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清来稿：余英时先生的独到见解

万维读者黄河清来稿（原题：余英时先生的独到见解——《士与中国文化》读后感）：

一年前，友人向我推介余英时先生的著作并寄来了书，我又从大陆寻觅几册。我钟意其中的《士与中国文化》，很认真地拜读了，记下心得体会。现在整理成文，是为读后感，向余先生及同好就教请益。

毛泽东骨子里看不起知识人，最不屑的嘲讽就是：“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的透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过去知识分子这个‘毛’是附在五张‘皮’上……现在，知识分子是附在什么上呢？是附在公有制的皮上，附在无产阶级身上。谁给他饭吃呢？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现在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的饭。”（《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

一句“五百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从根本上摧毁了知识人心中自重自尊自爱自养自立的理念。毛泽东口含天宪，无论你服与不服，假服真服，绝大部分知识人是认了的。嘲讽知识人“韭麦不辨，五谷不分”的八个字以最大音量最广形式的喋喋不休重复强调，使知识人忘了自己的发明创造可以取代千万人的体力劳动，忘了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技能数学物理化学手术刀绘画笔五线谱……则是穷一辈子也难尽其妙的，还彻底地忘了常识——半分钟可学会辨韭麦五谷；于是真的自惭形秽起来，真的以为自己要靠工农共产党养活。

于是知识人总认自己是毛，总是要找到一张皮来依附，才放心，才感到有了倚靠，才能高枕无忧，才会为皮的辉煌而大展其孔雀开屏的功夫。由此可知专制治下的知识人从整体上来说是服务于当政者的，是御用文人。他们沦为帮凶帮忙帮闲是最顺理成章一点也不奇怪的事。

这样的毛，没有自己，只有皮，只有主人。清人汪中将知识人作为“毛”的无奈和可怜描述揭示的淋漓尽致：“一从操翰，数更府主。俯仰异趣，哀乐由人，如黄祖之腹中，在本初之弦上。”操翰，就是幕僚幕友。黄祖、袁绍袁本初是三国人物。现代政界的“毛”，时髦称智囊、智囊团。胡耀邦下台，他的“操翰”就得“更府主”；赵紫阳软禁，幕僚们连更换门庭的可能也没有了。

海外流亡者知识人也从根子上被毛泽东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洗了脑子，完全接受了做“毛”成“毛”的训示。他们的身子离开了大陆，但是他们的心还是党文化的俘虏。没有皮，就觉得活不了。因此，就总要找皮依附。许多人许多时候，投靠无门，孑然惶然，衣食无着，时不时地流露出十足的可怜相、巴结相、不知所谓相。洋大人投靠无着，甚至会转而试探走回头路。1997年，屠杀学生和平民的罪魁祸首邓小平死了后，海外知识人的表现是最可悲最可怜最令人沮丧的。

1997年4月号《北京之春》发了一期“盖棺评邓”专辑， 共有十九篇评邓大作，六篇集体的，十三篇个人的。绝大部分文章在批邓、评邓的同时都要为邓颂功摆好，或为邓颂功摆好时批邓、评邓。最能说明问题和表现出感情色彩的是对邓死的用语。直截了当说邓死了的六篇，其余十三篇或说“逝世”、“去世”、“与世长辞”、“离开人世”，或挖空心思说“走了”，甚至有说“值得我们悼念和追思”的。小心翼翼，温情脉脉，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心态跃然纸上。

无论世人、历史将如何评价邓，无论中共将给邓小平戴上多少顶桂冠，邓小平作为中国民主的头号敌人，则是可以盖棺论定的。57年反右，66年文革，79年西单民主墙，89年“六四”，邓小平差不多每隔十年都要向民主举起屠刀，恶狠狠地砍下来。就这一点上，邓之罪恶比毛有过之而无不及。“六四”死难者血迹未干，冤魂未散，反右以来数百万以至数千万志士仁人、无辜民众受苦受难受罪的惨状犹历历如在目前，何能对邓这一罪魁祸首评功摆好！无论以何为借口，全面也好，客观也好，公正也好，和解也好，宽恕也好，都是对死难者和自己的背叛和侮辱。等邓氏同伙及其家族，等中共对此那怕是有一丁点的认罪、忏悔、歉疚，我们再来全面、和解、客观、公正，再来宽恕，难道就迟了？难道就来不及了！试想，对希特勒，会这样遣词造句吗？对斯大林，会如此情深意重吗？

