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色海第二卷
南方赤色——夏天的书
荒漠甘泉——文化本体论
（1981－1983年）
【附录】 八十年代被删除的部分手稿
九，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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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了本位文化的国家，就意味着丧失了自己的国魂与意志。一个国家若是屈从于别国的文化，则无异变成了精神上的亡国奴。国家的形式犹存，国家的灵魂业已失落。没有灵魂的身体岂能长存？岂能逃辟了速朽的厄运？没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国家，犹如行尸走肉。当一个国家把自己赖以奠基的文化从目的贬为工具，并把自己由工具升格为目的（这是最大规模的主仆易位）时，它就会为了物质的利润而抛弃了精神的准则，这个国家正在沉沦。它将从生命的台榭上跌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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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进而预卜它的发展前景──请从它的文化形态入手。预测者可以从这个国家对各种文化（包括自己的文化与他人的文化两大范畴）的态度及由此形成的具体关系上，着眼体察：
（一）是否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精神？是否准备为保卫这一生命所系的文化而战斗、乃至牺牲？
（二）是真的愿为其文化的理想献身，还是仅仅利用文化的说辞口号去促进统治阶级的特权利益或满足于一般群众的物质奢求？
（三）它所扳依的文化，是否具有无愧于其他文化的内质及效率？是否切合本民族的生存需要？它对该文化的信任是否足以胜任历史的暗礁丛对它的严峻考验？
（四）它所反对的异己文化，是否真的不合所需？进一步，又在哪些地方有损于本民族生命力？对此，这个民族是否已经达成足够的体验与认识？
这些体察的答案──决定并预示了这个国家的浮沉之运。肯定性的答案，表明这个实体还在上升；否定性的答案，则预示着正在沉沦的“巴比伦命运”正降临在它不幸的头上。、或许通过大批“仁人志士”的力挽狂澜，还能扭转天机？但真的沉沦，是伴随着志者的毁灭一同来到的。“力挽狂澜”的难以成功，其症结亦在于此。故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获得了永恒性的价值。它于此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悲剧美学的原则”，以其貌似平淡的范式，吐露了生命含蕴的极浓烈的主体力量。但面对真正的“不可为”，又岂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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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文化的多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藩镇势力的存在。这我们只要读一读韩愈写的《送董邵南序》就很清楚了：藩镇成了文化的庇护所。藩镇势力过于强大和活跃，诚然会引起“安史之乱”那样的社会动荡与大规模战争；但过度的中央集权，又岂能逃避象明代那样黑暗的太监政治？一元专制，很容易招来类似宋的分裂、蒙古与后金的异族统治那样的社会倒退。这只是个时间问题。只有适中的、稳定的地方势力的存在，方能为官僚机构无力吸收文化力量提供一些稍为宽阔的生存空间，得以施展文化之渊。《周易·乾卦》所谓“或跃在渊，无咎，”就其文化史的启示言，正可谓指此缝隙。而堵塞渊池缝隙，禁止鱼跃，后患之大，难以言说。
文化的政治，对比非文化的政治、反文化的政治，是一大进步，而文化政治又是社会民主最坚实的基础之一。无文化，则无民主。无对立，则无生机。没有多头的社会组织，民族的活力从哪里来？
“文化的政治”、“文化的国家”──是新世纪即将破晓的标志。但是这绝不等于说新世纪将受到文化宿命论的统治。文化的宿命论，视文化为“人的宗主”，从而把人生推上了文化的祭坛。这是任何有活力的心所不能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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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各社会集团之间，若能保持一种有活力的、互竞的平衡，国家就兴盛。平衡一旦破坏，国家结构就趋于瓦解。处于两极中间状态的，是某个社会集团在国家生活中占有绝对权力的支配地位──国家生活就趋于单调与沉寂；国家的命运就衰微了。
