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来稿：《王者之言》（006）

五色海第一卷
东方青色——春天的书
生命之谷——上下求索录
 
第一章痛苦的零
 
二、生灵的命运
 
011
 
生物是离不开“命运”的。因为它只能循着自己的特殊轨道前进，既无法倒退，也不能旁行，受制于各种力量的制约所形成严密的网络。人也是这样。生物性，构成人性的基础，迫使人对世界的认识与反应，不得不基于预定的人性──所以，人就把自己不得不屈从的生物性投射到外界，从而发现了“客观规律”……
 
人的生物局限性，使他感到自己的软弱无力；而他的可能性又带来意外的喜悦（发现时的喜悦、创造时的喜悦、尤其是获得成效时的喜悦）──这两者互相牵制，有助于“命运”观念的确立。
 
局限性使他相信“必然”，可能性却使他获得“偶然”的观念。人生在根本上只有一种“必然”──那就是死亡。除此之外的一切，纯属偶然。所以，必然论是死亡的逻辑。相形之下，人生的可能性极富潜力，于是“偶然”就被目为一个多头的、不可捉摸的活的怪物。
 
012
 
为什么人们都倾向于相信：“偶然性，也是必然性的一种体现”？因为人生虽有众多的可能性──但最后都不得不归于最终的冷峻，它代表人生根本的局限和遗憾。终极意义的虚无，是因为，人生是以毁灭为归宿的。
 
但是偶然论者不甘于此，他们的乐观精神使自己相信“人的自由精神终能战胜死亡”。如果这个理想最终能确立并被证实的话，人，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命运”的羁绊……从而成为一个虔诚的人（与虚无的人相对应）。但这是难以证明的。
 
013
 
宗教，表面上是这类乐观精神的朋友，实际上却是其敌人。宗教并不相信人有全然超脱死亡的能力，因而它才创造关于不朽的神话──用以满足人类自找肯定的心理消费模式。宗教，经常出之以否定人类及其现世生活的形式；但其中却掩藏着人类更高形式的自我肯定。人所认识的神，不就是人自身的愿望吗？想象力的发展并不等于人生的质变！例如“最虔诚”的圣经宗教（后来分化为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本性，其实还是更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例如比之佛教和道教）。这仿佛是说，越虔诚，就越自我中心？
 
而所谓“人的自由精神”，不过是以完全世俗化形式，表现了类似的自我肯定；它不假于神，而是赤裸裸地宣告人欲的宣泄。只是，完全世俗化的自由精神，最终只能是落荒而逃的受伤的野兽；自由精神开始是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的盟友，但结果却因为过于沉重，不得不沦为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的叛徒，托庇于各种形式的超验的精神。人，尤其是个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只能走到这一步。而披上了宗教与必然论外衣的集体情绪的产物，则类似羊群挤在一堆互相取暖的倾向；可以提供安全感。
 
014
 
有伪装的自由精神。它表面上肯定现世、肯定人的力量、肯定人的深切希望──但在实际上却为人间的恶霸势力服务，用来镇压特立独行者的活思想和活精神。它的自由就是：“把一切不符合自由主义规范的动向，扼杀在萌芽状态！”
 
还有伪装的宗教精神与宿命论。它表面上倡导服从，骨子里却充满了蔑视权威的反抗精神。它把自己的情绪上升为“天命”与“启示录”。所以，牧师的儿子尼采对所谓基督教的“奴隶道德”的批判，其实是故意的伪善的曲解：不是基督教创造了奴隶道德，而是奴隶道德侵入了基督教；在基督教兴起之前，奴隶道德早就繁荣娼盛了。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奴隶道德”能够更为有效地“为恶霸势力服务”（为“民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主人集团鼓励奴隶道德；奴隶道德成全了奴隶头上的主人集团；正如信徒的愚昧成全了神职人员的狡诈。牧师的儿子为何无的放矢攻击基督教？原来他看到了教会组织的邪恶内幕？吃奶水长大而后背叛了他的奶头，是人的常情，却不是真理。被罪恶感毁灭的人，多少是个有良心的人。他的残余的良心变成了他的命运。
 
015
 
他面前有两种命运：大命运和小命运。人们常说的“命运”，是指“小命运”而言。书生说，“命途多舛”，老妇说，“我的命苦”……他们的“命运”，是指生活遭遇和生活环境而言。俗话说，“你的性格就是你的命运。”──这里的“命运”，同样是生活遭遇意义的“小命运”。生活遭遇是可以改变的。性格，之作为一种内在的小命运，即使已经“成形”，如风云际会，仍可导向截然不同的小命运。这就形成了“运气”观念。因此，“小命运”是可以反抗的，而世间也不知流传过多少成功地反抗了小命运的故事。
 
