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6月12日至13日，胡锦涛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努力为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胡锦涛的讲话，揭示了执政党指导当前政策的两个基准点：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另一方面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在此前波及全社会的“反思改革”大讨论中，中央曾以“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的明确表态让争论划上句号。中央直接出面干预思想争论，一方面是希望终止无谓的“主义之争”，避免引起思想混乱；另一方面也
是对此前20多年改革进行价值肯定，毕竟“改革成果”是构成当前政治秩序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本届政府的诸多作为及胡锦涛此次讲话内容看，在从价值层面肯定“改革方向”的同时，在具体做法上，本届政府却有不少调整。体现在执政理念上，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及“建设和谐社会”；体现在具体措施上，是免除农业税，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提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及其覆盖范围，打击血汗工厂，重拳抑制高房价，等等。
这种调整是执政党对客观条件变化所作的反应。按照流行的“改革话语”，贫困等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效率不足，只能通过提高效率、做大蛋糕的方式解决；如果将注意力转向公平，将妨碍效率的进步。但批评者认为：效率提高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此过程中，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将加剧内部矛盾，使效率进步丧失必要的社会稳定条件。此前，中国改革一直是在“改革话语”指导下进行的，但加速呈现的贫富分化与底层生存状况的恶化，导致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激化，甚至令少数人仇视、报复社会，印证了批评者的判断。因此，本届政府吸纳了部分批评意见，在坚持增进效率的同时，更多兼顾公平，力求将效率增进建立在一定的公平度之上。这是从社会稳定这一“大局”出发所作的调整，它同时采纳了双方意见，兼顾效率与公平，不偏不倚走改革之路。但由于此前的“右”，此次调整被外界形容为“向左转”。
由改革初期的打破大锅饭、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今天的关顾弱势群体、更多兼顾公平，既体现了社会进步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也说明改革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一方面正确需要通过错误来彰显，另一方面客观条件的不断变化也需要政治决策不断进行阶段性调整，没有包医百病、可以一劳永逸的制度与政策。理论家们曾经殚精竭虑地寻觅价值倾向、政治抉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结果总是信息混乱、莫衷一是。但是，如果将经济增长区分为不同阶段，那么这种相关性可以呈现出清晰特征。
立足于已有的经验资料，可以将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区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在工业化前期，经济增长取决于能否集中资源提高效率，这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暂时抑制其它方面的需要与声音，包括抑制社会对公平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贫富分化。二战以来，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迅速的大多是权威主义国家，其中拉美国家的表现最典型：拉美国家政权更迭频仍，每当强势政府上台，哪怕是军人执政，经济也能保持平稳增长；一旦民选政府上台，民权伸张，相伴而来的往往是经济动荡、甚至发展停滞、衰退。到工业化中期，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取决于中产阶级数量的壮大。在建立了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后，尤其是在已经克服短缺经济现象、生产能力大幅提升的情况下，经济发展所增加的社会财富不能由少数强势集团独享，必须惠及全社会，让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能够进入中产阶级行列。亚洲的新兴工业国家能够走到今天，在亚非拉中“一洲独秀”，是因为它们经历了一个中产阶级快速壮大的时期。当下中国正处在由工业化前期转入中期的关键阶段，执政党更多兼顾公平、强调“以人为本”的政策调整正是顺应时势、进而把握时势的明智抉择。进入工业化后期，中产阶级将成为社会主体，顺应他们的需求，增进自由、扩大政治民主将成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上世纪末发生在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如韩国、台湾）的民主化浪潮，反映了这一趋势。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工业国家都是自由民主国家，印证了这种相关性。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螺旋状过程，政治决策也必须顺应这种阶段性不断进行调整。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改革具有后发优势，可以借鉴先进国家的成功经验。但是借鉴不等于照搬，在已经变化的国际条件下、在具体的国情条件下，其它国家的发展轨迹未必会在中国重现。因此，政策的不断试错、调整，不可避免。能否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是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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