社会集团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压力集团”，这是就它对外的关系而言。英国人最了解这一点。为了反对希特勒的崛起，他们推举了一向不受欢迎的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年）做了首相，并在反纳粹的战争中授予他极大的权力。但战争一结束，这位战争英雄就在大选中被赶下了台──以防这位胜利者和“大救星”乘机用集团利益代替国家利益。由于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从而杜绝了某个领袖以自己的个人意志强加给全社会的危险。这一危险，通常还以“替天行道”以为宣传。社会的平衡发展之路，因而得以维持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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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决不是一纸空文所能规定的。更不是一纸法律条文所能保障的。必须有强大的自治势力为其后盾，方能信其然。如英格兰《大宪章》在十四世纪时的诞生，就是表达了中小贵族的自治意识，和要求限制王权过度扩张、防止其转为专制的危险。《大宪章》之所以能构成英国代议政体的开端，决不是因为它曾经被写下，而是因为不断有坚决要求自治的力量起而用生命保卫它。并以鲜血发展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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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宿命论时时刻刻占据着程式化的头脑。它以当时而无视历史，以多曲而否定通衢，以人造之物（如经济生产力）去论断人性与人格。文化宿命论，还认定文化受着人所能认识并把握的必然性力量（除了在神话的语言中，这个命题是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律背反）的指使，这样或那样，不这样或不那样地……只能按照单线条地发展着。文化宿命论还以特定的独断的断言：一个时代的文化特征与特定的人格、个性，根本无缘。它荒谬地断言，人格、个性虽是文化的创造者，却是冷酷的经济力量手中的傀垒。这种非人的异化力量据说有着无限的审能，它能随意地泡制个性、造作文化奇迹、生产“精神产品”──就像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成批成量地生产货物一样。文化宿命论还出奇地假定：如果某个文化天才、精神巨人不幸夭折；那么定会另有一个类似的天才、巨人横空出世，填补他所遗留的文化真空、精神空白，创造出与夭折者可能创造的极为相似的文化业迹──因为，那决定一切文化特征、精神风格的经济力量，要求这样！
文化宿命论是机器时代的人类卑琐心理的一种分泌物。人在机器的压力下，感到了自己的卑微。所以，他便象原始人崇拜控制着自己命脉的恶魔（拜物教）那样，崇拜起机器和机器的力量来。在哲学上，他学会了把对神能的依附心理，转移到了对机器能力（生产力）的依附上。进而把人的精神活力贬低到了机器能力的附庸位置。研究机器之力的科学，取代了研究恶魔之力的神学。现代人和原始人在这一点取得了异乎寻常的共同意见：忘了恶魔之力与机器之力仅是人的智慧之力的派生物。贬低了智慧之力的机器文明，等于堵塞了自己的活泉，从此走上了僵化与衰竭的自戕之途。
文化宿命论，是文化的桎梏。它为文化的动态发展预先划定了一条条“不可逾越”的静态鸿沟。敢于逾越这些钦定界限的探险者，会因此获罪，被打成大逆不道的文化歹徒。因为这些“犯罪分子”的精神跋涉，都是“未经批准” 的！──哥伦布的远航美洲之所以合法，是因为事先得到了西班牙与卡斯提尔国王“经济力量”的赞助和批准！但这并不等于那个“经济力量”后来会因此而轻轻放过他。没有哥伦布其人，也会有同一个人在同一天（至少是同一个时期）去美洲探险！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力量这样要求。──文化宿命论者们几乎这样宣说。他们这样说了，真正有活力的文化也就完结了。这一完结，说明了人格对历史的巨大作用力。
并不需要很高的智能，就能察觉这类理论的虚幻性。因为它把人的历史幻化成一条条由机器的科学、传送带的逻辑、电脑的语言等系列的锁链的组构成的规律了。一切都是被安排好了的──不过唱主角的变了，由上帝变成了“生产”。由于经济力量成了压制文化最方便的藉口，因此，经济力量便需要集中起来，统一使用。以便从根本上遏止文化创造可能造成的社会变革。──这种观念本身才是需要加以变革的！
这种狭隘、瘦削、以致到了刻板干瘪程度的假定，使因果律在无形中被倒置了过来：过去的，现在的以及将来势必出现的文化天才与精神巨匠，已从实际上的创造者，变成了假想中的“谋杀者”。既然天才与巨人的出现成了经济力量的被动结果，因此，创造源不再是新颖的人格、奇特的个性；而是那个没有人格、抹煞个性的非人力量。这样一来，一些天才、巨人的出现，反倒在理论上阻遏了另一些天才、巨人的崭露头角。甚至从根本上堵死了这些潜在的创造源的出现。因为一定度数的经济力量只能允许一定数额的创造者出现。所以，这些创造者就夺走了那些创造者的机遇和地盘。以致从根本上“谋杀”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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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不甘岑寂的声音，迫切要求从文化宿命论的阴影下，有效地解放中国民族的创造精灵。为此历史的转折，必须真正肯定突变现象所揭示的个体化原则。至于伟大的人格和新颖的个性如何催化出新社会、新历史、新文化的具体机制──我们今日又何须断言？也许后学之士有兴趣皓首穷经于这类断言的种种证明，但对正孕育着重大活动（因其受压而急于寻找出道口）的当代，不去断言，较之武断地断言──更近乎真实。不急于断言效果，是对创造精神的宽容。
对中国文化再度崛起抱有信心的人们，是采取充满青春气息的宽容态度的时候了！正如现代的活人不再象原始社会的祖先那样去充当死人的殉葬品；不预定畛域、禁忌的创造精神，也不应再去充当文化宿命论的殉葬品了。
Xie,Xuanjun：the Kingly Way（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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