在“小命运”显而易见的桎梏后面，隐伏着难以察觉的“大命运”。对它，人则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小命运，是大命运浮幻的表象。人的能力，把握不住它们之间的“必然联系”。比如说，一个勇士克服难以逾越的障碍，完成了他的复仇使命──成功地反抗了常人对之俯首帖耳的小命运。可他怎么知道，他正顺着大命运的隧道乖乖滑行呢！这大命运，把他吸入他自己和他的邻人根本茫然的深渊里。那深渊里，既有可人的幸福，又有灼人的苦难。
 
人与人的气质不同。人与人的天性悬殊极大。人与人有着千差万别的“小命运”……但“理想社会”却强求一致，迫使人们“共同生活”在同一模式的压力下。这是对人的生命力施加的最大酷刑。这难道不是宇宙意义上的“犯罪”？所以它必遭人的天性之反抗。人在追求生命的不停冲动中──终将摧毁这等陈腐的限制，将人的生活重新带入有声有色、万珍汇集的历史之天。
 
 
01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世界”？
 
而我们的理想世界，不是一个凝滞的画面域横断面；而是一条滔滔无尽、万化千变的“流”。我们的理想，就是各种理想的对垒、厮杀！
 
人生的最高理想，是穿梭在生命之涡流、文化之涡流、宇宙之涡流……而不是停留在任何“美妙的截面”上……停留，就是腐朽；腐朽，就是罪恶；罪恶，就必予驱逐──以便再次跃入大清湛鉴人（或浊流滚滚）的生命之涡流、文化之涡流、宇宙之涡流。
 
不要斥责比我们更伟大的东西吧。因为我们不可能“理解”它，更无从判定它的含义。不要以横断的镜片，自以为是地批评比我们更伟大的“流”吧！无论如何，人只是一“点”──即使所谓的集体，不也只能是一“线”吗？而惟独一切集体之总和，才构成一“面”！（离开“网络”还差得很远呢。更别说网络之外还有另一些系统。）
 
而我们人自以为“美好”的一切，不过是“适应”的结果！
 
017
 
适应性问题，其实是我们的全部秘密。这种适应性不仅仅是我们意识到的东西，更多是我们无法意识而且还是被它（适应性）支配着的东西。如有学者就认为，生物的适应性，是导致生物进化的主因。他们甚至把器官的“用则进，不用则废”，推演为宇宙的真理。
 
018
 
 
为何贵族们（这只能是世袭制的产物）不但不能使他们的统治越来越稳固、合理，反而总是一代不如一代，不断由盛而衰，步入最后的灭亡？如果说，他们的天性就是善于统治别人，那么这种能力必定是可以遗传的，以此，他们的子孙也将在累代遗传的“进化”中，一代比一代具有更强的统治能力。但实际情形却是恰恰相反的。
 
相反，贱民的子孙经常成为一代天骄。在由贱而贵者的奴隶祖先的天性中，似乎找不到明确的统治能力以资遗传，以至这些奴隶生受贱视。如此，则奴隶们的子孙的所谓高贵气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正确的答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人的正确思想，正如他的思想能力一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人的命运和可能的成就，也是如此从天上掉下来的！
 
019
 
在中国，最具有连贯性的明显观察事例莫过于，孔子的子孙，可谓受三干年不断之教化；但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并不是所有家族中最富智力的。“用则进，不用则废”这个科学市侩炮制的“伟大的真理”，在这里似乎并非站得住脚的。
 
我们知道，在生物演化或叫“进化”中，有一种惯性使得某一物种恒常向一个人方向演变，如无特殊的变故及外力迫其改向；物种本身的自我调适能力，会推动它在与环境的互动下，沿着这方向一直进展到灭亡的日子。生物史的过程就是如此。
 
这种演化的方向性，在开始时，可能是由特殊环境、偶然遭遇触发的。但这并不能导致”用则进，不用则废”的结论，须知，有时不仅无“用”，甚且有“害”（至少是无用）的特点仍在“进化”不已，最后给物种送终。如恐龙过于庞大的体型就是这样。
 
