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第五章生命界域的喧嚣
八、转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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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是压制，“吸引”也是压制，也许是更难以分析、更难以描述的压制。
所谓有机物质，首先是一种无机物质，然后才可能成为有机物质。所谓动物，首先是一种植物，然后才能成为动物。所谓人，首先是一种动物，然后才可能成为人。所谓天才，首先是一个普通的人，然后才可能成为天才。……参悟了这层意思，也就理解了“精神”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可限性。“精神”首先是生命驱动的反击力量。“反映”是一种“反应”；“镜子”原是“心灵”。而被枯燥乏味的人们尊为“理性”的东西，又岂能“脱水”于人的本能、情感、直觉？
说生命、存在“起源于宇宙的异常态”这并不确切。应该说，“生命起源于宇宙的反压制力”。压制或顺从压制，被目为“常态”；而特强的反压制，却被贬为“异态”、“变态”。变态起源于抗压的特别（而非“一般”或“正常”）的需要。推而广之，灵魂与生命的关系也是如此。即，灵魂来自生命世界特别的抗压需要；灵魂──是抵抗运动的激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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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需要压力，它甚至追求压力。缺乏压力或压力不足，会使生命陷于休克。一如过强过猛的压力，常会使之昏厥过去。人，尤其如此。我们看到颇费解释的“自讨苦吃”：古代和现代的苦行僧们，残酷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并非为了现代市民唯一理会的功利目的。于是现代的市井学者，就冠之以“变态”与“自虐狂”的恶名。但只要用人性的透镜审视一下，就不难发现，这类自戕行为的功能其实在于，向（由于缺乏压力而陷于衰靡的）存在体，施加“无意义”（即缺乏世俗功利价值）的压力，使之振作起来以避免生命因外压过小、内压过大而造成的失控及“内出血”。所以，许多自戕行为并不是虐待，更不是自杀。这是生命在特殊情况下特定追求的“保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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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绝对值，并不取决于他所应付的压力本身的消失或转移；进而，也不取决于他对压力形态的成功抵御。这些外在的记录，并不是纯然的“主观努力”所致，许多结果是偶然的机遇造成的。庄子因此在一种最深刻的理性精神的驱使下反问宇宙：“命矣夫？”他等于说，以成败论英雄，只是世俗权力崇拜的遗留标准。衡量生命的成就，应该采取另一种尺度──即，以生命所包容的反压制度数，为至高的标尺。
纯用科学的方法，很难测度反击压制的度量，更难去破解压制力与反压制力之间相互移值的有机渠道。生动的体验和直觉的静观相加，庶几能把握这充满动态感的消长盈虚。以有机体的器官为例，它既是有机体抵抗环境压力的有效手段，又构成有机体的讨厌负担。它帮助有机体应战之后，又向有机体提出索求甚至挑战。手段，这是反压制力的功能表现；负担，这是力量转化的结果。这里充满了令人目眩的矛盾？也许我们并不能知晓哲学上的“矛盾”一词，但我们知道，这里确是横直着难以理喻的道道阻隔、距离；只有极为优秀的直觉，可以勉强穿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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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其然，这是“经验”。
知其所以然，这是“科学”。
经验知识与科学知识，并不像现代人幻想的那样可以划上等号── 经验的精神与科学的精神可以说是截然相反、指向两端。前者来自特殊、推己及人；后者则重视一般、强调概括。前者要求举一反三；后者却追求省略。它们永远在相互琢磨着，比试着……经验与日俱新，它基于人的感知与体验。即使是原始人的经验（包括他们的巫术技能），对我们仍有裨益。原始的经验有时反倒显出长青不败的生命力，它更少受到智性批判的渗透，神秘得足以激发持久的想象力。但科学的“日新月异”，则意味不断地自我否定。因为它立足于普遍化的合理假定、排异化的逻辑推理；它对现象世界的把握既是绝对的，则不免是荒谬的──如旧科学在新科学面前，就是十分明显的荒谬！
