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死前为何要揭发江青 靠拢邓小平

   “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人与事却依然耐人寻味。康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是叛徒一事，就是其中一例。对于康生此举的动机有不同说法：有说这是他惯于投机的本性使然；有说这是他“迫害狂”的本能反应；粉碎“四人帮”之初，有人甚至公开宣称，这是康生同“四人帮”有过斗争的证明。

　　

1978年，本文作者曾在中央党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问题的材料时，看到康生揭发江青、张春桥的有关内容。最近，他依据所掌握的资料，披露了此事的真实内幕。

　　康生卖力支持江青“评法批儒”

　　1974年12月，在周恩来总理即将于23日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前，病入膏肓的康生让人用担架把他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接着，康生又找王海容和唐闻生给毛泽东带话揭发此事，显得十分急迫。一年之后康生病死。康生原本是江青集团的核心人物，可他为什么要在临死之前急切地去揭发江青和张春桥呢？康生的目的究竟何在？

　　要解开这个谜团，只要重温一下1974年“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形势，就可以弄明白。这一年的形势，主要围绕“批林批孔”运动和四届全国人大的人事安排展开。这两件大事以及当年的“评法批儒”，内情复杂，涉及面广，这里仅从康生和江青的关系这个侧面来叙述，以便考察当年康生对江青的态度为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即由“热情支持”转为“致命一击”，从中找出康生为什么要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答案。

　　1974年初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矛头实际上是指向周恩来的。还在这之前的1973年7月和12月，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工作和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工作，先后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因此，“批林批孔”伊始，江青就向周总理和叶帅发难，企图乘机扫除她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主要障碍。1974年1月，江青在北京召开的两次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她在这两次大会上以运动领导者自居，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许多领导干部，把参加大会的周总理和叶帅置于受指责地位。会后，江青通过其操纵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为名，含沙射影地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所采取的正确措施，特别是落实干部政策、重新安排一批老干部出来工作，进行猛烈攻击。后来，江青又抓住“评法批儒”的时机，到处讲话，宣称要批判“现代大儒”。一时间，“孔老二”（当时对孔子的贬称）、“现代大儒”等称谓，竟然成为恶毒诬蔑周恩来的隐语。

　　正当江青一伙起劲攻击周恩来等人的时候，康生在林彪事件之后抱病沉寂一段时间后，突然活跃起来。他积极支持和配合江青的行动，把中央党校写作班子的负责人和一名教授推荐给江青。江青在1974年1月25日的中央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说，康生同志有功劳，康生同志立了一功……他特意请教授写了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这本书，我建议学，可能难一些，不过也没什么。江青还在大会上表扬了由康生主管的中央党校“很快就搞出了批林批孔的材料”。

　　会后第二天，康生即打电话给中央党校，询问动员大会那位教授去了没有？康生说：“请转告他，江青同志的讲话说《诛卯》不通俗，不是批评，在研究成果上还是肯定的。现在再叫他写一篇东西，题目为《柳下跖痛骂孔老二》。”康生不仅亲自规定题目，还就文章的内容和写法作了具体说明。康生授意的这篇文章写出后，立即受到江青的赏识，成为她手中的“炮弹”。3月10日，江青在给中国科学院感光所的回信中，要他们“学柳下跖的办法回敬你院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随后又把《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材料寄给该所。于是，科学院系统就掀起了“揪孔老二徒子徒孙”的浪潮。

　“梁效”攻击矛头直指周恩来

　　3月中旬，由江青掌控、迟群和谢静宜负责的写作班子“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谐音），在康生主管的写作班子“唐晓文”（“唐晓”即党校谐音）的协助下，写出《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等文章，影射攻击周总理。3月27日，江青把康生送交她的一本古文（节译）材料，经迟群、谢静宜修改后送还康生，批示“请康老参阅”、“供康老酌量”。

　　康生当天看到江青送回的修改本和批示后，立即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送来的修改本，已告党校同志认真研究学习，并要他们今后在编写材料中，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很清楚，康生所谓“注意从政治上、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考虑问题”，就是编写材料可以任意篡改历史，搞影射史学，更好地为江青一伙的政治活动服务。