生物不是命运的理想制品，更非自在自由之物，而是“命运那无穷好奇和无限残忍的心肠的试验品”！经验地说，则是环境、命运的偶然产物。
 
为什么在饲养场中，人工杂交禽兽的结果，可产生姑且称为“进化”的现象（如果产生了比较肥胖的公猪或产蛋较多的母鸡），而人种之间的社会杂交，却只能产生被有识之士称为“退化”的现象？
 
因为──
 
A，禽、兽的人工杂交具有人为目的，故可以测度其成效；虽然这种杂交对禽兽本身是有害的。但人种之间的杂交，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却是盲目的、无从测度其成效，或只能测度其失败的。因为促使人种杂交的是乱七八糟的性欲，而往往不是对后裔的优生学考虑，退一万步讲，即使人种杂交是基于后裔的优生学考虑，那么，人又怎能确知其长期的后果呢？
 
B，杂交的禽兽，是在人为条件下生长的，而且往往只能生长在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中，饲养员要的就是它们的“畸形发展”，因为这才符合饲养者的私利（坏牧人是不会为畜生舍命的）；而人种的杂交就不可能有一个更高的饲养者在“做主”；所以，人的畸形（这是杂交的必然后果）不仅不可能成为他生存的优势（如饲养场中的禽兽），反而造成他的劣势。
 
对付禽兽的方法（如为达到高产而进行的杂交），之所以不适用于人类，是因为人类对自身和对禽兽，采取了“双重标准”──其观点、要求及做法、目的，是根本不同的。人不会把自己工具化而只能把自己目的化。
 
人种间的杂交，会使种族特性消失或减弱，这非常危险，在人类中，正如在自然界一样，种族特性混杂了的“中性的家伙”（介于不同种族之间的杂种，最典型的如印度某类型人种和拉丁美洲的某类型人种）之所以罕见，不是不能在社会的退化条件下出生，而是难以在真正严格的竞争中生存、发展：因为消灭了种族特性，也就等于在根本上剥夺了人与环境间在长期的协调过程中培培植起来的适应力！
 
尽管有那个退化的社会在提供人为的保护，但杂种毕竟还是显而易见的劣种。
 
020
 
换一个角度阐述上述论题：
 
“阶级斗争”的实质是什么？是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生存竞争。
 
这正如马列官方教科书上所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的食物状况决定了社会的治安状况”……（在这里，我们看到伊壁鸠鲁的十九世纪版：对自己获益最多的先师，叛教者往往破口大骂得最厉害。卡尔马克思，这是多么富于黑色幽默精神的混血的叛教的犹太人啊！）但我们还是多少知道一点纯正的历史的常识的：历史上生产形态的革命，是无法以暴力革命的形式出现的。因为一个社会的劳动力一定要处于某种匮乏状态，才有条件发动一场生产技术的革命，可是一切暴力革命都是由于饥饿（也就是劳动力的过剩）引起的。因为劳动力的过剩，为暴力革命提供了廉价的甚至是义务的兵源，如果劳动力匮乏，其市场价值必高，劳动者的日子必定好过，谁去充当志愿兵？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要的征服活动，实际上都有可怕的饥荒作为其杠杆（其杠杆作用是使得劳动力极度贬值）。暴力革命及军事征服，带来的不可能是新的生产能力及其“生产方法、生产关系”而只能是更换一批主宰者，往往是更喋血更野蛮的──从而“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由此可见，杂种不仅身体病态，连思想都是病态的。
 
021
 
再换一个角度。
 
“生命流”观念的产生，说明作为生物的人，总有这样一种倾向：即，不论环境如何变化，都喜欢设想它是不变的（即把环境也多多少少生物化了），正如不论人种多么混杂，都喜欢设想那是无害的。其实，谁规定“人类生命是生命之流的最高表现”？真实的情况只是：“生命之流是生命（人）的作品”！正如柏拉图所谓洞穴说不自觉地表达的那样。其他各种宗教、哲学、艺术的偶像，亦复如是。
 
 
正因为生命是不确定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我相信将来也不会有──某种永葆其自我调节能力，
 
“好制度”和“永葆其再生能力的人间事物”既然子虚乌有，于是生命的要害问题只好在于，鼓吹某种富于调节力的哲学，激励不断更新的精神！
 
在生命面前，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在生命所造就的这个千奇万妙，变化莫测的世上，即使有“必然”，也无法被平庸的、残缺不全的人眼所认识啊。而人们所谓“必然”──不都是一些经不起严格考察的想当然吗？
 
[王者之言·必有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