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毅：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连载十三）

第八章 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续）

有关研究（Fishman, 2004）认为：毛泽东把中国工人阶级变成了一个守纪律、有组织、便于管理、便于动员的整体。服从管理的劳动人口降低了管理成本。尽管中国工厂里的工人数量巨大，以西方的标准来看，直接管理工人的监工的数量很小。2004年，蓬勃的东部沿海地区工厂里的工人工资为每月120美元到160美元，内地工人工资只有这个数目的一半。推动中国经济的不只是廉价劳动力。有了这样一个守纪律和便于管理的工人阶级，企业管理者就可以把成本降得很低。在中国的一些精英制造商同世界上第一流的制造商一样高效和反应迅速。

我认为，今天中国工人阶级可以分为三个阶层：国企工人和城市大集体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根据200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在2003年，共有大约（四舍五入）：

1）2900万国企工人+ 1000万城市大集体工人

2）16000万城市非国有工人

（不包括1300多万[现应为2500多万]在人才市场的准干部和500多万城市私营企事业主）：

2400万个体户

2500万城市私营企业工人

1200万有限责任公司工人

600万股份制企业工人

500万外企工人

400万港、澳、台企业工人

170万股份合作单位工人

40万联营单位工人

（其他9600万人，国家统计局没有注明他们在干什么，其中包括城市失业人员）

3）17600万农民工：

13600万乡镇企业工人

2300万个体户

1800万私营企业工人[10]

2003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他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估计全国约有一亿四千万流动的农民工。2005年，中国主要官方媒体经常提到，中国共有二亿二千万流动的农民工，但都没有注明出处。

我认为，现在中国工人阶级既不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也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国企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三者各自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2900万国企工人集中在重工业、高技术企业、公共服务行业、国防工业。他们大部分都有高中或技校学历，其中一些人还是“五大”毕业生。尽管相对于二十年前，他们的工资和干部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总体而言，他们的总收入比城市非国有工人多，当然比农民工更要多。[11]

但是，国企工人的不满和示威远比城市非国有工人和农民工来的多。下岗工人不满最多，原因如下。第一，政府许诺的津贴没有按时发放。第二，他们认为津贴不够。第三，在一些破产的国有企业，政府给工人一笔补偿金，一次性买断工龄。用这笔钱，有些工人成功地转成了城市非国有工人。[12]但是，几年以后，一些人用完了买断金仍然无法再就业。根据新规定，他们成为城市贫困人口，地方政府按月发放贫困救济。如果生病或者家里出现突发事件，他们的情况就会异常困难。[13]这些人对现状极为不满，特别是那些50岁以上但还未达到退休年龄（男的60岁，女的55岁）的国企工人。中国有国有工会，所有的国企工人都是工会成员。在大部分示威活动中，工会通常站在中间，沟通工人和政府。[14]我预计，这类示威活动将会越来越少，因为再过几年，下岗工人中的所有人都将达到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而一再提高的国企工人退休金可以使他们温饱无虞。[15]

约16000万城市非国有工人几乎构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半，他们几乎从不上街示威游行。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城市迅速繁荣，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城市户口的优势让他们找到比农民工们好得多的工作，而把辛苦的体力劳动留给农民工。市场经济在中国城市地区迅速形成。如前所述，国企工人和城市非国有工人都有权享受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城市最低贫困保障。[16]

一方面，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大批城市失业人员，而且所有的市政府都要求本地企业优先录用有本地户口的居民。另一方面，在每个中国城市都有大量的农民工，其数目远远超过当地的城市失业人口。例如，几年前，上海有二百万本地失业工人，同时还有六百万农民工。我问一个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副教授（后定居美国），“为什么二百万失业的上海人不能干农民工的工作呢？这样上海不是就可以减少二百万农民工么？”他的回答直截了当：“你开什么玩笑？！我们上海人怎么能去干那种活？！”

两亿左右农民工占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半还多。他们集中在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部分人只受过小学或者初中教育。他们工资很低，劳动环境很差，社会声望很低，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贫困救济。一个农民家庭如果有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出外打工，就比一个没有农民工的农民家庭富裕得多。这些农民工不可能在工厂所在地获得城市户口，只能在全国流动寻找工作。只要能找到工作，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会去做。在广东省，农民工工资在过去十年间只增加了不到一百元，这在2004到2005年造成了“民工荒”。

根据劳动部门的统计，2002年拖欠农民工工资达400亿元。根据全国总工会，这个数字在2004年为1000亿元。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有农民工因为领不到工资绝望而自杀。建筑业拖欠的工资占拖欠工资总额的70%，而拖欠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一些地方政府要求建筑公司先开始施工，承诺以后再付款。根据国家建设部统计，政府未付工程款在2002年达到3335亿元。[17]

