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连载之六）

毛泽东建立新中国，是要天翻地覆地重组过去所有的王朝和中华民国遗留下来的社会分层。这一章将考查新中国如何建立新的社会分层结构。

第一节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新中国建国头十年，国内的社会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52年，中国的经济恢复到1937年的水平，也就是二战在中国爆发的一年。1952年以后，GDP和人均GDP快速增长（图3-1和图3-2）。1956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1]中国成功地开始了工业化，虽然是半现代化的工业化。新中国成立以前连步枪和子弹都要进口，而五十年代后期已经能够制造卡车、战斗机、甚至坦克。中国力争上游: 朝鲜战争以前，中国没有空军可言；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国空军有近三千架战斗机，居世界第三。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53。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53。

第二节  中国社会分层 1949－1959

到1958年，一个崭新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出现了。地主阶级消失了。民族资产阶级合并到干部阶级。干部成为新结构中唯一的上层阶级。同两千年前一样，庞大的农民阶级处在中国社会分层的下层。

地主阶级的消失对于理解中国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意义重大（Wang, 1973）。相对于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达到了更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要归功于土地改革和地主阶级的消失。土改提供了可用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面积廉价土地和大量廉价劳动力。

1958年完成了公私合营，私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原企业的拥有者可得十到二十年的定息。虽然失去了自己的产业，这些资本家合并到了干部阶级，仍然是上层阶级的一部分。

这样，从1959年到1979年，中国的社会分层呈现出一个明确的三个阶级的结构（图示3-1）。1959年，一千万国家干部处在顶层，三千五百万国营企业工人在干部之下，两亿农民处在下层（图3-3）。图3-3用数字按照年代顺序描述了1952年到1959年的中国社会分层。与以前的研究相比，本图和后几章中类似的图表使我们对中国社会分层有了前所未有的细致了解。特别是，关于干部的数据，使我们得以区分国家干部和国营企业工人。当然，如能找到1949 到1958年资产阶级的统计数据，本图会更为完善。

        图示3-1. 李毅模式：中国社会分层1959-1979

        如图3-3所示，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农民构成了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占当时劳动力的百分之八十，大多不识字，靠人力和简单农具种庄稼。土地改革以后，为了防止由于一些农民买卖土地而出现新的富农和地主阶级，毛主席发动了集体化运动，建立了合作化制度，农民共同耕种土地。毛主席设想合作化把大量的农民组织在一起，可以有效地增产增收。

来源：1) 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1。

            2)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1998，9。

注：1956年之前有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资产阶级。大跃进期间，该阶级融入干部阶级。中国官方统计年鉴没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数据。

1949年以前，上层阶级包括官僚、有学位的人、地主和资本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完全改变了。富有的地主被消灭，资本家被合并到干部阶级。干部成了上层阶级的唯一成分。

国营企业工人在总人口中是个非常小的部分，而且主要由重工业工人组成。1956年以后，出现了正式国营企业工人和城市大集体工人的区别，后者的工资待遇比前者要低一些。虽然国营企业工人缺乏影响力和权力，他们的工资要远远高于一般农民的收入（见图3-2和表3-1）。表3-1显示工人的收入比农民高二到五倍。这将在第七、第八章继续讨论。工人的特权比干部少很多，但又比农民多很多。图3-3清楚地显示出他们不是一个中产阶级，而是远远高于中产阶级。这时国营企业工人是工人贵族。一个农业社会没有中产阶级的空间。1961年之后，要成为国营企业工人一般首先要有城市户口，而不是农村户口。

第三节  恢复全国统考

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一百所大学中多数已是国立大学。录取程序同苏联和美国相似，由各学校单独命题考试录取学生。新政权急需干部，尽量鼓励学生回到校园或加入干部行列。1950年开始实行大学毕业生作为国家干部统一分配。国家自豪地宣称1949年以前的“毕业即失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1952-1953年开始，所有大学生不光享受免学费，而且住宿、伙食、医疗也全部免费。派普写道：