   中国文化生封死谥，是很有讲究的。古时皇帝死称“崩”，常人死若称“崩”，那种僭越是要杀头的。现代大人物死称“逝世”，平民百姓或不到一定级别一定尊荣的人死，称“逝世”是会闹笑话的。对邓小平这个既屠杀自己亲友又赶得自己弃家离国别妻抛子的元凶如此含情脉脉，从心底里借他的死表达对他所属的那个集团——中共的温情与媚意，只能说这有利益攸关以及文化上的原因——知识人不能摆脱“毛”的依附地位，在合适的时候，就会顽强顽固地表现出来。这也是人性！

   这种羞羞答答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心态源自自身不硬朗、不厚重。轻飘飘的毛总也扎不下根，总是浮在半空游荡寻找依附物。如果自己是皮，景象就会迥然不同！

   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做皮呢？为什么就不能既是毛又是皮呢？自己做皮就那么难吗？就绝无可能吗？或者是可笑的吗？

纵观古今中外，知识人自强自主人格独立，亦皮亦毛的事例成千上万，举不胜举。试看洋人盖茨、索罗斯。盖茨有自己的电脑王国，他捐给慈善事业的数额以上百亿美元计；索罗斯能刮起金融风暴，在香港蓄意与中国大陆作金融对决。有评论曰：索罗斯与赵紫阳打了个平手。盖茨和索罗斯是商人、是大资本家，更是大教授、大学者、大专家、大知识人！

中国春秋时代齐国的鲍叔牙经商有术。管仲与他合伙做生意，却因“贫困，常欺鲍叔”，投资时少出钱或不出钱，分红时则毫不客气地多拿。管仲还有许多其它毛病，打仗时逃跑，当官老是被罢职。“鲍叔知其贤”，全都不以为意，还推荐他为相。以至管仲叹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这是著名的管鲍之交的故事。鲍叔牙要不是能赚很多钱，是不可能那么大度地对待少出多拿的管仲的。管鲍共事桓公，始终得到桓公的信任器重，成就了齐国的霸业，他们自己也得以善终。这与鲍叔牙资产富饶几可敌国是分不开的。

春秋时的范蠡文种佐越王勾践报仇复国。范蠡深知勾践可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对文种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良臣亡”。谢绝勾践假惺惺分国一半给他的许诺，漏夜离开越王，泛舟海上到了齐国经商致富。致富后，又散财。再到陶地，继续经营生意，再次致富；人称陶朱公，民间尊为财神。于是，许多美丽的传说连大美女西施都附会在他身上。文种恋栈，则被勾践赐死。

三国时鲁肃，周瑜称他“奉母至孝，其家极富，大散资财，以济贫乏。”周瑜就受过他“一囷粮，三千斛”的接济。鲁肃最终能接周瑜的班、成为孙权的首辅除了他的品德才干外，家资丰饶也是一大原因。

今人余英时先生作《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辟数章论士商关系。可予人以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功效。（以下所述凡引文者，皆出是书，不另作注明。）

明人重治生。“有一则明人告诫子孙的‘家规’说：‘男子要以治生为急，农工商贾之间，务执一业。’”王阳明曰：“果能于此调停的心体无累，虽终日作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

明遗民陈确曰：“儒者为学有二事，一是‘治生’，二是‘读书’，而‘治生’比‘读书’还要来得迫切。” “陈确所提出的原则正是：士必须首先有独立的经济生活才能有独立的人格。而且他强调每一个士都必须把‘仰事俯育’看作自己最低限度的人生义务，而不能‘待养于人’。”

