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牟传珩来稿：《江泽民文选》的出版，被中国官方媒体称之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中共中央决定，全党要认真学习“江选”。中央党校已准备把学习“江选”列入新学期的教学计划中。举世瞩目的胡景涛更是在其“讲话”中对“江选”充满吹捧之辞，并与《毛选》《邓选》并提，似有未盖棺，先定论之嫌。他说：“学习《江泽民文选》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培训的重要任务。”并要“普及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紧接着便是国务院、全国政协、民主党派、中组部等部委与各民间团体纷纷响应，要掀起一场学“江选”全民运动。为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胡景涛正在有意借助于意识形态将“江选”泡沫化。
于是，不少海外舆论都在猜度，胡景涛及其中共中央如此大张旗鼓地高调发行、吹捧“江选”，到底是十七大前的政治考量，还是另有权谋？例如美智库詹姆斯通基金会的林和立先生本月6日发表分析文章指出，最近胡锦涛赞扬江泽民及其著作，是在以妥协换取江泽民从政治上的完全退出，从而遏制上海帮。亚洲时报分析说，对胡锦涛来说，他最希望江泽民不要再插手十七大的人事安排，因此透过出版《江泽民文选》，把江泽民捧上更高的神龛，以换取江名符其实的退休，未尝不是一个办法。该文认为中共领导人出版文集，并非一个人就能说了算，必须由最高领导层集体决定，否则2002年他权倾朝野时已可以出版第一册《江泽民文选》，用不着等到今天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换言之，这次《江选》能够顺利出版，是胡锦涛、温家宝等第四代中共领导人送给江泽民的礼物。台湾中央社的报道则说：据北京政界人士分析，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面对江系人马可能大举反扑的趋势，以高调出版“江选”，换取胡锦涛积极进行人事部署。也有海外媒体认为，高调出版“江选”意味着江泽民没有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江泽民仍然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的权力斗争中有相当的影响力。更有人分析说，胡锦涛高度评价江泽民文选，恰好说明胡锦涛已经坐稳中国党政军第一把手的交椅，用出版《江泽民文选》的方式，进行一次政治利益的交换，向国际社会释放出一个江泽民已经彻底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信号。还有的分析就更加远离实质，认为高调出版“江选”，一方面是肯定江泽民一手镇压法轮功，同时证明与现执政团体无关。由此可见，“江选”在中国高调出版以来，各种揣摩林林总总，莫衷一是。
长期以来，由于海外一些分析人士缺乏对中国大陆政治生态与共产党权力集体运作的本质理解，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当今中共党内的权力对抗与派系纷争，不能对发生的政治现象做出正确的判断。自胡景涛执掌权舵以来，海外舆论一直都在关注、评论胡江内斗。其实他们的共同利益向来都是大于分歧的。胡与江本是来自同一个设计师的预先安排，其合法性同样来自于邓大人的“政治交待”，一个根本就不想做戈尔巴乔夫、也做不成戈尔巴乔夫的胡景涛，太懂得否定江即等于否定自己；肯定江也即在肯定自己的道理了。胡景涛的智商还不至于低到分不出里外来。
那么究竟胡景涛为什么要如此高捧“江选”？其实这一点都不奇怪，原因就在他接班以来，一直奉行的“合和”统治哲学。作者曾在《胡温新政的“合”中求“和”——中共第四代领导人政治哲学探秘》一文中写道：“胡温新政”的内容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政治“立足点”，就是“以人为本”，即对“阶级性”和“斗争性”的否定；第二部分是发展社会所采用的合和性方式、手段和途径，即“科学发展观”，这是对单一的“经济发展论”模式的摒弃；第三部分是实现社会综合发展的目的：即构建“社会和谐”。据此，作者将其抽象为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合”中求“和”的政治哲学。胡景涛正是基于这一哲学，不仅在执政初始便膜拜毛泽东的简廉与理想主义，就任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外地考察，就选择了共产党进入城市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河北省西柏坡，并意味深长地发表了“两个务必”；而且崇尚邓小平的模糊战略与实用主义，一直打着“邓小平理论”旗帜，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同时更不放弃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与双继承，加速让资本家入党的进程；尤为重要的一点是，他还要借助推动纪念胡耀邦，为自己穿上党内开明的改革派的新衣。他就是要整“合”中共所有的精神资源，在求“和”中谋得更有利于巩固其执政地位的利益最大值与合法性。
