所期盼的经济路线调校,更非高层接班梯队的安排。当体制内的权力转移与权力分享机制被高度冻结,“从严治党”的本质便转化为对党内与社会的全面紧缩。
街头表达的净化 万圣节从“政治荒谬剧”到“清场禁言”
体制顶层的紧缩,迅速反映在街头的治安动员上。2023 年的上海万圣节,年轻人透过扮演“大白(防疫人员)”、“维尼”、“皇帝”以及拿著空白 A4 纸的青年,将压抑的社会情绪转化为一场高明而讽刺的政治荒谬剧。
到了近两年,不是因“文化自信”而不过洋节,而是当局对这种“藉节发声”的容忍度已降至零点。从劝返、没收道具,到直接将扮装者带回公安局过夜,万圣节被彻底“净化”。近期,就像法国球星姆巴佩只因私下玩了一张“毛泽东换脸迷因”就被扣上辱华大帽,逼得道歉一样。当局在街头同样容不下任何荒诞符号。这种对符号与隐喻的极端焦虑,展现出统治集团脆弱的自信心,当一个政权连民众戴著面具讲笑话都视为体制威胁时,其社会控制已然进入临战状态。
日常生活的防范 深圳“禁鸣喇叭”背后的极限管控思维
最能体现这种“准戒严”气氛渗透至日常生活的,莫过于象征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将实施“禁鸣喇叭”新规。表面上,这是城市环境治理;但在政治嗅觉敏感的人眼中,这无疑是控制工具的进一步升级。
当鸣喇叭这种最基础的民意宣泄与声响警告都被严加管制,网友甚至调侃以后要人让路只能“扮泰山靠吼”,甚至打趣小米雷军将汽车装上外部扩音器是“先知”。即将举办APEC,连象征开放、流动与经济创新的深圳,都散发出浓厚的政治防范味,反映出当局对任何可能引发集体共鸣、声响聚集或社会不满的日常符号,都实施了预防性打压。

中共第二十届五中全会于10月26日到29日于北京举行。
鬼不可怕,表达才可怕
从中共高层会期的常态打破,到万圣节街头的符号清场,再到深圳对社会声响的极限管控,这三起看似平行事件的交集点,正是中国社会日益严峻的“准戒严”现实。
对照来看,中国的言论管制越来越紧,自由派已经基本噤声。万圣节这天,台北市长参选人举行热闹辩论,再查看中国的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关心的、讨论的不多,现在已经不是那个三民主义光芒照耀大陆的时代。
平心而论,在二十一大前的政治敏感期,中共正试图打造一个无声、无符号、无意外的“绝对安全区”。然而,一个连万圣节欢笑声与汽车喇叭声都无法容忍的社会,虽然表面维持了绝对的肃静,内部积压的社会张力却从未消失。当“表达”成为最大的禁忌,这种靠高压压制的平静,恰恰是体制最大的不安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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