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附录】 八十年代被删除的部分手稿
七，未来的政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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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是个形容词，泛泛指代过分因而有害的心理动向，人们常用贪婪来指责那些对财物贪得无厌的、过度强烈的占有欲。在实际运用中，贪婪有两层含义：
（一）人们把可能威胁和正在威胁自己的占有愿望的人，叫做贪婪的。
（二）占有欲表现得特别强烈，以致超出常态的人，被叫做贪婪的。
在很多场合下，贪婪并不实指某种行为，而是指一种态度。例如，人们可能认为一个抢劫金库的大盗是侠义的，不贪婪的；但同时却认定某个聚敛小小财富的守财奴是贪婪的。守财奴不舍得吃喝，哪怕这会导致过早的衰亡；而权力欲极大的人则疯狂地揽权，哪怕这会造成众叛亲离──就是贪婪的显例。
贪婪是心理力量的一种滥用，它不仅会恶化人的生存处境，也破坏了占有欲那原始的积极功能。在中外各国的史书上，满记载着暴戾之君横征暴敛而招致的亡国事例。“多行不义必自毙”是每个统治者都通晓的道理，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很少有人能避免滥用权威。因为贪婪的惰性蒙住了他们的眼睛，他们把治国的手段变成了治国的目的；把实现欲望的方法当作欲望本身，以致严重地压制了他人的基本欲望。贪婪的可怕，就在于它将招致可怕的报复。所以聪明而有活力的统治者，都严格地身体力行、实施廉洁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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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心理的动向，就其作为一种欲望而言，被形形色色、交陈错乱的生理压力驱迫着。当一个人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存要求时，无疑会激起心理上的“求索”。许多现代的社会理论都认为：人生来有满足自己基本生理需要的权利（大自然赋予的权利，任何人不得无理剥夺）。但在实际上，相当一批人却无法满足自己起码的生理需要──试问，他们的心里能不感到压制吗？但“理”是很灵巧的。当有人要剥夺一个公民的合法权益时，他就可以把公民说成是“无理的”。这样，无理的剥夺，就根据否定之否定的神圣定律而堂而皇之地成为有理的剥夺了。
苏格拉底如果活在当今世界，恐怕也不能对此无动于衷吧！
风暴，已经临近。
……
如此看来，只有感到了一种压迫，人们才会发生一种爱。只有极度渴望摆脱一种压力──人们才会疯狂地进行一种爱。不论对人的爱，抑或是对事业和权力的爱，还是对上帝和理念的爱──都是如此。爱他人，爱外物，爱理想── 都是从自己需要出发。如果不是从自己的直接功利需要出发，那就是从“爱好”出发，即从一种间接的、尚不确切的需要出发。这就是使理想家有可能比市侩更危险的地方：他的要求是含糊的，很可能大到无边无境、全世界都无法满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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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道德的工具性质，早已贯穿在整个人类生活的画卷中。只要愿意平心静气地观察──就能发现这个公开的奥秘。它之所以还算一个秘密──仅仅是因为那些“美学家”不敢承认它。他们的工作与薪金，都系于“美化人生” 上，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最愿意干的事，就是把人升格为神。
如果一位大征服者不能满怀爱意，允许比他本人更崇高、更持久的建筑物存在的话，试想在他的国度里，除了虚墟和浩劫还能有什么呢？把某人当作唯一偶像去崇拜的地方，只会剩下一片残桓碎瓦──在夕阳中静静懒卧。“恨”所招致的荼毒，常使文明遭受周期性的毁灭。当力量的转换使失败者戴上胜利的桂冠之后，类似的复仇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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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的文化潮流，正开始从另一极摆动──从一元走向新的多元。这种走向，是与中国重新成为世界列国中的一个国家（而不再是个自我封闭的“天下”）这一大形势密切相关的。先秦多元文化合并到秦汉大一统的模式中，曾引起普遍的痉挛和精神的萎缩。现在，是进行一次历史反过程的时候了。只有在新的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新一元文化，才可能恢复活力，使中国文化从根部摆脱积弱不振。
已经到了去全力促成文化精神的根本转捩的时刻了，新的太阳已经开始萌动──它是没有根子的，它是脱离了有形束缚的；它只按照自己的命运行事──就像自然界的太阳那样悬在空中、周流九天、普照万有，超渡各式各样的灵魂，掠去文化明镜上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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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到了剥掉各种圣人强加给文化心灵的压制的时候了。对我们而言，“圣人”不是处在的，而是内在的。“圣人”，不是一具遗体或他的遗教，而是活跃在我们每一个人血液中的力量。“圣人”是无形迹的，但又无所不在。他与我们共生。天生“圣人”，是为了超渡人类，而不是让活人做“圣人”遗体、遗道的殉葬品。