“良贾何负闳儒！”这是明人的话。“这样傲慢的话是以前的商人连想都不敢的。”余英时先生在借此说明士商心态的变化，实际上这更反映了士商地位的变化和互动的关系。

清才子学者洪亮吉记另一位才子学者汪中的故事是士商关系的最有意思的证明。“一日薄暮，偕中至院门外，各骑一狻猊（院门外的石狮子——笔者注），谈徐东海所著《读礼通考》得失。忽见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舆访山长。甫下舆，适院中一肄业生趋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谒请安，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

汪中看不过眼，以大学者的身份又去折辱了这位三品商官。肄业生对商官的礼敬恐怕纯是看在钱的份上，洪亮吉、汪中能折辱三品商官则是仗着学问名声和士的地位，三品商官乃用钱捐来。知识、金钱、地位，三者的关系纠缠交错而又有一点相辅相成。知识人应该成为这三者的主导！

吾乡贤浙江瑞安商人卓禺由士入商的成功就从主导这一角度证实了士商合流的美妙。

“公既偕同志崇理学、谈仁义，而好从博山、雪峤诸耆宿请疑质滞。……公之为学，从本达用，多所通涉。诗词书法，无不精诣。即治生之术亦能尽其所长。精强有心计，课役僮隶，各得其宜。岁所入数倍，以高赀称里中。”（《梅村家藏稿》卷五十）

卓禺的弟弟卓尔康如是评述乃兄：

“白圭之治生也，以为知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学吾术，终不能告之。夫知、仁、勇、强，此儒者之事，而货殖用之，则以择人任时，强本力用，非深于学者不能辨也。今余之学不足以及余兄；而余兄之为善里中，尝斥千金修桥梁之圯者，岁饥出囷粟，所全或以百数。彼其于吾儒义利之辨，佛氏外命之说，深有所得，岂区区焉与废著鬻财者比耶！”

卓氏兄弟一实践，一理论，完美了儒家德目知仁勇强与货殖（经商）的相结合。如此既士既商、亦毛亦皮，是从士从商的最高境界。

余英时先生说：“我们也决不能夸张明清商人的历史作用。他们虽已走近传统的边缘，但毕竟未曾突破传统。”现代的“士”——知识人完全应该也可以比明清商人走的远一些、深入一些，实现突破。盖茨、索罗斯是西方的典范，中国也应该有现代的鲍叔牙、范蠡、白圭、卓禺。大陆似乎已经有了萌芽、骚动。海外则未见动静。这张“西皮”总是诱惑“二黄”跑调！

九十年代初期，大陆出现了“儒商”一说。有牟其中者，曾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中国首富。“儒商”一说，有论者称是牟其中开的头，无论确否，牟其中说得最多，言之凿凿、言之成章、言之成理，则是事实。笔者曾在93、94年与牟其中有过合作，参与过他的一些商业活动，了解他的一些情况。牟其中最初因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撰写“中国向何处去？”的政论文章被捕坐牢差点枪毙。这个基因融进了牟往后的所有岁月和商业经济活动中。牟能说能写，文章不假手秘书，全是自己动笔。中央党校请他讲过课；黑龙江白城市副市长辞职到他的公司打工当办公室主任；刘华清的秘书因六四被清洗也到了他的公司供职；全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被他耍得团团转；老挝政府代表团因他下钓差点上钩；他上国务院办公室说自己要承包三峡大坝工程；他以三百元人民币起家做成了购买苏联四架飞机的生意；他放了两颗真卫星到天上；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采访他时，他说自己有八亿资产，顺溜的连个嗝都不打；他扬言要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大口子，引进印度洋的气流暖风。所有这一切，笔者基本上都是亲见亲历，可以证实确凿无误！按说，牟其中可以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儒商，成为亦士亦商高境界的典型。可是牟其中功利心太重，玩权术太过，事功太急，导致失败成阶下囚。最典型的两个例子是：“六四”前期，他对公司职员下令，不准去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谁去谁走人。“六四”后的某年，他带领公司高级职员在南京雨花台革命烈士墓前举手紧握右拳宣誓效忠共产主义事业，前赴后继干革命。中央电视台拍摄播放了这一幕，当然是因为牟其中的幕后运作。这种假惺惺作态过了。过犹不及！他作为儒商，忘了儒家这原始的教诲。当局对他的注意就进入了每分每妙的阶段。牟其中的失败是由他的性格注定了的。牟其中作为现代知识人从商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和借鉴，无论大陆或海外流亡者，都能从中获取许多宝贵的东西。

