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第三章心灵界域的暗礁
九、“王”的原始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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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观相同的情境中，在气质相似的压制网络中，样态不同的心灵，感受到根本异样的宇宙洞天。以此可以区别三种心灵：
1，天才；
2，疯子；
3，常人。
这是心理生物的三个品种，彼此相视如同陌生的异类。也许在深处，彼此怀有比对异类更多的困惑与隔阂、蔑视与厌恶。
通俗的看法常认定受到承认的天才无所不知。如认为天才能恰当理解疯子与常人；而疯子不能理解常人，更不能理解天才；常人则能理解疯子但不能理解天才；因此，天才是最孤独的──就是一种流行的看法。我认为，这种等次的分类，是一种科学迷信的遗绪。因为在这三种心理生物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就其本来状态而言的“理解”。天才之不能理解常人，尤如疯子之不能理解常人。常人之不能理解天才，尤如疯子之不能理解天才。常人不能理解天才，有如教徒不能理解教主。
天才有特殊的情绪和禀赋，疯子有特殊的情结与禀赋，常人亦备有自己的情绪与禀赋──如果不从功利的角度去辨别，那就无法划出其间的分际。人们隔着天河相望──无形而又无限的鸿沟比王母娘娘的“天河”还要难以逾越。没有七夕的鹊桥盛会去一年一度沟通这些寂寞而彼此隔绝的心灵，徒使隔河相望的两造常怀迷惘。他看见了对方，但无法走上去，拥抱在一起。于是，社会分裂了，历史断烂了。巴比伦通天塔的失败，不仅仅是语言隔阂造成的──更深刻的心理隔阂（上帝分裂人类、使之不能成就通天之塔的计划）是语言隔阂的动因。
心理的铁幕，使操“一种语言”的人们，尽管热切地交谈，却不能理会对方的意思；甚至导向反目、操戈，走上备异的命运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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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与类之间的幽闲，是个体之间幽闲的延伸与扩大。“类”，不过是个体差异的典型化与夸张而已。分类的幽闲终非静态的完成，它是方成与方生、方生与方成之际的动态。因为力量的增长，迫使心灵去寻求同道，迫使心灵去创立同道──把自己的力量投射给对方，使力量在心理生物的品类内部实现流通。在压力下，在各个文化圈子的空旷中，迟早会升起一个“通天下之志”的灵魂，他的风度生气勃勃，在千年酣睡中恢复了元气，修炼了金丹，仿佛无畏的游龙，潜隐在死水的深处。
在古代中国的智慧海中，对这个“通天之志”（《周易·系辞传》）的灵魂，用“王”的符号予以表现。王道之王，不是裂土而封的君王；不是割据一方的山寨之王，而是作为心灵世界的精英和反击力量的象征。
王是新奇的沟通者。
“王”，是一个用来描述沟通作用的符号，而不仅仅是一个奉献给沟通者的称号。在“王”这个符号中，代表沟通主体的，只是那贯通三个（横）层次的一道灵气──即那一竖。从上方起算的第一层次（横）是无机世界的象征符号，代表古代中国人称之为“天”的那种实体。自下方起算的第一层次，是有机世界的象征符号，代表古代中国人称之为“地”的那种实体。居中的那一层次则是社会界域的象征符号，代表古代中国人称之为“人”的那种实体。而贯通三界的一道灵气，作为心灵界域的大动源，一种类似“神媒”的创造者──化为古代中国人称之为“王”的那种动态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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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宇宙层次和一道心灵动力，构成古代中国的“四维意识”。《老子》对此有过明确的阐发：
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二十五章）
因为《老子》标榜“道”，所以把“王”的原始内涵，嫁接到了“道”的名号之下（“王”的一竖，正是“道”的表达）；而仅把“王”作为“人”的集中体现──这是对原始宇宙论（“王论”）进行政治世俗化（“道论”）的一个结果。与此同时，也就在“道”之上，又延伸出一个更高的本原──“自然”。在这种意义上，与其说老子是“道家”，不如说他是“自然家”！
春秋以后的政治权谋者，已经忘却了古代精神领袖们对于“王”的原始理解。在政治世俗化浪潮的冲击下，神秘感减退了。在附庸风雅的政客中，流行起了关于“王”的新见解──“王”成为那种玩弄屠刀、假冒斯文、裂地自封的空间盘踞者。贯通宇宙层次、协和万邦的精神领袖，于此变而为称霸一方的世俗僭越者。春秋以降，中国各地大小统治者纷纷自立为“王”，就是文化思潮发生重大堕落的显著迹象。再后来，半开化地带的僭主（如秦公、楚子），由于不太懂得文字的精密意义，以至胡乱用起“帝”与“皇”的名号来。