计划招生制度最早始于1950-1951学年。1949年以前，大部分大学单独举行自己的入学考试，有时会和别的学校联合招考；有时，几个学校或者同一地区的学校联合考试招生。1951-1952学年，招生工作在新中国最初划分的各行政区域之内（北方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2]）统一进行。最后，在1952年，终于确立了集中统一的全国高校入学统考。全国考生同时考试，就像帝国时代的科举考试。考试和录取的具体工作由各个大区执行，直到这些行政区划被取消为止。到了1955年，省级政府的教育部门承担了高考的考试和录取的具体工作。(Pepper, 1996, 179-180)

中国恢复全国统考的原因不得而知。派普在一个脚注里这样解释：

1952年，他们建立了全国高校统考，全国所有考生在同一天，同时，以同样的考试程序参加考试。根据一个统一的招生计划，考生根据他们的考分被录取并分往全国。这个统一的招生计划协调并仔细平衡了全国和地区差异，使得一个地区的考生流向全国不同的学校和专业。如果所有的计划都能充分执行，则不同专业录取的新生人数，和二到四年后工作单位需要的人数相同，正如全国经济计划所规定的那样。(Pepper, 1996, 179)

这种解释认为中国因为实行计划经济而恢复全国高考，我不同意。苏联和东欧都实行计划经济，却从来没有出现全国高考。反之，尽管受到西方的影响，二战和越战之后所有东亚国家却都纷纷恢复了起源于中国的全国统考制度。这是个巧合么？显然不是。作为亚洲社会一分子，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出于同一个原因，这些国家各自独立地恢复了全国统考。第四章将对这个原因作进一步阐述。

毛泽东对于恢复全国高考的态度和影响不得而知。1957年，全国大学生中80% 出身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毛说“这种情况必须改变，但这需要时间。”[3]

第四节  户口制度的起源

从秦朝到1949年，户口这个制度一直存在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但没有城市和农村的隔离，为了工作和土地，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城乡之间迁入和迁出。但是，五十年代初期，在城市地区出现的严重的粮食、煤炭、电力短缺，需要更为严格的办法来管理人口及其迁移。这一事实，与城市地区的高失业率一道，成为建立一个监控居住地变化系统的催化剂。尽管在1951年公安部颁布了建立城市人口户籍制度的规定，试图解决失业和饥饿，农民进出城市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根本性的转变是1953年开始实行的“统购统销”，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关键问题是中国人对粮食的需求大于供给，粮食的高价会阻碍工业增长。统购统销，就是国家在秋收时以固定价格从农民手里买粮。（三十年过后，粮食买入价已远远低于市场价格，只有市场价值的50%。粮食黑市一直都有，但是农民在那里交易是违法的）。然后，国有粮店再将粮食以稍高于买入价的价格卖给城市居民。自然，国有粮店基本不盈利，很快便需要国家补贴。之后不久，对棉花、食油、所有其他主要农作物和农产品也开始实行统购统销。

统购统销制度对中国人民产生了重大影响：持续三十年，由于粮食价格很低，城市工资水平得以维持在极低的水平。同时，相对于城里人，农民生活水平等而次之，生产任何剩余农作物的积极性降到最低。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为了努力实现工业化，工厂新招收了几百万工人。但是，中央政府发现，这些新工人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是寻求非农就业的农民，于是下令禁止国有工厂继续从农村招收工人。并且，政府开始控制农村“盲流”进入城市，从此，“盲流”[4]一词特指那些在城市工作但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

1955年6月22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建立经常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指示》。文件要求，全户或个人迁入或迁出县级行政区时必须向县一级政府报告和领取迁移证。1955年8月，建立户口登记制度之后的两个月，国务院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很快，定量供应制度延伸到了棉花、布料以及许多其它农业产品。各种票证随之出现，包括了几乎一切商品：食品、肉类、食油、煤炭、布料、肥皂、洗衣粉、食糖，后来还包括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等。份点只供给城市居民，用于购买轻工业产品。