我们看到，科学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对现象世界的概括覆盖面极广，而在于它自我否定的动态立场（如果把整个科学进程看作一个大系统）极其活跃。在中国的传统心理中，自我否定是最糟糕的幼稚表现，其义近乎“自相矛盾”。因此，我们的心灵不是倾向于去发现真知，而是满足于“自圆其说”、“前后一贯”。这就难免使我们的理论世界趋向于硬化、衰朽。这是智性的活力开始衰竭的理论化的表现。有活力的思想，则注重“转换的功能”。它确信，活力来自转换，形式的恰当转换可以保证功能的完满过渡。它的消息是：功能比存在更重要；功能决定存在。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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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各个器官，是发挥着各自功能的“机关”，它为此而活动着、存在着。不活动了，便不存在了。每个身体器官，就像每个社会组织，其实根本没有能力独自展开针对外在敌对势力的“反击战”，它们于是只得协同一致共同作战：共同缓解压制力量的专横倾注。就此层次而言，机体是个共存共荣的“攻守同盟”。“结盟”，本是生命从古以来也许直到永远的伴生现象，并非战国时代的独有智谋。在当今这个全球范围内的大战国格局下──结盟可能意味着主权国家的垂死挣扎。
同一个器官，同一种功能，有时是反压制的天骄；有时则为压制的暴君。关键在于：它冲力的矛头是指向外部压制，还是指向“同盟体系”内部？前一种指向是天骄的模式；后一种指向是暴君的模式。其实，一个社会有机体又何尝不是如此？“一分为二”、“好事变坏事”的辩论──经由上述注解则获得了更严肃、更深刻的含义：功能高于一切，正如皮相地说，“关系”决定了形态，也决定了事物的命运。
有机结构的每一部分，都间接承担了普遍压制的一份力。
但阴性的暴君是如此强大、柔韧而无孔不入它透入各种反压制的形式、力量、行动之中，并变相支配了它们。我们知道，有压制（因），有反击（果）；却很难从具象上分辨哪是压制力（因），哪是反击力（果），除非依据各人自体的反应和感受。这，已近乎穷尽人的智慧的边缘永远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宇宙能被人的智能活动所“穷尽”吗？历史上常见的倒是，人的智能被宇宙运动（包括狭义的历史运动）所穷尽、所扭曲。这就是所谓“文明的衰落”。往往是在“衰落”中，人才更清醒地发现自己及自已在宇宙中、在生活里的真实处境。所以，认识的客观性便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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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行为（如苦行或是殉道）起源的探究，不应停留在宗教教义、道德训诲、或理论学说的字里行间；而应深入到苦行者的心理深处、生理需要的底里。宗教是本能的一个延伸，尽管它时常克制“容易的、低流向的本能”，而追求高纯度的本能力量的结晶，从而采取了反本能的假象。在生活的斗争中，理论学说也极少发挥“指导”作用，它倒更经常地去为已然的行为作辩护；或对将要发生的事，作出预告而已。社会的压力，只能使人一时间地托庇于某种思想洞穴，却不能持之永远。不错，人是在历史的框架中活动的。历史研究者，若不因此把历史中的人当作活动着的人去研究，就不免谬之千里地把人等同于标本（作为某种主义的历史解剖学的无生气的标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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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与“缺陷”永远是生命的忠实伴侣。个体的“缺陷”被叫做“疾病”；种族的“疾病”被视为“缺陷”。
