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第五章生命界域的喧嚣
五、求安与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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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安欲，是有机体躲避压力，把反压制活动降低到一个合理水平的聪明本能。因此，生命都趋向寻求自己托庇的一个角落，一个可以控制的生存空间，为的是以更少的精力从事更多的业务，享受更多的乐趣。对以求安去减少消耗的战略，慷慨的大自然报以安静的、食草兽式的清福。从相异角度说，年轻的有机体并不热爱“安逸”剩余精力捉使他积极寻求行动的机会。衷心求静、不思变迁──这是垂暮者的倾向。不多的精力节制了他的行为，使生命活动水平渐趋低落。这也算得是发自本能的自保战术。
从相同角度对生命现象作一鸟瞰，将会发现各种性情、各种年龄阶段、甚至各种竞技状态的动物，或多或少都带有求安性。它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同等功利效果之下的节约原则，庶几成为一个“规律”。这是在本能指导下 “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
综合说，一时的求安是再度运动的起点，正如狮子在出击前先睡足了 “懒觉”。耶稣在审判式的传道前，先在旷野隐居多时。而主流的求安倾向则是生命开始没落的标志。“生命在于运动”。与运动相背的思安甚至苟活，是不会带给生命以真正福音的。
我们所以采纳了上述说法，也许还是出自精神上的无奈：如果说宇宙的本性是运动（压制与反压制），那么，人的本性就是相应的“无常”，是境遇上、心理上“交相错落的不安”；要想在不安的人生之海上，求得一块实在的安全之岛，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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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安欲的一种派生欲望是对空间的占有欲望。不受侵犯的、享有主权的边界，独占或分享（这是独占的力量不够时采取的一种妥协方式）的版图（国家）、稳定的地产（庄园）、崇山峻岭、无际山林──是作为生命安全的各层保证，而被各种生命样式追求、把握着。甚至连植物界也有它们关于领土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在我们人类看来是采取了沉默的、根须校体伸张的形式。生命的世界，是依其占有生存空间的形式，而悄悄分化为各物种、各种族、各社会、各阶层的多层面的大立体从山遍到海底，从冰点到沸点，从最潮湿的沼泽地到最干燥的黄土高原。即便在同一个池塘中，不同的水层也生活着不同的鱼种。
从较广阔的视野看，若不能有效地保持对某片空间的控制权（不论这片地盘多么狭小），就谈不上安全问题。占有空间的欲望，实际上只是追求安全的派生欲望。这样看来，现代城市中日趋严重的住房紧张，就不仅是个单纯的居住条件问题。现代工业文明对大多数人的生活比之原始部落的生活并无根本的改善。西方社会没落的一大标志，是流浪者队伍的日益扩大。这在以西方世界的首脑自居的美国社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尽管我们知道，流浪生涯并不总是由于物资的慑乏（如缺乏建筑材料）所引起的，心理压力导致的流离感，会使它变得更危险。难以平息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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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蜂窝状况，使现代居民因不断受到挤压而一再变态的心灵（如果还有一个器官可以被叫做心灵的话），不断向超现实的方面去寻求慰藉与出路。所以，电影、艺术、科学幻想，受到欢迎，甚至连远古的神话，也成了文化市场上的畅销货。这是一个大众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人们之追求精神上的目标，不是出于对物质生活的餍足感，而是出于奢望！出于奢望与新的匮乏之间的矛盾所激起的空前物欲。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古代的艺术与高级文化达到了惊人的优雅、神秘，而现代的艺术与高级文化却沦落到街头化（即流浪者化）的境地里。很显然，古代人用以抒写性灵的东西，被现代人一再投放到应因物欲高涨与精神苦恼之间剧烈冲突而起伏不已的文化市场上去了。于是，“市场规律”就侵入了性灵的领地。它使文化的外观徒增一时的光辉，而失却了原本含有的那种引异功能隧力。那种功能不是投俗所好地满足市场需要，而是来自体验与本能中的真诚，而具有文化史上的永恒性。
文明社会的蜂窝状况，也是现代特别流行的精神病症和暴力行为的压力源。拥挤的生存，以及因为摆脱不了这一困扰而产生的烦恼、沮丧，从根本上造成了对他人的厌恶与嫉视。更深地剖析一下，减少人口压力的要求，不仅有理性的规划意识在起作用，还有非理性的原始嗜杀性作为动力。“从长远看（比如一代人以上，，后者或许比前者更有力。没有自己空间的人，是谈不上自尊的。没有自尊，则人性中的可贵成份（如爱邻人、宽容性、合作精神等等，，将被无形地抑制掉。而各种破坏性成份则势必急剧增长。这使社会的内部压力变得愈来愈富于爆炸性。再强固的社会结构，也经不起这种压力的持久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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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空间的冲动，在农耕居民身上也许比在城市居民身上表现得更充分。它生气勃勃，充满了良好的自我感和永恒感（和大地母亲亲近而激起的一种感情）。农耕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切近人性的原始，他们渴望攫取空间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预防饥饿，而不是陷于人海中而实行自我隔离的冲动。后者较之前者，是一个更高的生存目标。因为，没有必要的独立欲甚至“孤独感”，现代的灵魂几乎无法生存下去；因而，这又不失为文明世界中一个更有持久力的冲动。当然有一天，文明的大厦也许会倾倒，人们追求自我隔离、自我放逐的倾向，也会随之消失；但控制生活资源的意志，却与产生了这一意志的生命本身一样，是永久不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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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明取得外部胜利的节节扩张的喜悦中，有个恒定的、复仇式的隐忧，在各种文明的进程里产生并日渐扩大了，许多占有欲在文明的狭窄轨道上迎面相撞。它们相互挤压、相互抑制。各形式、各个体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都自觉“正义在我们这一边”。一种普遍的怨恨以令人惊诧的理由和速度迅速传遍人间。对不曾身临其境的人们，这些理由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但其被接受的速度却是吓人的。压力的作用（且不谈文明外部的险恶环境，仍在向文明和文明圈内的居民不断施压），使有机体再不能轻易遂其占有空间的欲望；这受挫的欲为反弹回来，落在他自己和文明体系其他成员的头上，转换为一层新的压制！因此，节制个体的欲为，并从宏观上调和它们，以便使社会降低内在的紧张状态，就成为伦理学的一项永远不得安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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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许多世俗生活的失败者，以悲惨的自杀来了却一生？是因为他们再也承受不住那种投射出去而后加倍反弹回来的欲望之力。有机体被自己身上产生出来的反压制力量以十分悲惨的方式给压碎了。这是不愿意接受失败厄运（即屈服于失败的局势）的意志，所能采取的一种较原始、较果决的出路。即以死去摆脱永无止境的压制感──如果战胜不了它。除了遁向另一个遥远世界的自杀，在无以挽回的失败以后，还有一条出路，升华与变态，如流浪与自我放逐。一开始的流浪，往往是被迫的，是失去自已固定的生存基地的结果。但后来，流浪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特殊的嗜好。然而即使在最无所牵挂的流浪中，也仍遗有对故土（或想象中的“故乡”、“祖国”，精神归宿等）的深刻依恋，有着对“属于我的生存空间”的空灵追逐，有着对无意识的占有欲念的神往，尽管这种种意念被寄托在了漫漫的行程之中。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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