　　5月间，康生虽然病情加重，但仍布置中央党校编写出五种材料，以配合江青“批孔老二”和“评法批儒”的活动。康生还特意通过秘书转告中央党校：“材料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要写上是遵领导（即康生）嘱咐送的。”不久，江青对中央党校负责人说：“康老有病，我过问一下党校的编写组。”　6月下旬至7月初，江青带领迟群、谢静宜和党校负责人两次去天津活动，得意地说，“两校”和党校是“我的两个班子”。她在天津大讲所谓“现在的儒”，宣称要批“现代大儒”，批“周公”，批“宰相”，借古喻今，含沙射影，继续恶毒攻击周总理，气焰十分嚣张。而康生在这段时间对江青的阴谋活动，一直热情支持，积极配合。

 
　形势骤变，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王洪文

　　然而，江青一伙的好景不长。1974年下半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多次严厉批评江青一伙。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并且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11月12日，江青从北京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她对领导层人事安排的意见。毛泽东在这封信上批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在此前的3月20日，毛泽东还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过去多年同你谈的话你有好些不执行，”“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这期间，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了江青的亲信、国务院科技组负责人迟群，说他是“北京一霸”。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前，毛泽东曾提议复出的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0月18日，王洪文按照江青一伙的策划，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诬告说，总理住在医院里日夜找人谈话，常去的有邓小平、叶剑英等人，北京现在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诬陷周恩来和邓小平，企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排斥周恩来，由江青一伙出面“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

　　10月20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12月23日，周恩来带病与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毛泽东在对江青一伙多次批评的同时，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样，对挫败江青一伙“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起了重要作用。

康生为什么突然揭发江青张春桥

　　面对这种形势，对于康生这样一个十分熟知党内斗争、善于窥测政治动向的人，很清楚今后形势发展的趋势。一向老谋深算、善于投机钻营的康生，对江青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变。

　　他急忙与江青一伙拉开距离、划清界限，转而靠近周恩来和邓小平，并作出一系列姿态：他拒绝江青的探望，气得江青大哭大闹；他一改冷漠态度，询问和关心起周总理的病情；他拖着病体让人用担架抬到周总理那里，揭发江青和张春桥都是叛徒；他托人带话给毛泽东，揭发江、张的叛徒问题；他托邓小平“在中央讲讲解决党校问题”以示“尊重”等。

　　其实，康生“揭发”江青和张春桥与“四人帮”拉开距离也好，靠拢周恩来和邓小平、表示友好也罢，并非真心实意。他在临死前对一个亲信的谈话，道出了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1974年12月26日，康生在病床上召见中央党校负责人，此时他讲话已经很困难，语句含糊不清，有的话还需要贴身秘书复述。康生断断续续地说，下部长瘤子，淌血，不行了。党内斗争复杂，你不了解，迟群犯了错误……我们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靠我不行了，但我不甘心死……

　　康生说“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到底所谓何指？1975年1月5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中旬，他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届人大后又出任了第一副总理。其后，在周恩来重病期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掌握着党政军大权，这既是康生所不愿意看到的、“不甘心”的，也是他所预料到的。联系局势的这种发展，再来想康生此前所说“党危险，要落到坏人手里”的真正含义，就再清楚不过了。而康生在这之前急着揭发江青和张春桥的意图，也就一目了然了。

康生于1975年12月16日死去。

　　大阴谋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粉碎“四人帮”之初，康生原先的几个秘书利用一些场合和机会，竭力宣称康生“对‘四人帮’早有抵制”，“同‘四人帮’有斗争”。他们举出的主要证据，一是康生揭发了张春桥、江青的叛徒问题；二是在1976年12月中央下发的“四人帮”《罪行材料》（之一）中，也放进了“康生同志托人传话揭发张春桥、江青的叛徒问题”这个材料。然而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尽管老奸巨滑的康生临死前“揭发”过江青和张春桥，幻想死后留下一个好名声，但他却没有逃过历史的公正审判。

　　1980年9月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周密审查，写出了《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报告》的结论部分明确指出：“康生犯下的一系列罪行证明：他确实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确实是曾经残害大批革命同志、血债累累的凶手，确实是歪曲和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骗子，确实是林彪、‘四人帮’两个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核心人物和罪魁祸首之一，罪大恶极。建议中央向全党公布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撤销对康生的‘悼词’，开除其党籍。”

　　198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公布了康生直接参与林彪、江青等人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反革命罪行。康生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落得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而康生临死前机关算尽所玩弄的“揭发江青、张春桥”这一招，没能蒙蔽世人的眼睛，反而留下了他惯于看风使舵、投机钻营的最后佐证。

　　■摘自《百年潮》2006年第9期梁红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