此后，有孙大午者，河北徐水人，从商致富，崇尚儒家理念，于03年被当地政府以“非法集资罪”抓捕判刑三年，缓刑四年。出狱第三天，“县委书记请孙大午‘吃饭’。孙大午带着大儿子，心事重重地前往赴宴，一看出席的人员：县长、政法委书记、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局局长、银行行长，都到了。书记端起酒杯首先为孙大午‘压惊’，并当场对他提了三点希望：一、正确对待对你的这场诉讼；二、今天，参与诉讼的各级部门的一把手都在，希望你正确对待参加诉讼的单位和个人；三、回去以后把企业继续做好，尽量少接触媒体。你说你有罪，个人形象不好；你说你无罪，政府形象不好。静静地听完书记的指示，孙大午表态：‘请领导放心，前两条我能做到，但第三条我做不到。我不能不接触媒体，因为媒体给了我很多的同情和支持，我感谢他们。但我可以不谈案子本身，多谈企业，请书记放心。’孙大午承认自己性格很倔强，记者对他说：‘这种性格很容易出现悲剧。’孙大午答道：‘出现悲剧是正常的，让我感到幸运的是，毕竟社会在进步，在走向法治。’”（《南方人物周刊》钟良）      与孙大午同时或前后，大陆涌现了一大批亦士亦商的知识人。有铁流者， 57年右派，八、九十年代经商有成，期间坎坷挫跌，历经磨难，不改初衷。最可道者，乃无时或忘自己知识人的角色。进入新世纪，古稀之岁，烈士暮年，回到书斋发愤写作。  成功又失败的牟其中、半成功的孙大午、独善其身的铁流三人，是当世士商角色转换融合的三个典型。他们周围都能团结聚拢一大批知识人。知识人中的一部分最终要走这条路。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时代的必然。只有如此，中国才会缓慢然而坚执着一路向前发生质的变化。

毛泽东组织湖南英才赴法国勤工俭学和在湖南进行革命活动，是当时的报业大亨史量才和上海纺织业巨头通过章士钊给了他八万银元。梁漱溟1946年退出政坛后，在重庆北碚创办文学院、中学，自己潜心写作《中国文化要义》，这些事需要的大量资金以及事务麻烦就是依赖当时的运输业巨子卢作孚昆仲的全力支持帮助。这样的例子在49年前很多很多，49年之后则绝种了。绝种的原因，就是制度与文化摧毁了这种可能：所有原先的士商沦为苟活的芸众，除了必要的衣食住行所需要的工资粮票户籍外，他们一无所有；心理上思想上则被彻底地击倒征服，教化成真以为自己完全赖工农共产党养活。

从牟其中、孙大午、铁流们身上，假以时日，但愿我们可以看到史量才、卢作孚们的身影重现。

海外流亡者受西方文化影响甚深。西方的基金会养了许多知识人。流亡海外的知识人，习惯了做毛附皮的贾桂、操翰、智囊、帮忙帮闲的心态，一时转不过弯来，总是还要寻找倚赖，希望有人养自己。殊不知这种西方文化虽有其高明之处，但毕竟是人家的。西方养士文化经过长期的实践，已形成了一整套言之成理行之有效持之以恒的规矩。社会的方方面面互相依靠、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互相玉成；而这一切，则有其制度和大文化背景作靠山和保证。这是与大陆的被毛泽东畸形化了的皮毛依存关系迥然有别的养士文化。流亡者投靠他们，他们予以收留，使你有安身之所，这就是世界大义、人类大义的极致了。他们已做到最好。你却把立命的希望也完全寄托在他们身上。你与他们完全是两码事。你要做的事，无论什么，都是你的故国、你的文化、你的物件，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你却要他们象对待自己国家自己文化的知识人那样对待你。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因为制度法律的规定，因为社会的惯性，不会全然拒绝你们；但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长远，是对你们这样的要求排斥的。你为一时的假象所迷惑，忘了挺起自己脊梁，习惯于因循守旧，接受了残羹冷饭，你就过了，对于自己过了，对于他们，也过了。过犹不及。如何能长久呢？！