户口制度在大跃进期间受到严重干扰。1957到1959年大跃进期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5%增加到20%（图7-1），国营企业工人从1957年的一千五百万增加到1960年的三千九百万（图3-3和4-3）。“盲流”可以在城市找到工作，但有没有粮食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大跃进之后，经济崩溃，严重的饥荒横扫中国大地，特别是边远的农村地区。[5]1961到1962年，八百多万工人和五十万干部，连同他们的家属，下放到农村。从此以后，维持严格的户口制度再也没有受到质疑。

第五节   1956年体制的结构

新政权建立社会分层的第一步，是建立分级工资制度。从1927年到建立新中国，毛泽东的队伍实行的是供给制，即基本生活资料如食物和衣物都按供应量发给，但是没有工资。1949年以后，一些干部和工人逐渐转变成领取固定工资，这一过程到1956年彻底完成（表3-1）。这时，干部制度共分三十级，有五级政府。（从古代中国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都是18级制度。中华民国增加到37级。由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务员制度在1978年从18级减到15级，1993年中国政府公务员级数也减少成为现在的15级。）

表3-1    1956年体制的结构

来源：选编，1956（2-3 至 2-285）。[6]

需要注意的是，和1949年以前比，工资差异没有降低，反而增加了。例如，中华民国时期，最低级别和最高级别的差别是15倍，从每月55元到800元。而50年代，最高级别的工资是最低级别工资的27倍，从每月20元到560元。考虑到当时的年人均GDP仅为100到200元（图3-2），（收入差距是如此之大，）看上去中国革命好像白搞了。

另一项变化是，国营企业干部占全部干部的比例达到约40%，大大高于1949年以前。剩下的60%的干部是中小学教师、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大学教师和干部、医务人员。与两千年来的中国公务员制度相同，1956年体制结合了文官和军官，但军官只占百分之一到二，与过去相比比例很小。

尽管此时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不能忽略，中国的社会分层并没有采用苏联模式。很明显，新中国的社会分层模式更接近清朝和中华民国的模式。当然，中国也和苏联一样，建立不同的部委管理不同的工业部门，从而使政府结构增加了不少新的分支。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生活水平差别很大，新的工资制度把中国分成十一类地区。以各地生活消费水平为标准。表3-1显示了在一类区和十一类区，从第一到第三十级的工资标准。有趣的是，许多神职人员也评定了干部级别，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这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显示了无神论的意识形态和现实的干部制度的矛盾统一。将神职人员包括进干部队伍，是为了进一步稳定社会，并使正常的宗教活动有正常的资金来源。

第六节     1956年以后的修正

在这段时期，发生了两大社会运动：1957年反右[7]和1958年大跃进[8]。尽管这两个运动当时对人民影响巨大，它们对于社会分层总的来说没有长远影响。反右运动并不旨在撼动干部制度的结构，因为只有干部和学生才可以被划为右派[9]。农民和工人不够格当右派。[10]大多数右派保留了干部身份，工资降得不多[11]，降低后的工资还是远远高于工人的工资，更不用说高于农民了。同样，图3-9显示，大跃进只是暂时改变了干部在各级政府中的比例，并没有影响中国的社会分层。

毛泽东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新的中国社会分层模式，在它刚刚出现的时候就试图改变它。1956年6月之后仅仅半年，中国开始降低高级干部的工资。下文是国务院正式文件：

国务院关于降低国家机关十级以上干部的工资标准的决定[12]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十一次会议通过）

（56）国议字第100号

一、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使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地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决定将一九五六年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第一表）中十级以上干部的工资标准予以降低。各级降低的比例是：一至五级为10%；六至八级为6%；九至十级为3%。

