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媒体推动了中国

　　中国正处在一个社会急剧转型和变迁的进步时代，转型节奏使这个国家每个年度都会呈现出一个鲜明的年度特征。2006年最后一页日历快要翻过去了，这一年的舆论空间异常纷杂，任志强依然在挨骂，但房价悄悄回落，李毅中还在发火，矿难却照旧频仍，网络被斥为万恶之源，网民仍不可阻挡地壮大到1.2亿多，股市崩盘论言犹在耳，沪指却眼睁睁地越过2400点，这一年该是个什么年？
 
　　撇开舆论表层那些话语泡沫，在改革转型的滔滔洪流和宏大的政经剪影中观照现实时会发现：2006年是中国深刻反思的一年，不仅思辩的程度空前激烈，而且是渐出混沌，拨云见日的一年。

　　

这是中国诸领域全面反思的一年。首先是“改革”的反思，中国改革已经从前几年人人受益各方齐头并进的增量改革时期，逐渐迈进了损益划分明显，发展快慢不均的存量改革阶段。这种背景下，原先支撑社会的一些改革共识渐有歧见，社会进入了一个改革认知失调期：人人都在思考这几年自己的得与失，原初的共富承诺能否兑现，除了物质社会还需要什么？然后是“开放”的反思，借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五周年的历史语境，国人根据金融、汽车、农业等消费方面切身的利益感觉，对本国市场对世界的开放程度和得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呼唤出“和平发展”所需要的国际视野和民族发展的新诉求；财富的反思：顾雏军等富豪纷纷落马引出民营企业家“原罪”的大讨论，引出财富伦理和辩证史观的反思；文化的反思：“超女”糟粕精华之争、中医存废之争、中国龙存废之争也让公共空间一直充满着喧哗与骚动。

　　在利益困惑中反思，在反思中博弈，在博弈中重新定位，对宏大改革话题和周遭切身利益的反思构成了2006年中国社会的主旋律。这不是这个国家心血来潮，不是这个社会突发奇想，而是中国改革发展到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社会情态。

　　在这一年，我们欣慰地看到，痛苦反思有了初步成果，一些基本共识已经达成，并成为党和国家的意志：改革毫不动摇，发展必须科学，经济又好又快，道德沥清荣辱。在这一年，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构建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28字要求反映出了大众的共同心声。

　　回顾这个反思年，媒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回顾反思年那一点一滴的社会进步，都可以看到媒体在背后推动的影子。

　　当年盘点2003年时就发现，媒体对那一年的推动作用至关重要。从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到对死刑核准权收回的呼吁，从无数的网络签名运动到“乙肝歧视”引起的行政诉讼，媒体在一次次公共事件中效用日显，弘扬社会正气，传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实施舆论监督——其实从2003年到今年，随着民主法制的健全、传播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开放度的提升，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中起着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

　　回顾即将过去的一年，说媒体推动中国2006一点也不夸张。我们不难看到，他们虔诚地讴歌社会中那些震撼人心的大善大美，通过赞美刘默涵的爱心凝聚社会的爱，通过褒扬华益慰的仁爱向社会注入暖流。他们忠实地履行着舆论监督的社会角色，曝光退休高官的丑行，揭开跨国公司的污染内幕；他们积极地为公民捍卫自己的权利鼓与呼，旗帜鲜明地力挺质疑养路费合法性的周泽；正是在媒体追问下，彭水县公安局承认了秦中飞诽谤案属于错案并进行了国家赔偿，维护了司法正义；正是在新闻持续的报道中，不少地区泛滥的高考加分开始收敛，推进了教育公平；也正是在新闻的介入下，沃尔玛泉州公司在深夜成立了其总公司在全球的第一个工会，并在其他跨国公司中引起链式反应，毫无疑问，这是扬弃“引资至上”执政理念的标志性事件。

　　更为可贵的是，我们的媒体能够准确地把握住时代的脉搏，顺应社会变革的潮流，主动地以媒体和新闻的力量去推动一种历史进程。从刊发皇甫平的《改革不可动摇》到发布胡德平的“清算‘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成绩”；从热议《大国崛起》到争论《我们走在大路上》。这一年，媒体体现出更多的清醒，提供表达平台推动社会讨论，为反思设置各种新的议程，让最大多数人能参与到争论和反思中来；这一年，媒体表现出更高的自觉，自觉整合自身的各种资源服务于反思，发掘典型事件为反思提供新的视角，以深度调查报道推动反思的深入；这一年，媒体显示了更显著的成熟，在报道和评论中传播民主法治等开放社会理念，排斥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引导反思朝着理性化的方向推进。

　　“推动社会进步，服务青年成长”是本报的办报宗旨。2006年，有一些微小的新闻事件，由于对制度层面的推动而变得格外重要；有一些普通的新闻人物，由于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而显出夺目光彩；有一些家常的新闻话题，由于击中要害而引发震耳回声。

　　于是，我们在他们身上投入更多的目光，在年终的时候，把其遴选出来，呈现在这里，希望成为一种版本的历史草稿。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