海外流亡者中许多人有这么个共同的想法：我若有钱，就如何如何……救贫穷、济苍生，出书办刊物醒芸众……这往好里譬，是亚里士多德的“若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其实，正是做毛意识的延伸沉沦而不自觉。于是他们积极地去寻找皮、依附皮，冀望皮能有慧眼、是伯乐、发慈悲！一旦找不到皮，或是皮不理你的茬，就无所措手足了；全然不会返躬求己，更没有在一开始就想到、去计划自己拼搏。最显明的例子是独立中文笔会向西方基金会筹款的种种情事。一年几万美元的“恩款”折煞了多少著名学者作家教授名人！这似乎是整体知识人的习惯观念、正常思维，也正是全体知识人缺乏或没有独立人格的根本所在。

昨日受命编竣《中国狱中作家文选》，发现两篇文章可为本文佐证。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郭庆海先生出狱不久，参加了笔会在大陆举办的2004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奖会。郭庆海在“独立作家难独立”（《中国狱中作家文选》）一文中感慨曰：

会议的主题依然不能令我心情开朗起来，因为2004年度自由写作奖获奖者章诒和女士的答谢词实质上道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作家们一直面对的艰难处境。章女士说：“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怎样才能独立？如何算是自由呢？我想，恐怕首先是要以经济独立为前提。唯如此，才可做到不依附于任何的体制与权力而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她一语道出了目前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尤其是独立作家们的尴尬处境。

去年身陷囹圄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程翔先生，是新加坡英文《海峡时报》(Straits Times)驻香港记者、中国首席特派员，兼任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法律顾问。他在“我所认识的陈子明”（《中国狱中作家文选》）一文中如是说：

我之所以深深敬佩他们，乃因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政治环境下，敢于走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道路，真正做到“不媚上，不媚下”。

……中共长期以来视知识分子为政权的附属品（毛泽东更把知识分子贬为依附在皮上的毛），这就注定，知识分子难以有“独立人格”。

正是为了能坚定不移地走“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道路，陈子明、王军涛等筹建起全国第一家民办研究所——“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这是中共建国四十年来第一次有人在意识形态领域有组织的“异类”声音。……民办研究所有官方研究所所没有的优势，学者们能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探讨问题，不必按官方的调子来塑造自己的意见，更不必按权力的大小来厘定自己接近真理的距离。这对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一种难得的自由。所以，很多有潜质的知识分子都愿意到这个所工作。在他们的示范作用下，八十年代中以后，北京开始出现一股民办研究所的热潮，如“首都钢铁公司”属下的“法制研究所”、“四通公司研究所”等。

陈子明办研究所的经费究从何来？这是中共安全部早就在“关心”的事。陈子明经常对我说，知识分子要走“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道路，必须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如果躺在“大锅饭”上，就必须看领导人的脸色，揣摩主子的思想倾向，从旁论证领导的意图，这样，则“独立思考、独立人格”从何谈起？他们为了创立民办研究所，就致力于积累自己的经济实力。在办企业方面，陈子明以事实证明自己也是一个出色的企业家。他从创办函授学校开始，只是几年工夫，便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企业集团（包括建立一所函授大学、一间出版社、一个市场及民意调查中心，一家旅游纪念品公司，其后还收购了由当时“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主办的《经济学周报》），并在多个省市设立分部。……据说，在全盛时期单是每月在各地所发的工资就高达二十多万人民币。到“六四事件”后，研究所被充公的现金和设备等财物就多达三百万人民币，……