今日中国，国企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三者之间，工作行业不同，工作环境不同，收入不同，社会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不同，社会声望不同。在同一个地方，他们住在完全不同的城区或社区。所以，他们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意识。由现行户口制度制造的城乡社会隔离直接造成了三者之间的巨大差异。

能否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直接取决于能否改革造成城乡隔离的现行户口制度。市场本身不可能直接改革现行户口制度，只有中央政府有权力改革现行户口制度。

第四节 中国资产阶级的重生

根据官方统计，2003年中国共有773万私有企事业主[18]。“商”从两千多年前起就是士农工商四民之一。1840年以后，由于中国滑向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很弱小，不得不仰仗国家（见第二章）。五十年代末期，国家赎买了民族资产阶级，将其中愿意工作的并入干部阶级（见第三章）。1979年后短短二十年，一个充满活力的资产阶级重生了（见第五、六章）。关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几项研究（Kwan, 2001; Bergere 1989; Coble, 1986; Person, 1997; Malik, 1997; Dickson, 2003）很有力度。不同的研究认为，现在3/4至4/5的中国GDP来自非公经济。在图8-1里，资产阶级只是干部和国企工人中间的一个小点。为了看得更清楚，我把资产阶级从图8-1中拿出来，形成图8-3。这样资产阶级的发展就清楚的多了。

来源：见图8-1

根据官方统计，2003年，在这773万私有企事业主中，520万是城镇户口，253万是农村户口。[19]所有这些统计数字都估计偏低。我认为，官方统计起码漏计了四类精英。第一，1998年以后，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都在两、三年内私有化了。一大批经理人员和地方干部成为企业所有者。第二，1997年以后，一大批中小型国有企业、甚至一定数目的大型国企私有化了。这些企业内部的许多干部成了这些企业的新所有者。第三，近年来，大部分大型国企实行股份化。在这个过程中，许多这些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和某些参与规范管理这些企业股份化的政府公务员获得了大量股份。第四，一些官员，数目不详，合法或不合法地积累了相当数量的财富。他们把这些钱投到股市或者存到中外银行。所有上述这些人，他们的存款利息、股票盈利、非工资收入加起来显著高于他们的工资。我估记，把所有这些人都加上，中国资产阶级的人数应该在1000到1500万，而不是773万。

国家鼓励了非公经济的重生。今天，中国非公经济对发展经济、增加就业贡献良多。1979年以后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有如下几个重要原因。首先，1979年以前，中国经济是短缺经济，供不应求，亟待增加供给。第二，1985年以后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第三，1979年城市地区生活服务行业严重短缺。第四，1979年以后邓小平结束了毛泽东的“上山下乡”政策。所有下乡知青在几年里回城，导致大量城市失业人口。从1980到1985年，城市失业人口增加到3700万，让老人们想起1949年以前严重失业的旧中国，这种比较严重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公有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面对这场危机无计可施，因为公有经济内部已经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政府鼓励人们尽一切力量增加就业、增加供给。非公经济正好满足了这个需要。所以，政府鼓励非公经济的重生，因为非公经济首先有助于解决长期延续的城乡失业问题。

1992年以后短短十年，干部、党员、专业技术人员成为私有企事业主的主体。1992年以前，大部分非公经济在服务行业、轻工业、制造业、矿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1992年以后，非公经济延伸到金融、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交易和房地产。90年代后期，政府要求所有乡镇企业私有化。同样在90年代后期，一大批小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了，有些以半价成交。1999到2004年，中国两次修改宪法，明确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2003年中国再次调查了私有企事业主的状况。[20]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在册私有企事业主620万人，但实际数字可能超过1000万。从1993到2003年，私有企事业主中前干部的比例从40.1%上升到63.1%；有大学学历的从16.6%上升到33.5%；在2003年有硕士学位的占到4.9%。登记在册的私有企业数量从1993年的23.8万增加到2002年的243.5万。私有企业的平均注册资本为122530美元，平均有11名雇员。有527家私有企业超过1000人。私有企业的平均税后盈利为106265美元。

表 8-1. 2004福布斯中国十大富豪排名

表8-1显示了以下几点。第一，其中九人是第一代“暴发户”。第二，中国富豪的财富只是外国和海外富豪的零头。第三，他们都在轻工业或低技术产业，很少在高技术产业（丁磊、陈天桥除外）、重工业、国防工业。没有一个公司有能力和全球500强同类企业竞争。第四，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事房地产业，这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严重问题。

