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第五章生命界域的喧嚣
十、“突变”的诸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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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本是起源于遗传学的一个观念。它的原始含义，是指染色体和基因研发生的超常规、革命性的组合、变化。这种变化深刻支配了有机结构的发育，并决定其发育后的形态。先天天才或先天的畸形者即基因突变的特例。由于突变是非功利的、无规则的、盲目的，因此在多数情况下，突变对有机体具有致命的后果。但当外部压力发生特殊转移的非常时期，某些特例突变则于不期然中，恰巧构成新物种诞生的契机。由于突变造成的样式是那样繁多，由于突变在经常不断地进行，最后，总有一些突变的结果被选择出来，垂范未来。有些突变是由外部的刺激引发的，有些突变则按有机体内在的代偿机制而自行发生。
关于突变的机制，现代遗传学也还没有完全搞清，这使它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印象。但可以认为，突变现象和各种貌似盲目的生命活动类似，具有模糊的针对性和潜在的功利性。它是这样一种“本真”；为生命短时每刻所面临的那些茫无涯际的、未知的、不断变异着的环境挑战，保留了“种族性的变态反应”的余地，为新种族新形态提供了作为种子的“样品”。从长远的根本看，这有利于种族的自保、延续。尽管对“蒙主宠召”的当事个体来说，这往往造成生活意义上的巨大悲剧。
生命的历程所面对的外在环境，是生命自身无法从根本上予以干预的。因此，它便仰赖突变机制，在非常状态下为种族延续闯开一条新路。即便，这意味着对一些个体的先天牺牲，也在所不惜。幸运的是，当环境的压力重心发生了明显移易之际（如气候的剧变、食物的匮乏、地理上的沧桑迁异以及其他灾难），在原先的压力争件下属于病态的有害的突变类型，将有一两种被优选出来，通向新生命的众神之门，将为他们洞开。
先前（即旧环境中）的许多不成功的突变形态中，由于新环境的新型压力，会有少数者更能“适应”因而更有力量、更有智慧的样式被保留下来。他因此成为“始祖”，他因此承前启后，使生命的音响不绝如缕。使生物世界的库存避免了毁灭或锐减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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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探索事物本原的视线拓得更远，就能望见──突变现象，确是广泛生成着的万事万物崭露头角的大关键。不仅生物世界有它的踪迹，甚至非生命的无机世界也有它的影子。突变不仅涉足遗传领域，历史文化的社会界域同样也有它无形的王杖。它的威力也许常被忽略，但却超越时空的藩篱，而直入存在的堂奥。胚胎当然会发生不可见的悄然突变，“业已定型”的个体也会发生令人瞠目的显见突变。这在生物学、心理学上都可以找到相应的例证。落实到文化史上，有些老迈的文明实体或是传统社会，竟也会像原始民族一样发生文化巨大的突变。例如，古埃及人皈依了福音，成为新的柯普特民族；古希腊人皈依了福音，成为新的正教民族；古波斯人皈依了伊斯兰教，组成了什叶派教族。这种惊人的奇观，实际上遍及宇宙的每一角落、每一瞬间，永恒的生生灭灭、川流不息──投注到我们的心灵之眼，就是文明的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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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历史的迷雾，透视那些被习俗的尘埃和群落的健忘所掩蔽的往事，就会在各个领域中通过不同的方式发现各色各样的突变故事。有许多伟大人物的生平，都曾被一个强烈的“心理突变”（它的特点是不遗传的；因此不属于生物学城的突变），所震荡、移易，使他们就此成为不同以往的“新人”，一个与旧时之我决裂了的“怪人”。伟人的生平由此裂变为二。它的前一半，在外观上与常人别无二致；它的后一半，则是伟人的特殊所在。作为木匠儿子的耶稣，竟以十分违背习俗的方式宣称，“没有人知道我从哪里来。”接下来，他进一步自命为上帝之子兼为上帝的使者，以此宣布救世主时代的来临。剖析耶稣的生平，其裂变的契机，是发生在“施洗者约翰”对其使命的预言之时。约翰的预言，触发了耶稣的心理突变。这本来也许纯属私人性质，但终于，通过个人的超常心理这一媒介，而对人类群体的文化过程发生剧烈的辐射，并以此获得了神性。以致后代的研究者们也很难说清楚，这一个人心理上的突变，仅仅是历史方向的一个征兆式表现呢，还是创造历史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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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生物上、心理上的突变，还有社会上、文化上的突变，作为前者的衍生或平行，作更大深度的立体式扩演。作为社会历史各层面的突变，除有生物、心理方面的突变为基础，还有现实生活、文化形态上的危机失衡，为其磐石式的前提。否则，个体的心理突变岂能迅速扩展为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等广袤领域中的历史运动？突变是从个体发生的，沿着个体的路线纵横交错，最后才联成足以变换整个格局的网络。待定的个体，是社会、文化突变的种子，而社会文化的形态危机，则是一块适宜的土地罢了。没有这点个性，就不会有这丛思想，没有这片人格，就不会有这圈文化。没有这样一个业经突变的人就不会有这个变换社会文化格局的群体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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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的事实，揭穿了文化上的宿命论所依据的既成性与荒诞性。文化，并不是按照任何一条固定轨道去发展的。突变的发生，一再强有力地改变了文化、社会的前进趋向。正是基于这点，依赖于统计数字、消长曲线所作出的合乎变化规律的“科学预测”，绝大多数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没有把也不可能把突变的因素包括进它的演算程式中。这种意义数学的缺失，靠什么去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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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内力，正在孕育今天还无法具体言说的一个突变。那出人意表的奇观终会一新世界的耳目。它会滋润沙漠里的居民、超度沼泽中的猎人，以其惊人的胆魄，把社会文化的命运推入一条新轨。使那些藐视它的人遭到遗忘；使那些拒绝它的人备受困苦。各种成功的突变，就其设计与完成而言，是“无为”的，就其功能与影响而言，又是“无不为”的。即它是被人所不知的机遇、意志，拣选出来并予成全的；又在人所共求的需要中，得以流通。不论突变的机制多么复杂，它都毫无例外地可有针对、可有补救──这就是庄子所问的“命矣夫”的真正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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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实体”此“文化的形态”拥有更大的可塑性。即，民族实体可以通过重新“选择”去变易、变通自己的文化形态；而文化形态却无法通过重新选择一个民族实体去获得再生。因此，“民族”为有力的人格和有力的个性，提供了创造的宽阔余地。他们在群体命运的转折关头，自然奉献自己的突变之果、变异的品格──去回报群体所给予的富于远见的宽容。博大精神，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道德理想”，而是一个生命群落、民族整体的力量标志。博大，就是在召唤民族之力、突变之力、再生之力。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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