陈子明等以这个企业集团所创造的财富来支持他们的民办研究所，这是中共惧怕他们的真正原因。这个集团下的函授大学，打破了官方对知识传播的垄断。他的出版社打破了知识分子出书要经过思想警察审查的惯例。他建立的跨越全国多个省市的民意调研网络（中共建国以来第一家民意调查中心），更直接威胁到“党代表了民意”的神话。过去，很多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会发出不同政见，但这只能作为个人的发泄，中共不会怕，因为他们都是吃共产党的“皇粮”，吃皇粮的就要“顺着领导意志走”。陈子明则以办企业来研究，以经济实力来支持“独立人格”。这是他和其它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正是因为他们具有这种能量，中共党内保守力量就视他为一大威胁，在“六四事件”之前，就想办法来整垮他。……在“六四事件”之后，保守派更提出，要严防改革派知识分子经商办企业 ，提出要防止这类人进入“经济领域”。因为他们知道，进入经济领域的知识分子才有真正的力量。他们就是怕有人走陈子明的路，具备独立经济来源后会危害到共产党的思想一统地位。

笔者所以大段引文，是因为陈子明的思想观念行为是先知先觉者，是因为几乎从来没有人注意及此、至少是至今没见知识人就此讨论反省，是因为程翔先生沙里淘金留此见证。万润南先生的“四通”类此，笔者不熟悉。如此陈子明、万润南，却从不见海内外的知识人对其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深入探究，从中淘出闪耀千古的金沙。

无论如何高度评价陈子明的作为，都不为过。陈子明，是五十余年来的的第一声雄鸡啼晓！可惜，被当政者也包括知识人自己扼杀了。如果说，大陆虽然毕竟有了一些变化，经济活动可以在夹缝中扭曲生长，但仍难逃脱如来佛手掌；那么，在海外，孙猴子已经跳出了五指山的掌控，能够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大翻斤斗云，狂舞金箍棒了。

但是，海外陈子明，你在哪里！？海外知识人几乎一直惶惶然若丧家之犬、若乞讨之丐。为什么？难道不是我们的思维路向出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失？知识人真应该深长思之啊！

明唐寅有诗：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流亡西班牙的王策在大陆狱中用铁笔练书法，出狱返回西班牙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在网上打出广告：鬻铁笔字。这是仿效唐伯虎卖画自养。惜乎方法欠妥功力尚浅，没有成功。如果有十个、一百个王策，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努力自养，整体以及个人的成功终会到来的。王策改变方法，经商自养，不到三年，略有小成，衣食无虞，读书写字，开会奔走，再无须求爷告奶，仰人鼻息了。

先师潘怀素先生系国际闻名的音律学专家。49年前奔走政界，类章伯钧梁漱溟，是中共建政最初的三十来位政务院参事之一。七十年代中期笔者从先师处听到许多故事，尤其是流落民间穷极潦倒的奇能异士，学有大成而为衣食生计穷于奔命的学者专家教授的惨况，其中有驰名东南亚的魔术大王、有爱因斯坦的中国学生……令人感慨万千。那时笔者有了养士之念并身体力行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似有小成，然骤遭变故炼狱，万念俱灰，无心做事，钱也随之四散飘零。等醒过来为时已晚了。笔者是一个失败者，几曾衣食无着、三餐不继。此后再经砥砺，想法有了变化，渐悟也可以说是顿悟了养士之念还是脱不出毛泽东一再嘲笑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窠臼。

中国的知识人，应该走另外的路。应该自养自立！89后的再次大流亡，其实提供了一大契机。流亡者大多是青壮年，应该完全可以在经济上自养自立自强自尊自爱然后作许多事。可惜的是观念上习惯上人的惰性上积习难改积重难返，总要、不由自主地要依附、要做毛，而不会想到不愿意自己成皮。

中国古有养士之说。笔者曾深然之。养士、自养，一字之差，却有千万般的不同，未能自养，如何养士？仅只谋生糊口的自养远远不够，立足于成皮的自养，观念上的脱胎换骨，才是真自养，也才能过渡到养士。