今日中国是国内外投资者的天堂。每个省会城市和许多沿海富裕地区都效仿美国建起有围墙有保安的豪华富人区。许多豪宅售价超过百万美元。许多暴发户不愿意让人知道他们有多少钱，不愿意被采访。他们中有些人用不合法的手段挖到了第一桶金。有些通过走私。有些通过1989年以前的投机倒把（如第五章所述）。有些通过炒卖政府合同。有些通过证券市场。十年前中国初建证券市场的时候，作弊猖獗。有些违规操作的人赚了大钱。有些通过炒房产，下面将要讨论。这些都部分降低了私有企事业主的社会声望。[21]一些学者从统计数字出发（最富有5%、10%的人口和最贫穷5%、10%人口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差距，以及基尼系数），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现在比美国还要大，成了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

根据官方统计，2003年2月，29.9%的私有企事业主是共产党员，其中只有5.9%的人是在他们成为私有企事业主以后才入党的。[22]如前所述，这个数字低估了。我估计，加上那四类精英，60-70%的私有企事业主是党员。简而言之，大部分私有企事业主是党员，大部分从前或者现在是干部。

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拥护党和政府，因为他们获得了物质利益，也因为他们担心社会动荡会损害他们的财产。另一方面，国家也需要资产阶级投资、生产更多的GDP、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更不用说大部分私有企事业主本人从前或现在就是党员、干部，因而在大多数地方私有企事业主和国家保持着密切良好的关系。[23]

税收、房地产、银行贷款、黑社会是国家和资产阶级有时会发生冲突的四个领域。第一，资产阶级生产了中国大陆3/4到4/5的GDP，但只交纳了全国税收的1/3或者不到1/3。另外2/3的税是国有企业交纳的。相当一部分私有企事业主在地方政府的庇护下成功逃税。中国资产阶级在过去十年里少缴的税构成了他们现在的资本和财富的一半。这也部分揭示了为什么他们中的大部分从来没有从银行贷过款[24]。国家对逃税当然不高兴。

第二是房地产。大部分私有企事业主经营制造业、零售业、运输、建筑、服务行业。但是，一些人觉得这些行业不能让他们快速致富。他们发现经营房地产是个更好和更容易赚钱的路子。这是因为中国的土地法律十分不健全。1949年以后，在理论上，在法律上，所有的土地归国家所有。近年来，在中国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掀起了房地产热，特别是在上海和北京。通过房地产赚大钱的关键是，能否从市政府批到地，和能否从国有银行贷到款。有了贷款就可以从市政府买地，然后盖楼，再卖掉楼房获得暴利。近年来，许多私有企事业主从他们原来的产业转移到房地产。房地产业弊案重重。[25]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将在近期建立清楚的法律体系规范土地使用。

第三是国有银行贷款难（Tsai, 2002）。每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私有企事业的代表和委员都会抱怨从国有银行贷款难，说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无法得到一分钱的贷款，并抱怨说在地方上贷款的标准回扣占贷款总额的20-30%。国务院每年都保证国家会想办法让私营企事业主更容易得到贷款。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

第四是出现了以私有企事业主为核心的黑社会。黑社会在中国社会有漫长丰富的历史。每当国家衰弱或分裂的时候，黑社会就会壮大，成为导致国家崩溃的主要力量之一。1949年以后，新政权彻底扫荡了中国的黑社会，这种彻底性在从前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文革以后，在一些村子里大姓氏族开始填补权力真空，但那还不是黑社会。真正出现黑社会是在80年代初期，农村地区人民公社解散以后，新建立的乡镇政府无法有效监督广大的人口。在一些村，如果村党支部书记或者村长不得力，有时大姓氏族的势力就会取而代之，大姓氏族的头头通常富裕而且强有力。

之后，一些私营企事业主试图在村、乡镇、甚至区县一级[26]参与掌权。他们达到目的的办法基本一致。首先，他们试图操纵地方选举，贿赂地方官员、警察、检察官和法官。逐渐地，这些人形成以本地私营企事业主为核心的帮派。在官方媒体里有不少关于国家如何消灭这些帮派，把地方人民从他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报道。

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资产阶级只会继续成为上层阶级的一部分，而不会成为国家领导集团的一部分，特别是在中央和省部一级。中国资产阶级还将不得不依附于国家。这不仅是由中国的政治经济所决定的，更是由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简单说来，未来几十年美国的对华政策对中国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影响远大于其他任何因素。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非公经济将继续集中在低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是由今日世界体系的本质和美国的技术霸权所决定的。现在中国的非公有经济主要生产那些美国企业几十年以前就停止生产的低技术含量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国有经济则从事着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这些产品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所不可或缺的、而美国决不会卖给中国的东西，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战斗机、航空母舰、核潜艇、先进的雷达、先进的通讯设备，以及更为重要的用来生产这些产品的机器制造业和高级材料制造业。只有公有经济部门有能力研究、开发、制造这些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公有经济部门现在还雇用着大部分教育精英，尽管非公经济产出中国GDP的3/4到4/5。只要美国不向中国出售、并禁止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售这些产品，中国就必须维持一个强有力的公有经济。中国资产阶级在这些领域里基本上无能为力。[27]

