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第四章社会界域的困扰
十、机械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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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明的巨大压力，要求唤起并团结各种人的主体力量去抵消它，由之求生存；进而求发展。于是打破尊卑长幼之序的横向联系，在封建等级制的废墟上发展起来。“联合起来”取代了“统治下去”，公平竞争代替了万世一系成为新的社会组合原则。横的社团联络，取代了纵的家族阶梯。人们离开了血缘纽带的庇护与束缚，走向共同利益的冒险与自由。这种大变化的理由，倒不是由于其合乎社会正义的抽象法则，而是由于它在压力下的有效性。“人类进步”的道路，是循着力量增长的渠道蜿蜒向前的。历史评断那个能够赐福（即力的有效性）给人类的道路为“正义之路”。
横向联合已被近现代史证明：它能够有效地聚集现代社会的力量，为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去提供一条不可舍弃的手杖。在古代的航海民族那里，横向联系一贯比较发达。因此，航海文明为人的文化提供了一个更易于聚集力量的模式。近代想从农业社会跃至工业境地的民族，都在（自觉或不自觉、迅速或缓慢地，从纵式的家族政治向横式的党派政治实施过渡。“许多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此种过渡，居留在政党政治其表、家族政治其星的混合状态里。政党政治比家族政治（分封的“封建制度”）或官僚政治（大一统的“封建制度”），便于调节社会冲突，更适于现代化的多重压力。因而，更与现代国际经济的竞争性、现代国际政治的战国格局、现代文化的非道统性（从教皇、东正教教长的正统到儒家等等各式道统），相契合。力量之“极”，从天庭（或为上帝之庭、或为皇帝之庭）下落到人间但这一“沉沦”也是人间力量升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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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中，近代以前的党派团体的存在，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罗马帝国和两汉帝国都在很大规模上发生过这类社会现象。甚至早在希腊城邦时代，哲人毕达哥拉斯就组织过半宗教化的政治社团。而在早期文明中纯宗教化的社团；则更经常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层面。但是，社团运动真正取得对全社会的稳固的支配地位，却是近现代以来的一桩大新闻。对此，我们也许并不惊异，因为已经习惯了。其背景是：封建的主人已无力保护并支配自己的纵向臣属。相反，为了维护自己日渐衰弱的地位，它不得不超常地榨取自己臣属的血汗。这一消解式的循环，促使纵向结构的金字塔愈益迅速地坍塌。天柱绝、地维折的神话，像是梦一般降临大地，成为一股世界文化大洪水的先导。在金字塔的坍塌与大洪水的泛滥中，横向结构显示了它增强竞争力的优越性。个体自治精神是反封建（即反对纵向统治）的横向运动的动力。而民主政治制度，则是对其历史的总结。正是在横向联合而非纵向统治中，近代文明发现了自己的立足点，现代意识找到了自己的新归宿。
以横向联合为机制的现代社团，对内保护“现代游民”免遭“礼崩乐坏”的袭击，对外则扩大其影响力争主导地位。这一格局所带来的社会权力中心的多元化，有利于社会整体的对外争强，并提升其居民的生活。“既然古老的主人业已朽败，就让我们自已来”──这是新时代的内在呼声。《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正是个体自治精神的高度体现（以致到了超越个人的程度）。家族、血缘、封建世袭的纵向继承制，让位给个体自治、横向竞争的社会择优制。
支配家族政治的血缘之爱，让渡给了党派政治的机械之爱。
这后一种爱，是建立在冷静的利益权衡之上的。尽管过人的危机压力，也会激出热情之花，产生了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甚至走得比柏拉图更为遥远，在更大的迷偶之中把手段变为目的；但总的说，这种爱毕竟不同于血缘之爱。它所承受并创造的压力形态，也是完全新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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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还能容忍多元并存、纵横（而不限于横向）竞争的“浊流（即激流）时代”（它因此而道人诟病），还存在着创造历史（而不是被动地受造于历史定式）的机会。这时，社团还有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独立力量。高级的社团生活，是健全的国家生活的准备或缩影。它对刷新文化、增进国力负有使命。认识这一使命并倾力促成它，则同时可以增进社团的活力。反之，社团的偏安收缩不但使国家受损（因多元竞争受到抑制而抑制了民族的活力），也令社团本身日渐凋弊。社团的活力不是天赋的，而来自它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来自参与社团生活的广大成员的活力。
