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情与法就是一个矛盾体，合情的不一定合法，合法的不一定合情。正确的执法者，在处理情法不可兼容的矛盾时，一概重法轻情，因为法律是国家大厦的根基和柱石。当年马谡失街亭，诸葛亮毅然挥泪斩之，就在维护规则的可依赖性。把法律置于感情之上，已经成了世人共识，似乎不必争辩。
然而，近日江苏省公安厅出台并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关于办理卖淫嫖娼案件的指导意见”，规定“对因生活所迫初次卖淫，……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6月1日《扬子晚报》），着实让人觉得新鲜。
因生活所迫而初次卖淫，确实值得同情。然而，法治社会，法律的最公平处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看重的是当事人的行为而非其他，不允许存在所谓的“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只讲“理”而不关“情”。“特殊情况”任何时候都会有，但是，若事事强调“特殊”，任何一部法律法规就都会形同虚设。法律是准绳，不是皮筋。对法律刚性特征的认同，就叫做“法制意识”。在依法治国、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对法律制度保持一份尊重和敬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社会有条不紊的运转。当出现人情与法律相抵触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守法律的底线，因为那是我们法制社会的根本。
一旦出现“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那么，执行者将随意扭曲法律的尺度。试问，如果“初次卖淫者可以从轻处理，那么，因情感所迫初次嫖娼者是否从轻处理？因眼红人家囊中多金而初次贪污上百万公款是否从轻处理？因怒火中烧而初次杀人是否从轻处理？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延安时期，革命功臣黄克功逼婚未遂而枪杀女学生刘茜。当时，很多人认为，黄克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资格红军干部，战功赫赫，可让他戴罪立功，将功赎罪。黄克功本人也几次上书边区高等法院和毛主席，要求上前线，战死沙场。可是，毛泽东并不因为“情有可恕”而法外开恩，亲自批示予以枪毙。我国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曾这样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对因生活所迫初次卖淫者从轻处罚，其初衷在于同情和挽救，实际效果如何？因为无法判断何为“生活所迫”、“初次卖淫”，估计效果不容乐观。首先，很容易给人错觉，有纵容初次卖淫之嫌。这似乎在对某些“生活所迫”的人说：你们可以“初次卖淫”，从而可能导致道德上的混乱！其次，可操作性不强，容易给卖淫者钻空子。卖淫者如果不是屡卖屡抓，证据确凿，谁会主动坦白自己不是第一次卖淫？为什么卖淫有逐渐扩散之势，以前公安机关处理卖淫嫖娼事件的随意性，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
而且，“因生活所迫”这个概念比较模糊，难以评判。如果将它转变为执行人可掌控的权利，回旋空间大了，很可能给腐败留下空间。（ 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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