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第三章心灵界域的暗礁
二、心灵中的对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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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心灵深处，极端相反的心理动向共存共荣、互相滋补。诸如，爱与恨，行善与作恶，受痛苦与寻欢乐，绝望与希望，求生存与觅死亡等等，这些对立面都在“我”的名义下奇妙地融合。越富于创造的活力，他内部互相对峙、冲突的心理动向间的反差，也就越是引人注目。克服世界，原本发端于克服自己。在这里，反差的存在，以及为协调反差而行的努力，成了心理驱力的源泉。大有抑制并称合反差的能力。为了生活，他必须寻求有效的行为方式，他必须作出确切的判断与反应等等；这就要求内心的反差尽可能不要外露。换言之，外露的言行，尽量避免以反差的形式出现，以降低不必要的阻力。具体支配行为的是一种当时主要的心理动向；相反的动向则经过抑制、转换而曲折地显现，担任隐秘的配角。这就形成了心理形态与行为形态之间的不同。因此，各种言行本身，都是个体的内心世界与环境之间的一项妥协、中和、或装饰。是个人试图适应环境或改变他人行为的一部分。各种言行在根本上都是随机而变的，具有试探性、即便在极为原始的心灵中，就已共振着动向相反、互为生成的颤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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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在许多民族早期神话形象中，占有统治地位的并非人类的近亲哺乳动物，而是与人疏离的爬行类和鸟类。例如，在古王国时代统一之前的上下埃及分立时期，上下埃及的各自守护神分别为蛇神与鹰神。古波斯宗教的象征性人物查拉图斯特拉（琐罗亚期德，一手执蛇、一手执鹰，代表两种相反力量的并存。《圣经》中的恶势力是以龙蛇一类的爬虫为代表的（撒旦）；而正义的天使们则身上有翼。至于古代墨西哥城的城徽更富于戏剧性──那造型是一只雄鹰征服了并践踏着一条负隅顽抗的蛇。龙蛇与鹰鹫，是通过互相对抗的力量化身，去占领神话鳌头的。
在古代中国文化心灵的梦幻世界（这常被称为“原始文化”即理性文化底层下的精神世界中），沉沦与升腾两种力量动向，分别投射到龙蛇（沉沦）与凤鸟（升腾）的象征体上。蛇，是原始阴柔力量的化身，浑沌势力的代表，它使人望而生畏。它能以人所没有的耐力渡过严冬，“死”而复生──春夏季节一到，再次隐现在草莽之中。它的眼睛闪着幽冷之光，它的嘴中含着把人带往另一个世界的神秘。鸟则是原始阳刚力量的化身，它是生命冲动的代表，令人神往。它能以人所没有的冲力脱离大地之母，周游天际，达到空前的自由。它的翅翼鼓荡着未来的风，它的眼晴满载着天庭的秘密。
龙蛇潜隐到很深很深的地下，凤鸟飞旋到极高的天穹──两种相反的力量同时激动着滞留在大地平面上的人们。人也许不得不中庸──他的生态就决定了这条道路──但他憧憬着相反的存在。
学者们有一套观念模式，认为古代中国的东夷部族是信奉凤鸟（包括 “玄鸟”）的而西戎部族则信奉龙蛇。这种分类，就某个时期的历史横截面看，也许有道理。但任何道理都是属于人时一地的；龙蛇与风马的对立亦然它们逐渐开始了融合，完全打破了族属界限。例如，在信奉龙蛇等爬虫类的周大执天下牛耳的大时代（八百年的“周朝”）中，蛇神和爬虫神（以鳄鱼或它种类别为原始模特儿，在演化途中，大大吸取了鸟神的诸多特征，构成一种新型的龙神。龙不仅具有蛇鳄等神的幽潜能力，更具有凤鸟等神的飞翔能力。此外，更获得了作为两者之中介的变形能力。龙神，成了一种出神入化、潜隐无形的主宰：相反的力量集于一身。大的力量，来自协调与变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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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创造性个性的人，会在行为中表现出各种相对立的特征。”奥地利犹太人荣格这样说。这些人因为内心的反差过于强烈，以致无法协调得大圆大满，从而在外部的行为上留下了内心冲动的踪迹。创造性的个性，显然违背了“中庸”的原则。甚至可以说中道与创造二者完全相反。中腐反对极端，信奉“过犹不及”的理念──之所以称之为理念，是因为“中”永远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但这不等于说凡反极端即是中庸。创造性的个性则爱好在主体的能动中，找到了一种发泄的类，一种表演的美，一种自我愉悦的美。他的第一要义，就是击破现有的平衡，并以此来缓解他的压制感。而中庸的第下要又是力求调和各种冲突，避免恶性的行为循环，以便达成一项合理的社会方案。
未经社会予以规范、选择的创造力，是光怪陆离而自相矛盾的。这不足怪。创造的本质与源泉，是一种实验甚至是一种游戏。是一种把幻想付诸实施（不偏不倚地说是一种“验证”，的行为冲动。功利主义者只承认“有影响的”和“成功了的”创造行为，而把“看不出成效的创造”贬为“想入非非”和“胡闹”。他们就这样给“创造性”、“创造力”、“创造行为”涂上了一层人造的神秘色彩。