二、参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制定单独工资标准的事业、企业单位，其相应等级的行政人员工资的标准，亦应该按照降低后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予以降低。对于高等学校教师、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卫生技术人员、文艺工作人员等业务人员的工资标准，仍然按照原来规定的工资标准执行，不予降低。

三、降低后的工资标准，自一九五七年一月份起执行。

附：降低后的国家机关十级以上干部的工资标准表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在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之前，党中央发布了以下文件。语言率直，带有明显的毛泽东风格。

中共中央关于降低国家机关三级以上党员干部工资标准的决定[13]

（一）为了缩短最高工资标准与其他各级工资标准之间的差距，现在决定在一九五七年降低后的国家机关十级以上干部工资标准的基础上，将国家机关一、二、三级的工资标准合并为一级，并且降低为四百元（按一类地区计算）。四级以下的工资标准一律不变，现已降低者一律恢复。

（二）这次降低工资，只限于一、二、三级的党员干部。一、二、三级的非党人员，一律照旧，不予降低。企业、事业单位和教育、科学、文艺工作者的工资标准一律不降。

（三）降低后的国家机关一、二、三级的工资标准，自一九五九年三月起执行。

（一九五九年二月七日）

毛泽东本人是个一级干部。在这里，他将自己和所有的一、二、三级党员干部的工资降到四级干部的水平（见表3-1）。但是，毛泽东认为这些降级还远远不够，最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试图改变整个社会分层结构。

第七节     干部统计 1949－1959

新中国成立后为数很少的干部阶级位于中国社会分层的最上层。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干部的数量稳步增长，干部的构成显著变化。直到不久前，正式国家干部的数量占到占全部人口的大约3%。

图3-4显示了1949年到1959年的干部人数。1949年，蒋介石去台湾，在中国大陆留下了二百多万干部；而毛泽东只有一百万干部。遵循以往改朝换代的惯例，毛泽东接受了蒋介石留下的所有干部，保留原职原位（Fairbank, 1992, 345-348）。到1952年，干部人数比1949年几乎翻了一倍；这源于迅速的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国营企事业单位干部人数的增长。由于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干部阶级在这十年内增加了五倍。

图3-5和3-6显示了每年干部的增减。干部人数在1956年增加最多，部分是由于上文提到在1956年正式确立了干部制度，明确了谁是干部、谁不是干部。1957年反右运动，导致1957到1958年间干部人数减少了大约五十万。而1959年的大幅增加，则是由于大跃进时期国营企事业单位的扩张。

图3-7显示干部在不同类型单位的分布。党政机关干部的比例不断下降，国营企事业单位干部的比例不断上升。其中，中小学教师的比例上升缓慢。显然，国营企事业单位迅速增加的干部直接源于迅速增加的国营企业干部，和迅速增加的大学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干部。

专业技术人员几乎全部都是干部。如图3-8所示，从1952到1959年，专业技术人员从36万增加到160万。如图所示，大部分专业技术人员是教师、工程师和医务人员。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1。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35。

                注：1. 没有1953年的数据。
                         2. 后来，“学校毕业生”主要指大专院校毕业生或者至少是高中毕业生。但在这个时期，“学校毕业生”也包括初中毕业生。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35。

注：缺少1953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2。

        注：1. “其他” 包括国营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后来，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被很清楚地区分开来。国营企业和国营事业单位的定义将在后面详述。
                 2. 1954年开始才有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22。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3。

注：不包括中小学教师。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13。

        注：     1. 不包括中小学教师。
                     2. 缺少1953、1957和1958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12。

注：缺少1953年的数据。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12。

来源：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12。

要理解图3-9、4-9、5-9和6-9 ，必须先理解中国的政府层级。形成于秦汉时期的政府层级结构（表2-1）仍然是今日中国政府的基本层级结构。东汉末年，共有13个州（相当于省，不包括西域都护府），91个郡（地市级），1179个县。[14]1949年，新中国继承了中华民国的中央- 省- 县层级制度；地区行政公署不是一级政府，而是作为省政府的派出机构。1982年以后，为了加快城市化和工业化，中央政府鼓励地改市。到2003年底，333个地区中有282个已经完成地改市。