胡景涛执政以来，一方面不断遭遇自由派对其继续严控舆论媒体，侵犯人权，打压异见人士，没有政治改革新举措等的抨击。特别是胡景涛继任军委主席，全面接班以来，不断有新闻揭露出胡景涛的内部讲话：如向北朝学习，严防 “颜色革命”，党内不能出叶利钦等等，被认为其政治面目明显左转，有关这方面的评述可谓汗毛充栋，不乏列举。另一方面，党内外新老左派又不断抨击胡景涛 “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甚至“毛泽东旗帜网站”有人贴帖子要“时刻警惕党内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式人物的出现”。胡景涛接班以来，前有自由派的迎面挑战，后有新老左派的阴风冷箭，可谓腹背受敌，即使改良意义的“改革”，仍举步维艰。然而胡景涛回应这种前后夹击的策略，就是“思路清晰，纲领模糊”，以其不凸现大目标的障眼法，来避开对手的锋芒。判断一个政治家的真实面目，不应拘泥于某一时段或某一言行。从胡当政以来的理念形成和处理问题的手法以及隐藏在假象后面的动作来分析，他们既不会是卡斯特洛、金正日，也不会是赵紫阳、胡耀邦，更不会是戈尔巴乔夫或叶利钦。但他们长期生长在中共官场中心，显然是从胡耀邦与赵紫阳下台的悲剧那里汲取了更多的反面经验。他们只能在无法抗拒的中共权力运作的惯势与根生深蒂固的传统意识形态桎梏下，一方面向左派妥协，如投入巨大经费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程”；一方又向右派妥协，如关停了《冰点》，又复刊了,《冰点》”。以此谋得平衡，寻求和解，走走停停，磕磕绊绊，渐进式地试探着摆脱习惯势力的框范。这就是扑朔迷离的“胡景涛时代”表象上的矛盾与诡秘之所以然。他们不会在改革的道路上按兵不动，但也不会有大动作、大手笔。他们虽有明晰的执政思路，但却没有果敢的行动纲领。他们只会把中共各种统治资源加在一起，静悄悄地向他期望的道路上引领。胡在对待改革过程中有关“主体性”与“主体间”的政治争论中，明显地站在“共和主义”一边。因而他们更看重的是社会“主体间”的调和，而不是“主体性”的自由。他们会把民主再向前推进一点，却又会在自由的道路上裹足不前。尽管他们已下大力气推出了《党内监督条例》和在社会上扩大基层民主，试图解决权力监督、权力运作体系方面的问题，但却不愿直接触及政治改革的敏感目标，如中共“十三大”就提出的党政分家的问题和学习越南的总书记差额选举等。
在胡景涛这一代的执政意识里，泛滥的自由主义倾向与新老左派思潮，同样都会干扰他们发展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大方向。于是便不难理解胡景涛执政当局要借助于为江泽民祝寿，出版、学习并宣传《江泽民文选》的政治声浪，加紧中共十七大的权力布局和政治准备。他是要再假“讲政治”的旗帜，继续中共新一轮团结在“胡景涛为总书记”名义下的组织整顿和政治建设。这对他来说比打击所谓“上海帮”更有说服力。“优秀团干部”出身的小胡，最懂得“江选”与“胡总书记”的领导地位，都是需要意识形态泡沫化的。其实，就在《江泽民文选》出版发行之前，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已经在7月底出版了《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一书。如果说这就是胡给江生日送上的贺礼，那么在这份贺礼的背后，要表达的正是胡景涛总书记“合”中求“和”的政治利益。因此，胡景涛高调出版《江泽民文选》，其实就是对江泽民执政路线的肯定，也即是对胡景涛整合共产党所有执政资源合法性的肯定。由此可见，胡对一切有利于加强自身地位和整合统治力量的东西都采取“拿来主义”，但他不会拿来越共的“总书记差额选举”，不会容忍高智晟的“政治维权”。这在他们看来恰恰是会削弱其地位巩固与“一党执政”的社会和谐的。胡景涛们在骨子里早就盘算过了：“言论自由”与吹捧“江选”哪者更有利于加强统治。不要奢望小胡“十七大”之后会露出“尖尖角”，也不要相信他会真得学习朝鲜。胡景涛今后还会站在“一党执政”的立场上推进开放与改良，但绝不会接受资本全球化扩张时代的普世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在“优秀团干部”们看来，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这就注定了以发展经济为使命的中共第四代领导人，必然越来越陷于一方面要代表中国资本家及市场经济的要求；一方面又要与资本扩张的普世价值观冲突的悖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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