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宪来稿：六四又要到了。虽然十多年过去了，天安门前长安街上的坦克、机枪和流星般的弹雨却依然历历在目，挥之不去。共产党新闻和政府对六四遮遮掩掩、欲说还休的欺世之谈，到很多国民--甚至是海外受过民主教育或熏陶的留学生和民运人士--那里就成了慷慨激昂的理直气壮。共产党六四镇压的支持者们证明镇压正确的论据主要有二。其一是学生的爱国热情被敌对势力利用，学生“非法”占据天安门广场，爱国运动已经演变成了动乱，这里不妨称之为工具论；其二是多年的经济发展证明当时的镇压的无比正确的，我们可以称为效果论。这些连共产党自己都不相信的黑白颠倒、指鹿为马的论调却使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一代信以为真。
工具论之谬在于被当作工具者的无辜不能成为被屠杀的理由。菜刀用来烧饭，也可以作为杀人凶器；毒药可以杀除害虫或者治病，也有人用来毒杀无辜。如果杀人是犯罪，我们不能将罪责归于菜刀和毒药。对爱国学生（共产党也一直这么说）的开枪如果是罪恶，爱国心被敌对势力利用无论如何不能证明屠杀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如果说学生的爱国心被利用可以作为被杀的依据，则其根源在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被敌对势力利用。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会只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会只知道资本主义民主的罪恶和法治的虚伪，就不会知道除了马克吐温在一百年前写下的《竞选州长》（这恐怕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所受的仅有的关于西方民主的教育）中所描绘的污蔑和谩骂自由之外还有其他的自由和民主，不会有这么多的人出国去自讨苦吃，更不会有共产党的领导及其子女利用特权到资本主义社会体验资本主义的专制和罪恶。如果工具要承担责任，邓小平本人才是动乱的罪魁祸首。
有人说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是非法的，所以坦克和机枪是正当的。学生要求民主甚至要求见高官虽然可能过分，但绝非非法，至少在资本主义虚伪的民主制度里。如果要求民主、或希望居庙堂之高的共产党高官（他们自称为公仆）走到人民面前承诺改革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占据”广场似乎不能算过分，同时占据广场好像未必是犯罪，更不至于被杀。即使算是犯罪，但对于犯罪也应该用合法手段来解决，利用军队对运动镇压的法律依据何在。难道我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遇难者之中到今天似乎也没有听说有敌对势力的代表，更多的是被称为爱国或者叫不明真相的学生和市民。如果政府非要利用非法手段对付非法行动，而这种非法手段根本不能打击敌对势力却只能杀害无辜，这样的政府恐怕不是无能就是邪恶，更可能使二者兼有。
另一方面，在学生和政府之间，公平地说（我一直这样认为）政府一直处于主动地位。从一开始事件发展的最终主导权更多地在于政府一方。很难说最终结果到底是政府为了采取所谓的果断措施而采取的欲擒故纵策略，还是敌对势力控制局势而令政府不得已而杀人。
效果论说到底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效果根本不能证明手段的正确。中国经济在近二十年间确实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也存在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无法证明经济的发展就是六四镇压的成果，也无法证明如果没有六四就不会有发展。更可能是如果六四之后中国推行了民主化，经济发展会更快，发展带来的问题会更少。
即使我们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六四镇压的成果，镇压依然不能被证明正确。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换取另一些人的利益。如果发展能为手段背书，提高人均国民收入的一个最简便快捷的办法是杀掉一些人。正如我们不能为了抢救10个人或更多而杀掉一个人从而为这十人提供心脏、肝脏、肺等器官一样。如果效果可以证明手段，对强奸犯的判决也就要看被强奸的妇女是否怀孕，等到判断被强奸者生的孩子是否天才，若被强奸者果然生出了一个爱因斯坦，强奸犯恐怕还要被当作英雄顶礼膜拜，同时强奸者自然也会利用效果论将法律和受害者玩弄与鼓掌之上。
如果效果能证明手段，台湾人就没必要对日本外相麻生太郎的话感到愤怒，台湾人也许就确实应该感谢日军的殖民。如果效果可以证明手段，我们也该庆幸英国对香港的占领，无疑正是英国才造就了一个繁荣、民主的香港。共产党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让香港成为如今至香港的。如此一来，岂非法将不法、国将不国、人将非人。
什么逻辑！呜呼，六四！悲哉，中国！你不仅消灭了无辜的肉体，更消灭了马鹿之别和是非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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