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来稿:民族主义拯救中国?
【万维读者网】万维读者李扬来稿: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通过宣传共产主义,凝聚了大批志同道和的革命主义者,认为打碎一个旧的世界,可以创造一个新中国,而他们的榜样和力量来自于前苏联;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凭着革命的热情,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把自己的老对手中国国民党打到台湾后,创建了一个共产主义中国;建国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在共产主义理想的号召下,中国大陆上的人们完成了一个神话;但由于在经济建设上过于僵硬和强调理想主义的公平社会,这导致中国人渡过了艰难的岁月;邓小平在成为第二代领导人后,逐渐纠正左的错误,带领人民不知不觉地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尽管有些人认为这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实力变得强大,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毛泽东通过共产主义宣传和个人崇拜,把中国人牢固地团结在一起,在经历许多苦难和
挫折后,中国大陆的人们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想,仍然凭着一腔热情地进行中国革命;
然而建设国家并不是凭着热情就能搞好的,“还在走的走资派”邓小平通过智慧和圆滑
手段,在十年文革中活下来后,又运用智慧和圆滑的手段,成为红色中国的第二代领导
人,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并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写进宪法,这样一来,
巧妙地回避了教条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掀起全民经商的热潮中,让中国大陆的
人民淡忘了原教旨主义的马哲信条,使人民更加注重利益和个人权力。但这却带来一个
问题,在第二代领导班子期间,中国人一直在为信仰和现实之间的冲突而争论,在巨大
的利益面前,中国人的信仰变得缺失;虽然民众的思维和生活变得多元化,但社会主流
却只见利益关系、利害冲突,反而出现了信仰真空。
第三代领导江泽民是左派政客,但在邓小平生前的政治遗嘱和人事安排下,江泽民并没
有实现自己全部的政治主张,反倒被经济改革浪潮带着向前走;江泽民是个高明的政客
,却并不精通经济,但其领会能力却非常出众,在接受新生事物的过程中,江泽民逐渐
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充满理解和赞同,但他仍然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却没有找到
好的办法来重新树立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因为中国大陆的民众基本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
,不再理会马恩列斯毛的思想和理论。这让江泽民感到棘手。由于快速的经济改革和缓
慢的体制改革,二者之间的矛盾产生了意识形态上的痛苦折磨,大陆上的民众在物质生
活大幅提高后,对精神方面的追求变得更加迫切,一方面是宗教信仰进入中国人的生活
,甚至是出现了各种新的信仰,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道德的缺失。中国人不仅失去了前
进的目标,而且越来越没有凝聚力了。
当人民厌倦了各种政治口号,又不再满足于物质生活后,信仰问题再次成为整个国家的
重点解决方向,因为中国政府希望以此来团结民众。邓小平希望经济建设可以让民众忘
记政治教条,但这种方法到了第三代已经失去作用;第三代领导班子面对中国现状,寄
希望于民族主义把中国人团结起来,这表现在放弃一味接近美国的国家政策,转而在中
国政府层面接近美国,同时提醒民众,美国的战略意图是遏制中国,在台湾问题、在中
日领海问题、在中国大陆和南部国家的领海问题上,美国都是站在中国大陆的对立面的
,这自然激起中国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大陆民众一方面承受改革的阵痛,一方面认为
自己被世界上不友好势力所包围。
在中日关系上,第三代领导班子深化与日本的经济交流,却在历史问题和领海冲突中放
弃“搁置”政策,向世人凸现中日之间的全部矛盾和斗争,并不再采取回避、退缩、忍
让的政策,这让日本感到中国的威胁。而第三代领导班子在台湾问题上,则变得越来越
好斗,漫延中国大陆的武统之声不绝于耳。中国人需要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以便充分
享受改革所带来的富裕生活,而中国大陆不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呈上升趋势,这引
起民众的不满和愤怒,中国政府解决问题的态度是坚决的,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进展却
是缓慢的,因为政府很难彻底解决因体制而带来的诸多问题。国内矛盾的显现成为令政
府头痛的问题,当民众开始指责政府改革不力时,政府希望民众也注意外部环境所带来
的压力;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班子,通过引发外部矛盾来转移内部矛盾,
让国内的主要矛盾因外部因素转而降为次要矛盾,达到缓解国内不满情绪和紧张气氛的
目的。然而民族主义是把刃剑。
当中国大陆对台海对岸态度越发强硬时,虽然得到大陆民众的一片叫好声,却激起台湾
民众的对抗意识,台湾的独立势力得以扩大,这让中国政府及人民感到统一道路的艰
难。而中国大陆让日本感到威胁后,日本只有更加接近美国,美国也利用这一点加强了
在日本的军事部署,针对中国大陆的美日军事同盟逐渐形成。随着中国国力的提高,中
国威胁论正在世界舆论中形成市场,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军事现代化充满警惕,因为它
们担心强大起来的中国会洗刷历史耻辱;而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复苏,加重了一些国家
的担心。中国大陆的外部压力在逐渐增大,民族主义在抬头,这很好地转移了中国大陆
的内部矛盾,许多不满情绪和对立意识,被更重要的矛盾所冲谈和掩盖,因为一些民众
把对政府的指责转成对美国、日本和台湾的敌视;在某种程度上,大陆民众认为自己在
国家利益方面是和政府站在一起的,这化解了改革开放以来所累积的各种社会问题,给
了改革遇到阻力的政府一个喘息的机会,中国有了一个长期的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
以胡锦涛为首的第四代领导班子上台后,继承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的遗嘱,为
了化解紧张的阶层对立,开始提倡“共同富裕”,那么第三代领导班子所强调的邓小平
的另一个政治遗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看来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第四代领导班
子也继承了第三代领导班子的民族主义政策,继续强化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日
本之间领海纠纷的态度日趋强硬;而在和美国的交往上,继续高层之间的对话和合作,
但在国内宣传上,仍然提醒民众注意中美两国间的根本矛盾;反倒是在台湾问题上,第
四代领导班子走出之前各届政府的影响,对台湾民众采取独特的怀柔政策,更多使用软
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普遍缺失传统凝聚力的时候,第四代领
导班子仍然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希望借此转移民众视线,并进一步缓和国内的各种矛盾
和问题,为深化改革创造战略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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