两千年来，直到1911年清朝结束，县是中国政府的最低一级的政府机构。1911年以后出现了乡政府，并在1949年以后正式成为一级政府。但是，直到今天，大多数乡政府并不具备完整的政府构架。而且，在多数乡镇政府，许多工作人员不是正式国家公务员。最近，一项非常出色的研究考察了乡镇政府和村级行政机构（Zhong, 2003）。截至2003年，[15]除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在中国大陆共有：

· 31个省级区划（包括4个省级直辖市）

· 333个地级区划（包括282个地级市）

· 2861个县级区划（包括374个县级市和845个市辖区）

· 44067个乡镇级区划（包括5751个街道办事处和20226个镇）

· 678589个行政村

图3-9显示了不同层级政府所管辖的干部数量。1958年，大跃进期间，中央管辖的干部人数锐减，因为一些中央直属企事业单位的管辖权下放到省。同理，一些省级企事业单位下放到了地区。

图3-10显示了干部的教育程度。当时中国的干部包括所有大专毕业生和大多数中学毕业生。由于大专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不够用，有时也录用小学毕业生。当然，政府很快就发现这样做没有好处。该图显示，小学教育程度的干部从1950年的48%下降到1960年的20%。

图3-11显示了干部中党员的比例。1956年以后，这个比例基本维持在40%。少数民族占中国人口的10%。五十年代，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所占比例不高（图3-12和图3-13）。1960年以后，女干部比例明显增加；1980年以后，少数民族干部比例也明显增加。下面各章将继续展示这些变化。

第八节    195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分层

在图示3-1和图3-3的基础上，表3-2简要描述了1959年以后的中国社会分层，这个结构的一些功能直到最近还在发挥作用。表3-2 需要做八点解释。第一，并没有“村级”政府。村长和普通农民一样，不是任何级别的正式国家干部。第二，工人不能当干部。尽管有些工人“以工代干”，他们的身份还是工人。

第三，普通士兵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干部。最低一级的干部是副排级，在步兵连队辅助排长管理大约三十五个士兵。副排以下的军职都不算干部。1979年以前，少部分士兵有机会被提升为干部，但士兵提干由于僧多粥少而极为困难。大多数农村复员士兵的命运是哪来哪去，回到村里当农民。

第四，农民永远是农民，没有机会自行向上流动到工人阶级。虽然共产党是执政党，普通党员身份并不能改变分层属性。一个党员农民在社会分层上低于一个非党员工人。

第五，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专业技术人员（表5-4）逐渐地成为干部的主体。行政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关系一直有些微妙。包括医生、记者、作家、神职人员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划分为四到六级专业技术职称，他们的级别与同级行政干部相互平行。

第六，1980年以前一些人不经过高考也可以成为干部，但此后越来越困难了。现代中国社会分层首先是一个基于教育的社会分层。在一个现在只有3%的人口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社会，如同过去历朝历代，干部首先就是教育精英。

表3-2     中国社会分层 1959年之后

第七，农民、工人和干部的子弟通过高考的机会很不均等。可以上好学校的农民子弟非常少；现在城里好高中的学费远远高于大学的学费。和过去有些朝代富人可以拿钱给子弟买功名不同，现在有钱人虽然可以花钱让孩子进一所略微好一点的大学，但不能花钱买高考分数。在一个充斥着拉帮结派、任人唯亲和裙带关系的社会，高考成为中国社会唯一公平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第八，在整个社会，在任何国有企事业单位里，干部、工人、农民之间的阶级分野异常分明。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全国统考和建立隔离城乡的户口制度巩固了这个结构分明而严格的阶级制度。这是有违毛泽东进行中国革命的初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