什么是好的社团？那吸引着最有活力的成员的社团，就是好社团。它因此才可能握有推动历史、更新文化的力量。它以最大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去兼容并蓄大量精力充沛的生力军。这样的社团，谁能遏制它勃发的生机？它身不由已地向前挺进，代表着整个文化有机体的主流内驱力。除非体育能力阉割整个文化有机体，否则，便压制不住这样的集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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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富于创造力的个体，从现代社团那里得到的并不都是自治的愉悦。个人从团体一再地感受到的压力，并不比他们从封闭的阶梯式一元秩序那里感受到的，缓和多少。
他可以选择团体，这是“进步”。但却无法摆脱团体，这是“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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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是压制与反抗的力量起伏，它们交互相长。在爱的界限中如此，在最亲密的朋友圈子里也是如此。谭嗣同在他的《仁学》中猛烈地攻击了一元的封闭社会奉为神圣的“五伦”，唯独对“朋友”一伦笔下留情，认为朋友之伦合乎近代精神，即对中国重新适应现代战国争强的世界挑战，颇为有用。说穿了，这是因为，“朋友”一伦是社会横向联合的产物，而不同于金字塔阶梯上的其他四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圈子的进一步扩大与紧密，即可构成社团的起源。
朋友圈子，是自觉孤独或不自觉孤独的人们，为求得心灵上或实体上的互相声援，自然而然结成的一个自愿的联盟。因此自愿结盟与非自愿结盟，可以用来衡量横向联合与金字塔层垒结构的区别所在。例如，你可以和一个朋友断绝往来，却无法轻易摆脱上下级间的隶属关系。除非体育能力与整个社会生活脱钩，隐迟到旷野山间，据弃文明，成为山野之人。嵇康可以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而不受友人惩罚；但皇权的压力却使他粉身碎骨，追梅莫及。朋友圈子较金字塔远为自由；但是那些最微妙因而也最有效的压力，也正是由此透出的。对于过度倚重者，尤其深受其累：它用亲密和友爱迫你就范，自愿接受社会的压力，甚且不得不带着愉快和感激的心情。这些压力若是通过其他渠道，也许是很难被接受、认可的。
要抵制明显敌对的压力只需要匹夫之勇就可以了。但要抗拒来自朋友的良言忠告，却需要更坚韧的勇气，更明晰的分辨力，更浩大的决心。
信任和友谊赋予朋友的语言和行为以超常的影响。最最困难的选择，莫过于此：为违拗许多良朋益友的殷切期望而作出的决定。仅仅是“莫做亲者痛、仇者快之事”这一句箴言，已可使无数勇士望之却步。尽管有时情况恰恰需要反其道而行之。抗拒来自“内圈”的社会压力，需要更强的力量和一颗更明敏清湖的心。因为，来自朋友圈子的社会压力，早已通过友谊的交往，渗透到主体的血液中去了。朋友的期望和父母的嘱托一样，具有扭曲钢铁意志的奇力。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扑灭多少创造性的火花！──那本来兴许可以照亮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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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破铁鞋，四海寻觅──哪里可以找到一个摆脱了社会影响和社会压力的“朋友圈子”呢？孤独者并不寻求孤独者，它反而不自觉地寻找更为社会化的友人，以安慰自己、变相沟通与社会的联系──只是多了一层友情的过滤而已。特别处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就其实在的、实存的意义言）的战国漩涡里，纯乎其纯、有古君子遗风的“朋友圈子”又在天涯何处？越是现代化的“朋友圈子”越是有效地输送着社会信息的压力──防卫的圈子成为攻击的渠道。试看那些特富说服力（因彼此了解而特别强化了）的开导，直直切中你心灵的要害。那些富于感情的动诫与交流，与其说是对个性的支持、赞助，不如说是对创造力的打磨与戕害。否则，仿佛便不算是“君子之交”了。
人，即使是十分孤独、十分争强的心灵，在这超级穿透力的攻势之下，也难于长久地招架、顽抗。社会多层面无形迸的压力，都被巧妙地调动起来，磨平那尚有棱角、闪动着神奇（但不规范化）光泽的个性。这一圣洁的使命，被一再强加在“友谊”的头上。
创造的欲望原本发自对流行性尺度的怀疑和不满意。但社会的群体为运作自己的程序，却本能地要求挫平这些有可能妨害机械运转的精神棱角。为此，它不仅动员了情爱与家庭之爱，还动员了社团的机械之爱（为谋利的冷静目标而走到一起来了），以及朋友之间基于一度间的共同语言、志向而形成的友谊纽带。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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