原始的创造力，则是一种不计成败结局如何的自我显现力。他的目的只是显现某种广大的映象。假文化市场上忙忙碌碌的买主和卖主却无力对此层含义作出理解。在他们眼中，创造行为似乎是经过了仔细演算的数理方程式。有篇讽刺小说（西德作家约·洛德曼的《成功之路》）真是一针见血，它说一个作品的社会成功，“与什么都有关系，就是与作品本身毫无关系。”这说法也许极端了，但对今天迷信于“接受美学”、“阐释学”的人们却不失为一副心与理之际的清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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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认识能力是通过“好奇心”的诱发喷涌而出的。创造性的秘密就在于无拘无束地试探：它被好奇驱动，被想象烧旺，被意志鞭策──这试探所包含的功利性，是不确定的。只是在其以后，它才经由社会的功利目的所拣选，成了一种 “有用之材”。以不同的心理动向为视线，去交叉地观测同一个世界，将获得全然不一的映像。于此世界成了费解的，因而是矛盾的。但“我”所具有的统一力量，却容忍不了无法自圆其说，容忍不了两个视象的重叠（眼科学上的所谓“复视”），所以他使要综合不同的映像，以求得统一的理解。这个刺激源，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他的智力活动。从此他学会分头从两个角度去观察同一个世界应付同一个生活和“矛盾的世界”。否则，世界则无法理解。从行为的世界看，人必须面对一个不容疑惑的世界。你不是顺从它，就是抵抗它，二者都是“适应”的过程。总的原则，是采取一条相对稳定的“路线”──相界的心理动向，必须在这里求得一个实行的妥协。这妥协的方案，在古代中国思想中，是“中庸”。因此中庸不是一项理想，而是一个理想化了的行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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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创造力就相形逊色。已形的东西抑制了未形的东西。它使人不容易从经历和记得的事物中脱开去，开赴到比较新颖的境界里。我喜欢这句格言：“忘却与记住同样重要。”思想特别深奥的人，语言表达能力反而软弱──思想总想突破语言的囚牢，而最后又不得不蛰居其中，既痛苦又混乱。维特根斯坦曾说过，他所表达的思想，只占他实际思想的十分之一。不是由于言论的恐惧，而是由于言论的无力。爱因斯坦的事例更能说明深一层的问题：他直到五岁才学会了自己的母语！《老子》所谓“大辩若讷”，真是灵验了。看来，语言不仅限制思维，有时还妨碍思维。一种表达越“精确”，对智者的启发反倒越少。
人的总能力是个恒量。在这方面消耗得多些；留给那方面的就相应少些。同时，特优的表现，对其他表现潜隐着牵制的作用；甚至抵消。时候一到，就会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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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感是种很有力量的东西。它不仅意味着丧失与背离，还意味着回归与再生。大的创造，总是崛起在一个失落感特强的时代。关于“世界末日”的种种预言，并不表示世界真的要完结了；而只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洞天快要开辟了。
信仰，是危机的产物。确切地说，是危机感的产物。生命面临无所不在的挑战，每到力不胜任之际，危机就发生了。信仰，的力量在于：它是某一经验、感受、信念的特化，它因此有助于人在变幻无定的生活世界中，维持一种恒定感，以此去抵消生活的动荡。尤如在波涛中，压舱石显得特别重要。相反，在生活中跋涉过久的人们，也因极其疲惫而失去生活的节奏感、失去作为依托的信仰本身。这时，危机依然存在，但危机感却奇迹般地消失了。人们对危机的感受力已失去曾有的敏感度，故用以克服危机感的信仰本身亦随之冰释瓦解。这是因为，过深的危机反使危机感趋于淡化人们知道救助无望，反而不愿正视危机，只求醉生梦死，以求逃避现实了。每到这种时刻，虚无与纵欲结成孪生兄弟。这就是二十世纪现代风靡全球的“末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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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必须有力，且有助于人的生活──世俗的或神圣的生活。苍白贫血的思想无人问津，甚至激不起要把它记录下来的冲动──“思想力”，归根结蒂也是一种“力”。没有力量的思想，因其不能被寻求力量的人心所捕捉，因而没有价值因而也就不是“思想”。
思想力，有时发挥着压制的功能；有时发挥着反击压制的冲力。而 “力”的性格，从根本上注定了它是动态的。思想力的倾向因而主要是反压制的，是革命性的。维持与保守的压制功能，只是它在文明衰退情境中的暂时表现。
思想力推动人们去远征。他们的身体或许已经形容枯槁，但心却在燃烧：心灵界域的精英，牺牲别的界域的精华。对于他自已来说，他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令人羡慕。相反，债来的多半是痛苦。而对他周围的人们来说，他的出现则多半意味着骚扰和惊吓。他的使命，是要打破寂寥。而生命之花的重后，其代价则是牺牲种种现存之象以推动历史。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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