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从问责番禺区民政局做起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冼岩来稿：事情起因很简单，今年7月29日，中国广州市番禺区鱼窝头镇太石村400余位村民，因怀疑现任村主任陈进生贪污卖地，根据《村民组织法》第16条规定，以“非法倒卖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款不能落实到位”和“村级财务不够透明”为由，联名向太石村委会、鱼窝头镇府和番禺区民政局提起罢免动议。民选的村官擅权贪渎、拒绝财务公开，是全国普遍现象，民选村官应该接受村民监督。如果政府有关部门能够尽责、妥善处理此事，由《南方农村报》8月2日头版报道的此一《太石村欲罢免村官》事件未免不可以顺利成为推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保障农民权利、促进社会公正的发力点，就象二十多年前凤阳小岗村的承包制试验一样。

要正确对待太石村罢免村官事件，地方官员并不需要冒二十多年前的那种风险，也不需
要有“权为民所用”、“以人为本”的高尚情操，只需要依法办事、尽职尽责即可。但
是，在地方权力已普遍利益化、权力利益已网络化的今天，基层政府与政府部门最难做
到的就是依法办事、尽职尽责；不仅如此，为维护与扩张既得利益，他们往往还甘冒风
险，扭曲国家的法令政策。虽然太石村民的罢免动议于法有据，但这种依法维护自我权
利的行为却遭遇依仗权势维护既得利益的地方势力狙击。先有镇政府官员带人冲击财会
室，继有区公安分局数百名警察到太石村绑架、殴打参与罢免的村民；而对此罢免事件
负有法律职责、享有管理权限的番禺区民政局，在不告知理由的情况下断然拒绝村民的
罢免动议，声称村民只有通过法律途径告他们才能拿到答复；在村民们百折不挠、以绝
食静坐相抗争的韧性坚持下，在海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番禺区民政局才告知村民拒
绝批准其动议的理由：没有提供罢免动议的原件。

“没提供原件”显然只是欲加之罪，如果番禺区民政局真的是据此拒绝村民动议，它在
7月29日村民提交动议当日即可提出此要求，而不会在一个月的答复期限终结后才“拒
绝批准”；况且在此一个月期限内，村民多次到番禺区民政局请求民政局官员同意并帮
助进行罢免，都遭拒绝，其间民政局仍没有提到原件问题。仅仅一个不能成其为理由的
理由，揣在兜里不必拿出来就可以拒不理睬村民们的正当诉求，让太石村的村民历尽艰
辛；仅仅一个不能成其为理由的理由，就可以使一次官民良性互动、推动社会进步的契
机，演变成官民恶性冲突、激发社会强烈不满的事件，这既体现了当今权力利益化的猖
獗，更反映了时下弱势群体的无力困境！

不成其为理由的理由的背后是不能宣之于口的利益驱动，既得利益方不是民政局的官员
就是与其存在利益交换关系的关系网或其上级。如此明显的枉法，如此恶劣的后果，当
然要追究当事人责任！首先应该被问责的是番禺区民政局长马炳全，他作为番禺区民政
局的全权责任人，责无旁贷，不管他是不是直接经手此事。太石村罢免村官事件经海内
外媒体及时报道后，传播已十分广泛。不但村民的诉求已广为人知，番禺区与鱼窝头镇
动用专政力量对付村民、番禺区民政局无理由不作为的恶劣行径无疑也早已为相关各方
所知。基层政府与政府部门在集团或个人利益驱使下的擅权枉法并不奇怪，也不是此事
的症结所在。真正使番禺区与鱼窝头镇之类恶行层出不穷的是中国社会缺少一种“官员
为恶或失职必受惩罚”的报应机制--就在真相已被广泛传播的今天，重大责任人仍然安
居权位！只是据村民推测，可能已有某一级领导作了指示，要求番禺区政府部门依法办
事；所以马炳全局长才开始到太石村与村民交流，并确认罢免动议签名的真实性，同时
又对确认程序设置了种种障碍。

因此，问责有必要层层上溯，追问有权力过问此事的上级部门为什么不及时予以过问，
有权力处理相关人事的上级官员为什么不作处理。在此事上已不存在下级对上级实施信
息屏蔽的可能，作与不作，完全取决于在位者的主观意识，没有客观理由可以推卸。只
有在每一件个案上都追问下去，不断的问责，才可能建立起“官员为恶或失职必受惩罚
”的报应机制。

