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来稿：评黄河清《王光美大处不糊涂》

万维读者朱学渊来稿：黄河清先生的文章《王光美大处不糊涂》，是“海内外华人同送光美”之海外唯一文，因此非常夺目。在王光美女士辞世的日子里，以“大事不糊涂”的毛式命题，来表现他的普世“悲悯和宽容”，而对谴责谄媚毛泽东的“苛求者”，进行道德批判。似乎他是一个救助老人的圣人，而别人倒是向清白女人泼污水的恶棍了。

黄河清先生说：“王光美作为一个妻子，对得起患难与共的丈夫刘少奇了！至于往后的作秀，大做文章的苛求者应该首先看到王光美对丈夫的大节。从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对一个经历了九死一生、夫死子亡的未亡人与母亲，我们还是应该多一点悲悯和宽容。”

王光美女士的确有“九死一生”的不幸经历，许多人（也包括我）曾经对刘少奇、王光美夫妇的遭遇表示同情。然而，是她自己拒绝了民众的同情，她对新凤霞女士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引发了人们对她的普遍厌恶。

我常常听共产党宣传什么“对人民”的“大节”。事实上，它只是无异于“君臣之节”的“党节”。而中共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们的合谋，“文革”不过是在走多了的夜路上，共产党徒们撞到了的鬼。而王光美女士在“夫死子亡”的晚年，依然谄媚杀夫的毛泽东，她恪守的不是什么“人性”“人节”，而是万恶的“党性”“党节”。

至于，黄河清先生说“王光美对丈夫的大节”，我想连共产党看了也要笑掉大牙的。这还真叫我想起了那位“旗手江青同志”藐视法庭的大义凛然，难道“江女子对夫主席的大节”，也值得我们去同情吗？中华民族的思维已经停滞了几千年，而这种停滞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在“尊卑”的牌位面前，失去了“是非”的观念。

我想，黄河清先生说“王光美大处不糊涂”，不过是因为她有“国家主席夫人”的先荣，和“武装警察总司令母亲”的现誉了。

二○○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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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黄河清：王光美大处不糊涂！》

王光美死了，比起她的丈夫刘少奇来，算是寿终正寝了。王光美应该有这样一个较好的结局。这不仅因为她是女人，天生地要受到比男性多一点的悲悯和照顾，更因为他作为妻子，对得起丈夫刘少奇。

早些年看到香港的《开放》杂志上有一篇文章，说王光美与新凤霞邂逅，对新凤霞说：“凤霞，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被新凤霞所不齿。此后许多文章都引用这话来说明王光美的糊涂或无耻。虽然新凤霞说的话是孤证，但从以后王光美带着子女与毛家后人相聚的事实，可证大约不假。不过，即使不假，却也未必能证实王光美的糊涂或无耻。

一九九四年，笔者在北京与梁漱溟长孙邂逅，聊天中提到全国政协为梁漱溟写的的悼词中没有提一九五三年与毛泽东当面冲突那件事。据梁长孙说：原先悼词中有这一段，说梁漱溟“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但后来送上级审阅时，这句话被改成“受到批评”。我父亲和叔父不同意，要求改回去。争持不下。我父亲叔父表示不改就不参加追悼会。最后是回避了这一段，不提，不说“受到了批评”，也不说“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其实，我父亲叔父是仿效王光美的先例和故智。一九八○年刘少奇平反的悼词原先有“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刘少奇”如何如何的话。这是当时的专用语，能被提到是毛的亲密战友那是无限荣光的事。王光美却不干了，声称必须删去这句话和有关的话，否则，作为党员，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但作为家属，不参加追悼会。这可难倒了中央。最后是中央妥协，不提“亲密战友”云云。王光美这才同意参加丈夫刘少奇的追悼会。

我后来查阅了刘少奇的悼词，确实没有这句话。邓小平致的悼词开宗明义是：“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悼词里没有当时一定要先提毛主席的八股。不仅如此，全篇悼词，提到毛泽东的只有两处，还是与周恩来、朱德一起提的——不得不提；提到毛泽东思想只有一处。没有半句把刘少奇与毛泽东单独提。

这应该是王光美努力的结果。王光美在大处并不含糊，也绝不可耻！王光美作为一个妇人，较之许多完全匍匐在毛泽东脚下的党国要人要硬朗得多；王光美作为一个妻子，对得起患难与共的丈夫刘少奇了！至于往后的作秀，大做文章的苛求者应该首先看到王光美对丈夫的大节。从人，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对一个经历了九死一生、夫死子亡的未亡人与母亲，我们还是应该多一点悲悯和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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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朱学渊：王光美宴请毛泽东家人的政治信息》