不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无能，而是因为今日世界体系的本质不允许他们领导中国赶超世界先进国家。非公经济可以在中国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过程中辅助公有经济，但仅仅是辅助，而不是领导。只有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中国的非公经济才有可能升级到高科技含量和更加资本密集的领域，但目前看不到一丝一毫美国放弃技术封锁中国的可能性。中国资产阶级因此不得不依附于国家，而不能领导国家。中国的领导集团是各级领导干部。

第五节 中国干部阶级的分化

正如第二章所述，今日中国的领导集团已经领导中国2000多年了。士作为统治阶级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表2-1）的春秋（公元前770-476年）战国（公元前475-221年）时期。士，起源于武士。后来，士变成主要是文士。在中华文明中，士有三条人生道路可以在世界历史上永垂不朽，即三不朽：第一是立功，文治武功。第二是立德，德高望重。第三是立言，传世之作。唐（618-907年）以后，只有有功名的人被认为是正式的士。宋代（960-1279年）名儒范仲淹有一句名言，今天还收在初中课本里，要求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的最高境界是“出将入相”。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也是一种荣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一言以蔽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尊崇源于周朝早期（前1046年）的天命论，从汉朝（前206-公元220年）到清朝（1644-1911年）两千多年，中国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是阳儒阴法，加上老子和孙子兵法。

基于这种意识形态，如果一个王朝顺天爱民，那么士就应该辅佐朝廷管理国家。如果这个王朝罔顾民意、失去天命，那么士就应该揭竿而起，领导人民；改朝换代，逐鹿中原；尸积成山，血流成河；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1840年以后，“天下大治”特指追赶先进国家，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振兴中华。

1840年以前，士、地主、大商人构成统治阶级。从1840年到1949年，在华列强、军事领导人、民族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士构成统治阶级，以在华列强和军事领导人为核心。从1949到1958年，地主阶级被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中被赎买、有的合并进了干部阶级。从1958到1979年，二十年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纯粹由士和军人构成领导集团。1979年以后，重生的资产阶级尽管已经成为上层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政治地位甚至还低于1840年以前的地主阶级。由于中国是当今世界体系中落后的后发国家，士和技术官员所掌握的权力比1840年以前还要大。

历朝历代开国以后，都要经历一个统治阶级从开国军事将领向有功名的士的转变、军事科层制向文人科层制转变的过程。对于新中国来说也是一样，但区别在于这不仅仅是改朝换代；更重要的，是领导集团从农业社会精英向工业社会精英的转变。在新中国，这是个从1949年到1997年的漫长过程。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国元勋领导中国直到1997年邓小平逝世。在1997年，国家最高权力从开国元勋之一的邓小平传到了一个有学位的士子江泽民的手中。

我以为，中国目前的科层制不如1840年以前规范。1840年前，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科层制对于一个农业社会来说已经是高度完善、高度理性、高度专业、高度有效。其中很多元素今天还很有价值。中国正在寻求建立一种适合工业社会的科层制体系，但这需要时间。

表8-2. 公务员按级别划分（1997）

来源: 《领导文萃》, 1998, 第八卷, 第110页.

1997年底，共有570万公务员。表8-2按级别显示了他们的分布。对于企事业单位的干部找不到同样的数据。4000万干部中，县团级以上干部或许有200万到300万人，地市级以上干部或许有10万人，副省部级以上待遇的干部或许有20000多人。这20000多万人是中国的高级领导干部。1998年2800万专业技术人员中，158万人有高级职称，835万人有中级职称；[28]其中，或许大约有3000人享受副部级以上待遇。实际上，现在基本上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领导都有高级职称。同时，越来越多的党政领导干部也有高级职称。例如，2005年，政治局九大常委全部都是高级工程师。[29]

简而言之，4000万干部，1000多万私营企事业主，加上人才市场中1300多万（现应为2500多万）准干部，构成了中国的上层社会。四千万干部中的三百万到四百万副县团级以上干部和副教授以上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构成了中国的领导集团。其中，约三万五千名副省部级以上待遇的干部（在职或退休）是真正的高级领导干部。现在，正是这个领导集团和这些高级领导干部正在领导中国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伟大转折。很少一些私有企事业主也在这个领导集团之内，担任各级人大、政协的副职或常委，但是直到今天还没有私营企事业主成为进入权力核心的掌实权的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上层社会之下，依次是国企工人、城市非国有工人、农民工、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