基层政府与政府部门的擅权枉法使太石村村民备尝艰辛，不少人甚至为此付出了血的代
价。令人欣慰的是，事件终于出现转机，番禺区民政局开始核查罢免动议签名的真实性
，显示了事态进程的另一种可能。更令人欣慰的是，在事件中村民与知识分子表现出色
，为底层社会的维权行动提供了范本。

村民们的表现令人感动，他们始终坚持依法抗争、非暴力不合作，充分展现了中国民间
力量的温和理性；他们的不屈不挠，与他们的理性克制同样令人尊敬。郭飞雄等知识分
子的积极介入，为村民提供建议、咨询，在海内外媒体为他们鼓与呼，也显示了中国知
识分子的良知、勇敢与理性；正是他们的积极介入，才改变了在这一个博弈点上的力量
对比，使弱势一方不再任人宰割而毫无还手之力。

基层政府与政府部门的擅权枉法当然与公共权力缺少制衡的现行体制脱不了干系，但事
态的转机、“某一级领导”的指示也与执政者“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等理念与政策
取向有关。可以想象，如果执政者有着不同理念，转机或许不会发生，“某一级领导”
的指示或许会变成“要把骚乱扼杀在萌芽状态”。

执政者“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等理念和政策取向，是民间维权可资利用的最重要资
源；没有这种资源，中国社会就是漆黑一片，没有任何渐进的可能，只能等着断裂的一
天；有了这种资源，社会进步就有了依托与方向。当下，中国社会在事实上存在一种执
政者、官僚利益集团与民间社会“三国演义”的格局，三方既有合作，又有对抗。在政
治稳定问题上，执政者可能与部分民众发生分歧；由于资源稀缺，执政者如果不能在满
足民众愿望的基础上实现稳定，就只能使用压制手段以求稳定。官僚利益集团正是利用
了这一点，他们频繁使用强制手段压抑民众、侵害民众权益、侵吞国家与民众利益以遂
私欲，同时将动机归结为维护稳定，这样就极大扩张了政权强制力运用的边界，制造与
激化了社会矛盾，破坏而不是维护了政治稳定。由于官僚利益集团的这种自利行为是寄
生在维持政治稳定这一执政者基本利益的躯干上，因此传统社会对这一恶性肿瘤毫无办
法，只能眼看着它恶性膨胀，蚕食社会，最终导致崩溃。中国历史上王朝政治的兴衰更
替，其中大多数王朝覆灭都可归因于此。

现代市场社会自由媒体的出现、高度方便的信息传播改变了这种历史定局。中国在言论
信息方面还存在诸多限制，但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国内互联网与海外媒体已可担当信
息传播的重任。当官僚利益集团不再能凭其上传下达的有利地位垄断信息时，民间就可
以主动利用与执政者在遏制官僚利益集团扩张方面的一致性；官僚利益集团对强制力的
运用也不再能够随心所欲，而是必须遵循执政者的尺度。这样，对强制力的运用将大为
减少，社会矛盾将大幅减少，官僚利益集团损民利己的行径也将被迫减少，社会运转将
趋于良性、社会结构可望趋于弹性。

这就是笔者曾指出的“社会底层-知识精英-政府决策层”联动模式，这种模式不仅能为
社会底层安排一种迂回表达意见与要求的途径，沟通上下，弥补现行政体的缺陷；更重
要的是，如果执政者能重视并有意培植、利用，主动以这种形式实现执政者与知识精英
及社会底层的某种联合，有可能在现行政体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克服权威体制的最大局
限性，实现对以官僚利益集团为主的精英联盟的有效制衡，遏制他们对大众的权益侵害
与对国有资源的蚕食鲸吞。

太石村罢免村官事件才出现转机，最终结果如何，不能遽断。要使结局循着有利于社会
进步的方向发展，社会各方还应给予更大关注；更关键的是，上级部门尤其是执政高层
应给予更多督促。遏制官僚利益集团的恶性膨胀，这是传统社会从未真正完成的任务，
这也是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有在信息技术的进步打破了官僚利益集团的
不对称信息优势的当代条件下，“社会底层-知识精英-政府决策层”联手遏制官僚利益
集团才有成功的可能，现行体制下政府与民间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社会进步也才有其
可能；一种建立在公正价值基础上的和谐社会，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才真正是可以预期
的。

近日太石村罢免案露出的这一线曙光，是中国社会许多光亮的集中反映，它也映照了中
国向前走的可行路径。但一切的一切，还要从问责番禺区民政局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