个体的缺陷显而易见，粗率的观察加上简单的比较就能发现。种族的缺陷，却隐蔽得很深很深……你在不同的物种之间，怎能进行有效的比较？它们的活动空间各异，行为方式悬殊。这样，甄别赖以进行的可比性准则，突然消失了。种族缺陷的发现，往往通过群体的挫折，需要大规模的失败作为代价。连绵不，断的集体性失败，使勇敢的人产生了怀疑与扰虑，并急于罢揭示它的根源。“失败是成功之母”，固是不错，但二者间必要的中间环节“发现”与“矫正”绝不可少。与此正反，一般的种族成员却反对揭露而热衷于掩饰：唯恐暴露会对自己的心理带来震荡。保护弱点、颂扬缺陷，成为一种古老的风尚。只有战败的压力和耻辱，多少还能弱化一点这类顽固的“特性缺陷”。若不经历一次次群体性的挫折，谁能发现缺陷？谁能说出缺陷？又有谁去相信他所说的呢？这就是最深刻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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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总是无法去彻底地“适应环境”。即使古老的“活化石”，也难以做到与环境协调得“十全十美”。只不过是它们太老了，无力再行改变，就此维持下去，直到自己的“世界末日”。要改变自己，比重新选择环境还要困难。它牵涉到基因群落、行为组合的遗传变异。人类好几万年没有这方面的进步记录了。
不能完全适应环境的压力，就多少带上了生存的包袱。负累给人的缺陷感。对人类心智的挑战，构成了文化起源、发展的基本动力。人与环境之间的不平衡态，就托付给文化去平衡。人的生物缺陷（《旧约·创世记》对此已有启示），使文化成为必要的、“美”的。
生命的特点是：既然消除不了自己的缺陷、治愈不了自己的“疾病”；他使求诸心理的自卫：扬长避短，或以长护短。结果是所长日以长，所短日以短。这在人类文化史上的表现尤为突出。反压制力的不平衡态并未消除，反而加剧了。正如文化，本来用以调节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环境间的冲突。但步步深入，在许多方面，反使冲突激化了。这是生物的悲剧，还是文化的悲剧？消除不了悲剧，人们只能以悲剧为美。战国时代（这次叫做“全球化时代”）的风格是追求“崇高”的，因为人们已经无法平静地生活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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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的自卫鼓励人，以“过”弥补“不足”，这并非一个孤立的心理现象。它是延伸到、支配着各条生命旋律的普遍主题。它渗透各种生命现象。在不接受遗传法则的拉马克学派看来，弥补的努力甚至构成生物进化的杠杆！有一个悠久的事实为他们的固执作出了强有力的支持。用发展优势的策略去抵消劣势这并非人类及其文化特有的战争智慧；而是生物界最基本的本能之一。
有机体是个异常精明的投资者。它凭着本能的直觉，就知道去哪里进行博变更可能一本万利。它并不用刻苦的专业训练，就知道把“好钢用在刀刃上”──在最能发挥总体优势的角落，集中投注宝贵的精力。它善于对压力的网络作 “重点打击”，以求在一个最有效的时空焦点，取得击倒一个就是击倒全部多米诺骨牌的“战略胜利”。
这就是“弥补本能”的大部分奥秘之所在：
生命各形式，恰如《庄子·天下》篇对先秦各学派的历史总结， “各引一端，从其所善”。各引一端，是占领自己的位置时所取的表演形式；从其所善，即是在生物链上有效地谋求自身的延续。生命被简化为对空间的占领；而对时间的抵抗即为“善”。例如所谓的“事业”──只是生命的洪流藉以决堤的一个出口。反压制力，孵化出人的生命，孵化出精神的活力，孵化出天国的静谧。强大的压制激起强大的反击，强大的反击力造成了空前的内在紧张……为了缓解这内外交迫的歇斯底里状态，就需要说服人的判断力，使它同意发放通行证。“事业”，因此成为全球化竞争时代最有普遍说服力的投资对象。而实际上呢，大自然的目的，并不系乎人类的“事业”，而是寓于以发泄为诱导的“力量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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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最深刻本能之一，就是渴望准确、有力、见效的行动。他比低等动物的高贵之处，即在于他深受行动意识（而不仅仅是行动本能）的驱动。这就是人性意义上的“内驱力”。这种心理性而非生理性的力，是文化得以日新其德的活泉。哲学家们称这力为“意志力”。动物主义者则称之为“力比多”。一个体质上很羸弱的人，但可以有很强的心力。体质上强健无比的人，可能在心力上却弱得可以，有时游移得令人发笑。现代生理学无法令人满意地解释这一悬殊。它只能说，“这也许是遗传……”：正如古人说，”这也许是天意……。”
在我们看来，事情可能是这样的：行动的意识，使人的能量完成了升华与移位：肉体的力，化为意志的力。意志的力又化为精神的力──精神在性格上比意志更富于群落意识！这样，力的转移也就引发了原有空间的相对空虚，强健的躯体变成羸弱的躯体；或是相反的，薄弱的意志变成柔韧的意志，定点的精神变成周流的精神……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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