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读者冼岩来稿：上月《南方周末》刊发了国内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刘军宁先生的《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文，倡导“借助文艺的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在网络舆论和思想界引发热烈回应。其实，自由派的心思大家都明白：不管他们嘴里说的是什么，心中想要的东西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制度转型。刘军宁呼吁文艺复兴，显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再怎么宛转迂回，锋刃所指，始终还是“主导性的政治法律制度”。自由主义本有多种源流，但在国内语境下，都成了制度论者，将变革制度视为最迫切的需要，最核心的诉求。这不奇怪，按照自由主义的话语逻辑，在秩序完备的条件下，自由的最大敌人是政府权力。何况中国政府的权力是如此之大，个人自由在其面前不但渺小，而且赤裸，不能不瑟瑟发抖。
自由派的诉求可以理解，关键是其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大？笔者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段内，自由派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力量对比太悬殊。一方拥有强大的政权机器，控制了最重要的经济资源，而且保守制度现状的意志坚定；另一方有的只是思想与话语，或许还获得一些经济上隐隐约约的支持。思想的尴尬在于，当传播被严格控制时，批判的武器就成了精致玩具，只能摆在书斋里供少数人赏玩。这就是自由派出手迂回的原因，但再怎么迂回，也难以撼动体制的核心，因为他们的对手不但强大，意志坚定，而且经验丰富。
在此有必要解释一下，笔者不久前在《俞可平为胡锦涛解套》一文中，曾猜测17大有可能启动有限的政治改革。但进一步的考察表明，上述判断似乎过于“乐观”，因为笔者找不出执政集团需要在近期内启动政治改革的理由。对当政者来说，当前形势一派大好，到处莺歌燕舞。经济虽有隐忧，但高速增长的势头一直不减；被海内外媒体高度关注的群体性事件，对当局来说其实只是藓疥小疾，不可能撼动其执政地位；虽然腐败一直在蔓延、在扩张，但反腐工作也不断“取得重大胜利”，这至少说明执政集团还具有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的能力。总而言之，今日中国只有远忧，尚无近患。在这种“盛世繁华”尚可维持，甚至有可能持续相当长时间的情况下，任期不过区区几年的执政集团，又有什么必要启动前景莫测的政治改革呢？——虽然在执政集团之外，海内外确实都有不少人在等着米下锅。温家宝在早几年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的一段答问很能说明问题，当有记者问及对六四的评价时，温语重心长地劝他们不要纠缠于这些可能引发纷争的问题，称现在是中国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全国上下应该埋头工作，聚精会神抓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温并且深情展望道：只要中国能够再这样发展个10年、20年，国家会是什么样子？——笔者认为，温总理的这番话并非作秀，而是真实想法，而且也代表了执政集团内的主流意见：与其把未来交给对政治秩序具有颠覆性、前途难料的政改，不如相信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财富效应；毕竟，这种效应是近30年社会能够稳定的主要支撑力量，而政治转型却导致了令执政集团和大多数国人都难以接受的苏联剧变。
制度转型没戏，并不意味着自由派在中国就无所作为。事实上，他们已经干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那就是“征服人心”。迄今为止，自由主义主导中国知识界已有十多年之久，不认同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知识分子已十分罕见。这既得力于自由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批判性、针对性及其解释力，也得益于西方国家的成功示范。正因为如此，对自由派来说，不但“文艺复兴”时期早已越过，“启蒙运动”也已大功告成，现在是时候该把思想舞台让出来一点给别的参演者了。
抽象地说“大国崛起”和“文艺复兴”，没有人会不赞成。大家都是中国人，无不乐见中国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强大。问题在于具体是什么样的“崛起”，什么东西的“复兴”？这才是分歧所在，不同的答案，将导致不同的内部分配格局与力量对比。关于“大国崛起”，笔者在《大国崛起之忧思》中谈了7个要素，在此且不赘述，只说“文艺复兴”。笔者认为，新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在精神价值上应该是兼容多元的，既包括自由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还包括传统文化。只有兼容，才可能孕育繁荣。为了兼容，每一种文化要素都只能取其温和，取其能够与其它要素相容的部分，自觉远离极端。因为极端必然排斥异己，堵塞兼容，扼杀繁荣。