依附、被养不甚难，但仅同时要求心态平常平和平淡平衡则就很不容易了，遑论其它。得失之理，千古不易！笔者返躬求己自养。虽非成功者，但可以算不是失败者了。笔者写的文字目前还不多，但每一个字都是自养之余熬出来的，不必看不必考虑任何人的意见脸色，没有断奶断粮的担忧，更绝无嗟来之食的自卑羞惭。返躬自养，从宏观上，有为可能过渡到养士出力的欢欣和鼓舞；从微观上，心境的平和安宁、人格上的独立自主，是自养所付出的大代价的更大更无可替代的自由回报和永远的无价财富！

自养并不很难，为什么未能为流亡者、知识人全体接受、实行且发扬光大形成一套理论呢？这里当然有许多个人方面的原因，但从根上来说，还是观念习惯惰性问题，是文化概念问题。两千年的积习、人固有的惰性，岂是朝夕间说改就能改的。

经商者古称“贾”，从“贝”偏旁，与“贼”字同归一个部首。古人造字有深意。农业社会轻商践商，认为“贾”与“贼”相仿，皆为“财”也。这种轻商践商的观念根深蒂固，至今犹在有形无形地以不同的形式影响着、支配着许多知识人。

需要改弦更辙！知识人，尤其是流亡海外的知识人在如何建立独立人格方面需要有新的思维新的思想，需要学盖茨、索罗斯，学白圭、鲍叔牙、范蠡、鲁肃、卓禺、陈子明、牟其中、孙大午、铁流，需要自己是基金会、是皮！只要全体知识人如此去思考、如此去做，持之以恒，五年十年几十年，小成功、大成功就会涌现。现在海外有零星的人在做，这不够，远远不够。也不能以这些零星人的失败和尚未成功去否定嘲笑这种思维这种思想的错误。需要总体的新思维新思想，需要总体地去做，需要逐渐充实、完善、确立这种新思维新思想。

笔者欣赏春秋时颜斶说齐王。请看《战国策•齐策》中的这一段妙文：

齐宣王见颜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悦。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 亦曰‘王前’，可乎？”斶对曰：“夫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为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贵乎？士贵乎？”对曰：“士贵耳，王者不贵！”王曰：“有说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齐，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是观之，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

当今的士——知识人，大陆的、流亡的，何时能像颜斶一样面对权势？！其以我为主、自由洒脱、浪漫不羁的快意、傲然，千古一人，千古美谈！恕笔者放肆一回了。

笔者在这方面的粗浅想法在七十年代后期已初步形成，限于学识浅薄，至今尚不成熟，但一直固执其路向的正确。拜读了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论士商关系的篇章后，深为其旁征博引的翔实史料和振聋发聩的独到见解叹服和鼓舞。余先生以严谨的考证明确指出知识人自养古已有之古已有成——这是余先生论中国文化最结合现实慧眼独具的见解和贡献，也是对海外流亡者最语重心长意在言外的纶音。愿我知识人、有心人深长思之！

谨以七律一首结束本文。

余英时先生作为美籍人士，为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作存亡继绝、继往开来的工作，成就卓然，彪炳史册，谨以此小诗小文作贺叩谢。

拜读余英时先生《士与中国文化》感赋一律兼贺余先生荣获克鲁格奖 

中华士子还原真，沿用创新知识人。1流亡悟道识犹浅，良贾闳儒意甚珍。2独立何须附皮厚，自由岂赖存毛身。3贺公膺奖嘉言美，仰岳最应取髓神。

1、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欣赏、赞同用“知识人”代“知识分子”之称。2、《士与中国文化》专辟数章论士商关系，引用明人“良贾何负闳儒！”的话曰：“这样傲慢的话是以前的商人连想都不敢的。”余先生在借此说明士商心态的变化，鄙领悟为：实际上这更反映了士商地位的变化和互动的关系。3、毛泽东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嘲笑制伏知识分子。大陆以至流亡海外的知识人从思想到行为，一直未脱此樊篱。

晚学：黄河清敬上2006、11、18于地中海畔

06、12、20改定于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