十月十一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孔东梅小姐的文章，海外若干网站亦予转载，标题是《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聚会解密》。内容是二○○四年一个夏日傍晚，王光美召集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在京城“相聚一堂，共话友情”。聚会联络人是王光美之子，武警将军刘源，作者和她的母亲李敏女士，姨母李讷和姨夫王景清先生等，都参加了这次聚会。

孔东梅女士说，一九四八年在西柏坡，王景清担任警卫，与刘家也有交情；而王光美在那里与刘少奇结为百年之好，从此跟随中共领袖走上了“进京赶考”的道路。餐聚时，李讷女士说：“以前我最喜欢小源源了，长得可好看、可好玩儿了。现在都是将军啦！”而刘源说：“大姐才真漂亮啊！过去和现在都漂亮！”文章还说李敏与刘少奇长子刘允斌和长女刘爱琴，是苏联国际儿童院的同学。

文章说，八十三岁的王光美女士平时很少应酬，几乎从没到饭店请过客。这次却破例想李敏、李讷两家吃饭。她告诉刘源：“前些日子，她们姐妹俩都来看过我。我年岁大跑不动了，又老惦记她们和孩子们，就聚会一次吧。”与王光美同来的还有一位刘家的老保姆。 “文革”中刘家受难，是这位“赵姥姥”带走刘家的小女儿，帮刘家的儿女度过了不堪回首的岁月。

席间“大家问身体，嘘冷暖，其情融融，其意深长。这是两个特殊的家庭，其成员的命运可以折射出国家命运的兴衰，一定程度上也象征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以这次聚会实在难得”。文章还说“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出生在湖南，家乡仅一山之隔。他们从一九二二年[就]相识”，但是“在晚年绝不相同的境遇中，他们又陷入共同的历史悲剧，经受了各自家庭的不幸”。

毛、刘两家人能从先人的阴影中走出来，一笑泯恩仇，我们固然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然而，毛、刘两人之争而引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把中国的国运推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不仅是他们这两个特权家庭的不幸，而是中华民族举族的灾难。作为文革最大的受害者，刘少奇自己也有历史的责任；在延安整风时，他是把活着的毛泽东祭到“神坛”上去的主祀人。

一九六七年初春，我在北京“上访”，天天在“八大学院”闲逛，有一日“清华井冈山”斗王光美，我们几个朋友去看热闹，见到她被红卫兵拉成“喷气式”，颈子上挂着用乒乓球串联成的“项链”；记得陪斗的有罗瑞卿将军，是用箩兜抬出来的，他跳楼把腿跳断了。在地质学院我还见过彭德怀，他刚从四川楸回来，他那倔强的面容，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不知道是出自何种直觉，我很同情彭德怀和罗瑞卿，而对王光美却缺乏这样的感情。

我于一九六五年大学毕业，最后一年参加了几个月的“四清运动”。而王光美以总结“桃园经验”闻名，记得她说农村的问题是“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要大家“扎根串联”，把农村干部当做“敌对势力”来整，据说一时寻死上吊的干部不少；她又要大家与缺吃少穿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把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饿得个半死。后来总算下来一个“二十三条”，纠了她的偏。

王光美这一生，不可谓不坎坷，与一个湖南农家子的政治婚姻，使一个“资产阶级小姐”受用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荣华；而今作为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她又享尽了有中国特色的“专制资本主义”的富贵。不幸的是，毛泽东同志错把先夫当赫鲁晓夫，也请她委屈了十年的牢笼生活。对此，她非但“无怨无悔”，反而更坚定了“革命意志”。

从王光美身上的“共产党员修养”，我们既看到了“资产阶级小姐”的虚伪，又可以品出湖南农民“吃小亏占大便宜”的刁诈。难怪，当她逢人便说自己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还要把怀恨毛泽东的新凤霞拉下水时，惹得新凤霞女士心生厌恶：“连自己的男人都被害死了，还说这样不要脸的话。”其实，要脸不要脸又如何？只要有“体制内”的身份，就有了一切与时俱进的利益。

过去我们见不到这样一些“解密”新闻。今天，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北京大报披露这样小事，想必是要为“新党中央”传递某种重要政治信息。我想，这是在告诉人民：连刘少奇家都与毛泽东和解了，你们又何必去纠缠毛泽东搞文革的错误呢？大家应该学习王光美遗忘旧恶的“高风亮节”，做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让共产党的机器运作正常，江山固若金汤。

众所周知，邓小平、陈云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彻底否定了（而不是“遗忘了”）文化革命，但他们又不负责任地把“评毛”，或即“非毛”的任务，推给了二十年后的后人。而经二十年的星移物换，这些当年平息党怨、民怨的许诺，又泡汤了，共产党又食言了；而恶魔毛泽东则一定是躲在“丛中笑”了。

二○○四年十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