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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的社会分层与干部制度1979－1993 《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al Stratification 李毅著 陈蕾 李毅译 李毅校 美国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出版 2005年10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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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章，我们看到1959到1979年之间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不大。但是到了八十年代，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农民工数量迅速超过了国企工人。 第一节 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
在1972到1982年关于台湾的三个联合公报中，美国放松了对台湾的控制，松动了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中美关系因此大步向前推进。上海公报使中美成为朋友，主要因为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1]但是，中美关系还是面临很大的困难。一方面，中美毫无疑问是反苏盟友(Schaller, 2002, 182; Kissinger, 1999, 165)。另一方面，中美邦交正常化之前，虽然美国官员（包括总统）频繁访问北京，却没有一位中国官员正式访问过美国。1975年，邓小平宣布[2]了中国对实现中美邦交正常化的三个原则：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必须断交、废约、撤军。邓小平说，中美邦交正常化必须在这三个条件之下才能实现。美国如果需要时间做这三件事，中国可以等。在中国完成了从毛到邓的权力交接，和美国经历了水门事件之后，终于在1979年底根据这三项原则签署了中美建交公报[3]。 中美关系在正常化之后很快就趋于紧张。1979年，美国参议院对于“丢了台湾”愤恨不已，通过了《台湾关系法》[4]，将台湾作为准国家来对待，并使对台军售合法化。之后，里根总统更是公开反对“一个中国”。尽管如此，经过两年的谈判，在1982年，中美最终签署了军售公报[5]，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美国不谋求对台长期军售，其对台军售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均不得超过1981年的水平。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中美关系正常化使中国得以最终从长期准备外敌入侵的备战状态中解脱出来。而只有和平的状态才能让中国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上来。中美关系正常化也为中国从美国、日本、欧洲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创造了条件。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51页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对中国安全的又一威胁。苏联百万大军陈兵中国北部边境，配备着一万多辆T-72坦克和全苏三分之一的导弹，而印度则与苏联遥相呼应。苏联还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当中美在柬埔寨、阿富汗和全世界联合反苏，冷战对于苏联变得日益艰难。 勃列日涅夫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实施对策。1982年，勃列日涅夫宣布，事实上美国是阻碍台湾和祖国统一的唯一障碍，而苏联无意入侵中国。作为回应，邓小平对中苏关系正常化提出了三个条件：苏联从中苏边境、中蒙边境撤军；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虽然苏联说需要时间考虑研究，但中苏关系由此立即缓和。1985年，邓小平正式宣布，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世界大战，不会有大规模外敌入侵，要把中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三线建设立即停止上新项目，科研机构逐步迁回城市地区，和平的气氛逐渐笼罩了全社会。1989年，在苏联做完三件事以后，中苏关系正常化。1991年，苏联解体。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51页 邓小平计划，到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提高到1000美元，与1980年的250美元相比翻两番。为了实现这个翻两番的总目标，解放生产力，人民公社解散了，农村和城市的非公有经济蓬勃发展，国有企业开始改革，恢复了高考，干部制度变得更加正规化和系统化，开始建立市场经济。仅仅十年，农民工就在数量上超过了国企工人。 第二节 中国社会分层 1979－1993 八十年代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图5-3）。1979到1993年，农民数量从二亿八千六百万增加到三亿四千万。尽管绝对人数有所增长，但农民占劳动人口的比例却下降了，因为有一亿四千五百万农民变成了农民工。 到1984年，人民公社解散完毕，农村实行承包制，农民有了自由，爱种什么就种什么。社队企业（后来改称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公有企业迅速发展，远快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农民可以去城市或者其他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打工。截至1993年，共有一亿四千五百万农民，约占农民阶级人数的三分之一，变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他们被称做农民工，还是被当作农民而不是工人对待。 来源：1．《中国干部统计50年1949-1998》第1页 2．《中国统计年鉴2002》第120-121页 3．《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8》第17页 农民工做的工作有不少是从前只有国企工人才能做的，因而，城市劳动力对国企工人职位的竞争更为激烈了。结果，4000万城市劳动力去了城市非公有经济，而这个数字在1979年几乎为零。 尽管国企工人和城市大集体工人的绝对数目没有减少，他们占中国工人阶级总数的比例却剧烈下降了。1991年，农民工人数为一亿一千三百万，超过了国企工人的人数。1993年，农民工人数为一亿四千五百万，几乎等于国企工人、城市大集体工人和城市非国有工人的总和。从此，农民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应届中学毕业生和回城知青大量涌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为应付大量的城市待业青年，国家鼓励非公有经济的发展。1988年初，国家为了鼓励私有企事业（雇工八人或八人以上）的发展，修改了宪法，使私营企业合法化。事实上，80年代初以后，农村和城市的非公经济增长迅猛。由于非公经济在当时并不十分合法，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以国营企业或大集体的名义经营的，这种状况被叫做“戴红帽子”。在官方统计数据里，1993年只有五十一万资本家（私有企事业主），而实际上这个数字大约在二百万至五百万之间。[6] 1979到1993年，干部的数量从一千八百万增加到三千七百万。 第三节 1985年体制的结构 我们看到，1956年以后，虽然经历了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分层和干部体制几乎没有变化。1979年以后，中国集中精力搞改革开放。到1985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已经和三十年前迥然不同。于是，经过几年的慎重准备，1985年，中国更新了1956年体制。 1985年体制和1956年体制相差不大，比较表3-1和表5-1可以发现主要的差异。第一，取消了“三十级”干部制度，职位和级别之间的对应略微灵活了一些。第二，1985年的国营企业干部体制并不理想（详见本章第七节）。当时在思想上已经很明确了，企业应由企业家管理，国企管理者不应该是国家干部，不应该由国家管理。但是，当国家取消干部级别的时候，国企自己却建立了一个十七级国企干部制度，以示国企干部虽与国家机关干部有别，但仍是国家干部。 表5-1. 1985年体制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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