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向“精密化”转型

　　在中国共产党“保先”活动“圆满结束”、一批贪官污吏包括解放军中将被清算后，胡锦涛“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的讲话被全球华人媒体频繁提及，蕴含着人们对中国“政治上崛起”的期许。与此同时，十七大召开前的人事安排在加快调整，而越南共产党的党内改革也树立了新的借鉴之镜，中国国内对政治改革的议论开始升温。

　　中国的政治改革其实一直在循序渐进，只不过没有像经济改革一样取得令举世瞩目的成就。当然，这也要看谁来评价了。在美国人和欧洲人眼里，中国的政治改革肯定没有多少进展，因为他们是用多党制、大选、议会民主等自己所熟悉了的坐标来判断的。但在拉美人、俄罗斯人和东南亚人眼中，中国的政治改革又是富有成效的，既没有出现拉美式的“政经突然倒塌”现象，也没有出现俄国式的“国家分崩离析”灾难，更没有出现东南亚式的“恐怖循环爆炸”惨景。虽然存在官员腐败、贫富分化、法律失灵等现象，就整体而言，中国仍是稳定而富有活力地发展着。

严峻现实推促政治“精密化”

　　观察中国最近几年的政改动态，从“粗放型”向“精密化”方向转型也许是较显著的特征。无论从制定政策的程序上看，还是处理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整治国内形式多样的腐败和渎职现象，中国在政治运作上都表现得比过去更加周密谨慎，注重细节，以更踏实的调查研究来解决现实问题，粗放独断的“拍脑袋”现象明显减少。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尚处在民主政治的“初级阶段”，但毕竟上路了。

　　中国政治从“粗放式”转向“精密化”，是国内外形势所推促的。对于中国目前的发展处境，国内官方和学术界有一个很准确的判断：“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并存。要增加“黄金”减少“矛盾”，首先要对“矛盾凸现期”有更深刻的认识。

　　从国际形势看，中国的经济冲击波已达到欧美普通人的家门口。那些曾经敦促中国开放国门的发达国家和曾经强势的邻国，现在反过来开始给中国“上锁”，通过关税调节（欧盟）、货币增值施压（美国）、能源限制（俄罗斯）、军事威胁（日本）等种种手段来制约中国。

　　从国内现实看，贫富分化严重，城乡发展失衡，腐败久治无效，教育医疗等公有品的私有化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达到历史巅峰的就业压力挤兑出反社会倾向……所有这些矛盾，很可能因为基层官员的不慎言行和政策的不够周密，而演化成群体性的突发事件。

　　圆润地化解国内外矛盾，不仅需要精密的应对策略，还要表现出符合人类文明演进方向的政治革新姿态。在国际问题上，中国以“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方式解决合作与冲突问题，赢得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尊重和信赖；在处理国内矛盾时，各级政府正抛弃“关卡压”的粗放式手段，转而以疏导、对话、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对待台湾、香港问题，大陆政府基本上采取顺其自然、适时导引的策略，通过施加影响力而非直接干预来实现政治目标。

“精密化”政治带有民主色彩

　　这些新的执政表现，带着较明显的民主色彩。“精密化”政治注重的是政策能够反映现实民意，强调可操作性和实施细节，尽可能集众人智慧、纳百家心愿。中国去年出台的“十一五”发展规划，采纳了412万人的建言，包含着许多数字化的政治目标。今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罗列的是实实在在的项目。

　　笔者曾采访过英国伦敦金融城市长白乐威（David Brewer），问及英国井然有序的治理“秘诀”，他说了四个字：“目标管理”。中国和英国在政治目标制定上可谓“殊途同归”，中国依“协商”，英国靠“辩论”，都是民主方式。

　　政治改革有两种表现，一种是通过立法对政治人的行为作硬性规范，立即执行；另一种是通过日积月累的经验形成“官场惯例”，对政治人行为加以软性约束。在民主制度“自然形成”的英国，惯例（也就是不成文法）在政治上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从某种角度看，“惯例”的形成比法律更有效，因为其覆盖面要大得多。

　　从中国近几年的政治发展看，一些“惯例”似乎正在形成。比如，部门首长在所管辖领域出现大问题时，要主动请辞或被免职；省市级官员上任时发表就职承诺，公开执政思路；遇到突发事件，相关官员必须到现场与老百姓协商解决问题等等。前几天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说地方领导人换届过程中将贯彻“三个扩大”，即扩大提名环节、扩大考察环节、扩大选举环节，意味着在官员任命上比以前的“干部任命公示制”又迈进一步。

　　但应当看到，中国潜移默化的政治改革虽有“从善”、“民主”的特色，但在大众知情和舆论监督上又有点乏力，没有多少“治恶”的机制。“精密化”政治可以说仍是民主政治的“初级阶段”。

稳健地向民主制度过渡

　　对于政治体制的远景，中国领导人有相当清晰的认识。胡锦涛说中国会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温家宝说在一个国家实力较强、人民较为富裕的基础上，让我们的后代们将来能够选择他们更加满意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这都表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体制是中国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

　　积极地为民主建设“增量”，应当是当前中国政改的“作为之处”。党内民主的扩大，与其他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民主协商，都有助于增加决策精确度，消除官本位。但这还不够，官员的民主意识不是语言教育出来的，而要经过辩论、监督、问责、选举等具体的民主实践来冶炼才能深入官心。

　　各级政府出台新政策，是否预先公布草案，让利益相关者和专家公开进行辩论、补充和修正，并且形成日常惯例而不是一年一度？党报党台在用老百姓能够听懂的“人话”传播和解释大政基础上，能否更多地担当纪检责任，督促官员少说大话多做实事？对于渎职或失职的官员，能否采取更严厉手段追究责任？能否在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实行差额选举，来减少腐败、刺激官员有为？

　　培养大众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的平常心，也是政治改革的重要项目。民族主义的宣传、狭隘爱国意念的灌输，消费主义的流行，都或多或少地鼓励着偏激而不是中庸。没有心平气和的国民心态，就没有实行民主的基础。拥有高素质专业人才的党报党刊党台，是否借鉴《联合早报》式的时评版和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式的时事节目，以更自如、更灵活、更敏锐的方式回应舆论热点，拓宽大众视野，纠正小报野刊释放出的貌似新颖实则偏狭的观点。只有让大众对国内外行情都有较全面的了解，才不会盲目媚外，不会想当然地贬低本国制度。

　　中国步入民主政治的“高级阶段”，还有很痛苦的路要走，最主要的是要有探索的勇气和实践的稳健。我们相信，台湾“街道民主”的混乱、伊拉克“战争民主”的残酷、美国“橘色民主”的狡诈、印度“族群民主”的有限，都不过是中国政改的教训“看板”，而不会成为中国创新民主体制的“羁绊”。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转自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