就此而言，基督教的“圣灵”观念比儒道两家关于“圣人”的观念更优越：
（一）它反对具象的崇拜；
（二）抽象的“灵”比实体的“人”更少错误；
（三）“灵”能激起更广泛的心理共鸣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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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由“天命”而显现。用现代观念说，则是群体欲力的复杂呈现。是各种力量均衡而后的映象。其复杂的程度，已经到了非由特选的个体而不能呈现的地步。因此，普遍的“天命”的微妙之处，恰恰在于它的特选的个体性。然后再从自然的个体性中，抽象出人为的“普遍性质”。
人类感应中的天命，从此扮演着普遍而又不可违拗的角色。这构成了群体的一项固定信仰。心理的特点之一就是除非相信某项心念是？真的？，否则，便不愿接受他的指导。于是弊端继之而来？既然行使过拯救使命的“真的”是真的──他怎会又突然成为该被舍弃的“假的”呢？于是种种思辨缘此而生。重重阻力缘此而设。如果拓开群体心理的局促，而纵观事实的世界，就会看到另一种景观 ──有用的，因而迅速普及了的天命，原先是属于某些特异个体的。没有这些个体曾经巧遇的具体波折甚至“意外事件”──天命则只能悬空而不能落实。天命具象化──永远在要仰仗着“偶然中的偶然”：天才。大自然的天恩，文化史的机会，是通过个体对群体的影响（然后才是群体对个体的选择），展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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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化世界所仰观的天命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取决于这些个体的特质以及与其他特质之间的交流。天命并不是闭锁在古代瓶中的一匹恶魔，而是潜移默化、生动灵巧地在每一个文化心灵的田野上，悄然流过的一朵多棱的晶体！要想一次性地捕捉它、表述它、弘扬它，是不可能的。否则，天命就是可以限量的瞬息之物了。
只有天才竭尽其明敏的眼光，才能在瞬间抓住天命：抓住瞬间的天命表象，而不是永恒的天命本体──并把它的片断，断断续续地传递给群体。在传递过程中，走样、变态是连续发生着的……离开震源越是遥远，震波也就越是微弱。但震动毕竟带来了世界的变化。到于震动的本身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却是无从把握的。
如此看来，“意外事件”对大人格的形成，以及通过“形成人格” 而施诸心灵历史的影响，到底有多么深刻──这既是常人难以揣度，也使预言家们的预言一再落空而受到事实的无情嘲笑！面对这一困境，经学家们争辩说：“偶然性体现必然性（宿命），必然性呈现为偶然性……”；然而，此间的模糊之处使该论断成为虚无。必然与偶然，二者的“界限”应该划在哪里？没有界限的定义，是浑沌与虚无的伴生物。面对找不出端绪的精神之结──聪明的人“存而不论”；谨慎的人“敬而远之”；但急于行动的人却强作解人。他并不真解。但为要他人建立起对他的信仰，信他在解，信他能解。但解开精神症结的智性行为本身，从来也没有达到它预期的目的。其实际功能，无一例外地是促成了一种意志的活动，一种仅仅是缓解了群体精神悬念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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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必然性”与“听由天命”同质，那就是有害的。因为这世界不是属于主体的世界，只是主体所观照的世界：真的“必然”即便有，也是超越于人的必然。
必然性、完整性、固定性、真确性──与天命无缘。因为它们借用了科学，但又不是科学所能证明的；它们像是蝙蝠，既要参加鸟类的聚会，又要贪食走兽的乳汁。
叔本华式（也就是佛教式）的意志绝对主义，也像一切绝对主义那样贫弱。因为他忽略了，意志和迄今为止被各种哲学家奉为“第一性”的各色本原（如“颜色是视象的本原”之唯物主义论调，或“颜色是感觉的复合”之经验论调）一样，都只是派生之物，而非自在之体。意志的根是什么？本能的根又是什么？这位和尚般的哲学家没有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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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问题，也许最终还是要到宇宙论中去寻找答案，这一答案早在古代的星相学那里就被揭示了出来。叔本华的智慧吸纳了佛佗之旨，却未看到满天星云，陋哉！
如此看来，“净土”的观念，实在起源于一个奇特的错误，并囿于理智至上的偏执。全方位地看，净土观念是意欲摆脱生活苦难的超验性宣言。但有时，它竟达到了戕害生命的可怕程度。试想，若是苍茫大地干干净净，无际天穹澄彻空灵──它们还能产生生命吗！它们还能抚育生命吗！若是生命玲珑剔透，一尘不染──他还能抵御宇宙间的尘暴与压力吗！他能有效地忍饥耐寒吗！随机地活动、绵长地繁衍──也将不再属于他！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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