“帝”与“皇”的原始观念，本富于中华精神世界的特定内涵，是指某类宇宙本原（如上帝）而言，这时也开始遭受政治化、世俗化的沉沦之运。战国晚期，世俗已有称“帝”之举，如秦自称“西帝”，而赠齐以“东帝”名号。战国结束，赢政的自大狂心理恶性膨胀（这是对他的身体软骨病的心理补偿──伟大光荣正确的秦皇原有鸡胸之疾），竟嫌一个“帝”字不够痛快，必欲重叠使用“帝”与“皇”、自封“皇帝”而后快。这与二十世纪的某人教唆他人连用四个伟大来颂扬自己的心态，是一致的。当然，自封四个伟大的心态更为自卑就是了，道义上的破产，似乎是与名号上的尊贵互为补充的。
宗教观念的沦丧，则是和无休止的徭役一同降临──降临到日益衰弊的中国大地和日益卑微的中国人民。
“王”的厄运来临得更早些。周人的领袖姬发为了宣扬他是鼎革天命的力士，就取了“王”的名号。为了抵偿世俗化的不良影响，他又以“天子”自居，并仿效殷王兼行大祭司的神事。而殷王的世俗权威，本是从属于他的宗教大祭司这一神秘身份的。殷王是由神圣而渐趋世俗；周王却是由世俗而突袭神圣。这样，“王”，也就从宗教哲学的象征符号，蜕变成了世俗政治的一个压力源。这个宗教思想、文化观念上的大革命，包含一个源远流长、由微而著的大浩劫。我们这里不打算讨论它的进程和细节，只是意在指出，“王”、“帝”一类的称号，原有更深邃的精神特质，在高贵的个人精神被下贱的群体实践所规范、吞噬的沉沦趋势中，它们的本义才逐渐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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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年来关于“王”、“天子”、“皇帝”的多种迷误，如果不被澄清，新一轮中华文明的精神太阳，就再也走不出历史尘埃积成的深厚阴霾。如果不对历史尘埃进行清扫（这是“整理国故”的一项重要内容），太阳与群体之间的反馈通道，就会被病态所壅塞了。古人暂时的政治手腕，被劣等子孙当作“精神遗产”继承下来──还有什么比这荒谬的事？罪不在古人，而在我们自己，在我们无力摆脱古人的阴魂。
一种新的生命力量，在我们的血液中沸腾，他告诉我们：
“王”，只是心灵界域的精英，而不是任何其他。“王”是心灵界域反沉沦力量的大象征，而不是任何其他。“王”是沟通天、地、人各层各面，贯通无机、有机、社会文明──于一道元气之中的超然生灵，而不是任何意义的执政掌权者。
对中国的良心而言，“圣人”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圣人”，不是一具遗体或他的遗教，不是篡夺政治权利的军阀，而是活跃在我们每一个人血液中的力量。“圣人”因此无形迹，因此无所不在。他与我们共生。天生“圣人”，是为了超渡人类，而不是让活大做“圣人”遗体、遗教的殉葬品。就此而言，基督教的“圣灵”观念，也许比儒道两家关于“圣人”的观念更优越：
1，它反对具象的崇拜；
2，抽象的“灵”比实体的“人”更少错误；
3，“灵”能激起更广泛的灵魂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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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通过王符，早就建立了精神的“四维空间论”──无机界域的一维（天），有机界域的一维（地），社会界域的一维（人），心灵界域的一维（灵）：
这是不怕洪水之神红色共工予以撞击的宇宙四维。
任何异族的铁蹄，都无法踏碎他，更无法消解它。千奇百怪、形态不一的反压制力，在各文化、各时代的“王”的精神气质中，得到了示范与显现──最隆盛的会演，最激切的再生……集于一身。神奇的沟通者。凝缩着有弹性的反抗力量。他，是作为那“永恒的阴霾”、那“普遍的压制”、那“沉沦的网络”、那“冷酷的女暴君”──热忱而灼目的对应者：在贯通宇宙诸层的洋流中，崭露头角。他反击不断趋于耗散的命运与沉沦，并不像海德格尔等生番所论述的，多半只是文明现象或心理现象；相反，他早在比神话还要古老的时代，就已是宇宙的根本宿命了。
有各式各样的沉沦。但最根本的沉沦是宇宙的沉沦。我们的热切希望在于，一息尚存、正在活动的人们，能够反抗投影在“我”身上的沉沦动向。我们的活力，使得腐败趋势的蔓延，得以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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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沟通各界的奇才来说，对于那些最终以自己的人格去左右文化潮流的奇特人物来说，气质比才具，更重要；才具是从气质的充分发育中，产生的；才具顺应气质；而压制气质，则从根本上阻碍了才具的成熟。天才，懂得并获有足够的好机运，去弘扬自己的气质，以改变文化圈内外的大小气候。这是天才世界中的“以战养战”。
行动比意志更重要。叔本华说，意志不能支配意志。但这位研究意志问题的德国人却似乎忘了，行动的后果，常能改变意志的环境，因此，行动及其招致的事件，含有推移意志形态、改变意志发展的特效。我们据此作出的判断是，意志是可以改变意志的！只是，那不是通过直接的口令，而是通过行动──一种间接的口令──去迫使已然的意志，改弦更张。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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