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真正只是倡导“文艺复兴”、“建立新思想和新文化”，那么对象就不可能是自由主义。你已经是知识界主流了，还要“复兴”到什么程度？难道真的想复制到每个中国人的脑子里，“渗透到大众文化中并成为主流价值观”？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影响所及主要也是知识界，何况历来有着言论控制传统的中国？自由派的设想很美妙，如果自由主义对人心的“征服”能够由知识精英扩大到民众，全社会的力量对比立马可以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算盘虽好，却难以付诸实施，因为执政党的天下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它不可能不防着被人“取而代之”。近期中国政府禁止了8本书的出版发行，或许就是一个明确信号。何况，自由主义在过去一个世纪内在中国只赢得知识精英而未赢得民众，其原因也不只是它仅仅诉诸学术而不借助艺术、只面向精英而不面向民众，而是它与需求还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民众的切身洞察及其需要有着一定距离。
刘军宁在文中大谈特谈“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并将此作为“文艺复兴成功的标准”。不客气说，这是典型的食书不化、食古不化；或者说是急于洋为中用而生搬硬套。中国改革30年所遵循的，正是“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的逻辑，时至今日，这种价值在中国人的精神血液中已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中国已经历了市场经济、商业大潮的洗涤，与刚走出中世纪时的欧洲不可同日而语。要使个人沦为某种集体的附属品，仅靠政治强权是不够的，还需要对观念施以镣铐，即主要依靠御用宗教或意识形态理论对人心的控制。欧洲的“复兴”之所以从“文艺”开始，就是需要打破这种观念的镣铐。但中国人的观念镣铐早已被市场化改革打破，早在邓小平时代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即已被束之高阁，其效应比之当年欧洲的神权落地有过之而无不及，哪里还用得着什么“对个人的发现和确立个体价值”的文艺复兴？今天还有多少中国人会主动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如果不是从上到下的强制性规范，还有多少人的行为会遵循集体主义原则？因此，今日在中国还倡导“以个人为本位的价值观”，无异于火上浇油。就精神价值的目标定位而言，人均资源匮乏的中国，也应与人均资源丰裕的欧美有所不同。在人口、资源等刚性约束下，中国不得不相对较多地强调集体主义，较少放任个人主义。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向资源条件具有可比性的日本看齐，而不是盲目与欧美攀比。以此为标准，今日中国在精神价值上应该“复兴”的，恰恰是一定程度的集体主义，而非个人主义。
所以，“文艺复兴”没自由派什么事，他们需要做的，就只是搬个椅子坐在旁边看看。自由主义需要“复兴”的，是政治而非“文艺”，即如何以其思想优势来影响政治运作。思想界的另一主角新左派也处境尴尬，改革的逻辑就是反社会主义的逻辑，30年反社会主义的结果是使社会主义的命题在中国成了真问题，社会主义在中国具有了迫切需要，于是新左派乃于近期声势大张。问题是新左派与老左派在思想脉络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老左派的理论资源由于与现实进程南辕北辙，不但在知识界，即使在民间也早已经信用扫地。如果新左派不能与老左派划清界限，不能将自己改造成一种对新左派、对社会现状具有批判力的理论，它就难以在当代中国发展、壮大；而一旦它试图这么做，又可能遭到当局比对自由派更严苛的打压。因为自由派想改变的，只是制度，当面对压力时，他们可以迂回、等待；而社会主义的批判直指现行政策，与官方的冲突更无回旋余地。不破解这一精神与现实的两难，新左派就走不出困境，只能止于边缘。
剩下来真正能够在这场“文艺复兴”中唱主角的，是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也符合对“文艺复兴”一词的正解。既然是“复兴”，对象当然是古已有之，不可能是西方舶来。至于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还是要回归古之正统，或诠释新义，只要言之成理，笔者认为都可以并行不悖。作为“文艺复兴”的主角，传统文化本身就应该有海纳百川之度量。
这种传统文化，百年来历经摧残，已经所剩无多，急须涵养、培植。幸运的是，传统文化在“与国际接轨”多年的知识界虽势力微薄，但在民间却因血脉相连的关系还有着广泛、深厚的认同基础。所谓“文艺复兴”，不是要让传统文化一强独大、君临天下，而是要扶弱衡强，使曾经有过数千年辉煌的传统文化能够再次壮大，与自由派、新左派鼎足而三，共铸新世纪中华文明之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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